“西風吹渭水，落日滿長安。”美成以之入詞，白仁甫以之入曲，此借古人之境界為我之境界者也。然非自有境界，古人亦不為我用。

借詩句入詞、曲，是詞、曲作者經常使用的手段，本來，詩、詞、曲三者之間就存在著許多相似的藝術特點，在三種體裁的文學都獲得發展以后，不少作者往往既是詩人，又是詞人和曲家，這就使詩、詞、曲的融會更加容易發生。王國維在以上這條評語中，對這一普遍存在的借詩句入詞、曲現象做了饒有新意的解釋。

晚唐詩人賈島《憶江上吳處士》五律：“閩國揚帆去，蟾蜍虧復圓。秋風吹渭水，落葉滿長安。此地聚會夕，當時雷雨寒。蘭橈殊未返，消息海云端。”寫友人離開長安，入閩未返，詩人對他的關心和思念。“此地”二句，回憶二人告別之夜聚會的情景，“雷雨寒”表明時在初春。“蟾蜍虧復圓”，因為詩歌是寫在深秋，所以這句是說，他們分手已經八九個月。本來這首詩算不上優秀，然而由于“秋風吹渭水，落葉滿長安”十字境域開闊，景色蒼涼，將離別的愁緒作了充分渲染，成為名句，整首詩歌也因此出了名。王國維認為“秋風”兩句好在有境界。什么是境界呢?他在《人間詞話》“初刊稿”第六條說：“境非獨謂景物也，喜怒哀樂，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寫真景物、真感情者，謂之有境界，否則謂之無境界。”賈島“秋風”兩句好就好在寫出了“真景物、真感情”。

后來，周邦彥將這兩句詩融進《齊天樂·秋思》詞：“綠蕪凋盡臺城路，殊鄉又逢秋晚。暮雨生寒，鳴蛩勸織，深閣時聞裁剪。云窗靜掩。嘆重拂羅裀，頓疏花簟。尚有綀囊，露螢清夜照書卷。荊江留滯最久，故人相望處，離思何限?渭水西風，長安亂葉，空憶詩情宛轉。憑高眺遠。正玉液新篘，蟹螯初薦。醉倒山翁，但愁斜照斂。”上闋寫晚秋暮雨時節，身在異鄉，情思重重，不由慵懶無聊，無奈而依靠讀書打發時光。下闋專在“離思”上傳遞心曲，一在荊江，一在長安(可能只是借用地名，未必實指其地)，兩地人雖然情深，卻徒成“空憶”。新釀的酒、鮮美的蟹螯，能愉快口味，可是，充滿離愁別緒的心，卻怎么也活潑不起來。整首詞將離愁的壓迫表現得非常沉重，“渭水西風，長安亂葉”兩句，恰能寫出哀愁在詞人心中彌漫膨脹的狀態。

元代著名戲曲家白樸在他的散曲《雙調德生樂·秋》及雜劇《梧桐雨》第二折《普天樂》，也分別將賈島這兩句詩融化進來。王國維《人間詞話》“初刊稿”第六四條提到：“白仁甫《秋夜梧桐雨》劇，奇思壯采，為元曲冠冕。其詞干枯質實，但有稼軒之貌，而神理索然。”(引文據手稿本)則他這條評語中說的可能是指《梧桐雨》，所以這里只舉后者的例子：“恨無窮，愁無限。爭奈倉卒之際，避不得驀嶺登山。鑾駕遷，成都盼。更那堪浐水西飛雁，一聲聲送上雕鞍。傷心故園，西風渭水，落日長安。”此曲唱出唐玄宗因安史之亂，倉皇避難成都時心中的愁意恨緒，他從特定的遭遇出發，借用賈島成語，部分轉變了詩人的原意，由友人分別之愁，變成抒發對江山和故園的感傷。王國維引賈島詩句，“秋”作“西”，“葉”作“日”，可能也是受到了白樸《梧桐雨》的影響。

王國維不僅指出周邦彥、白樸借用賈島詩歌的境界為詞、曲的境界，而且還更加深入一步指出，周、白之所以能夠成功地借用古人境界，其根本原因是由于他們“自有境界”，沒有這個根本的條件，借古人境界就不可能實現，創作也不會成功。我們對《人間詞話》的表達方式，要特別注意作者有時使用“然”字，意思在于提示，“然”后面的話才是作者最有心得、最重要的意見。如《人間詞話》“初刊稿”第二條“有造境，有寫境，此理想與寫實二派之所由分。然二者頗難分別，因大詩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寫之境亦必鄰于理想故也”。文學分理想、寫實二派，這在西方文學理論中是比較普遍的一種知識，王國維早就接受了西方文學的影響，所以了解這一點，將它介紹到中國來。但是這一點并不是王國維本人的創造，所以也不是他個人提出的主張。在這條評語中，他自己最有心得、也最重要的見解是“然”字后面的話，即提出“造境”和“寫景”、“理想”和“寫實”二者往往融為一體，“頗難分別”，從而對西方的文學主張提出了某種糾匡，這才是王國維本人的理論創造。所以《人間詞話》手稿中，作者對這條詞話“大詩人”至“鄰于理想故也”的文字，加添了圈號，提示要點所在。又比如“初刊稿”第五條：“自然中之物互相關系，互相限制。然其寫之于文學及美術中也，必遺其關系限制之處。故雖寫實家亦理想家也。……故雖理想家亦寫實家也。”他此處突出強調的也是“然”字后面的話，即主張文學及美術必須遺棄和沖破自然物互相的關系和限制，作者應該既是寫實家，又是理想家。又如“未刊稿”第五十條：“詩人視一切外物，皆游戲之材料也。然其游戲，則以熱心為之，故詼諧與嚴重二性質，亦不可缺一也。”引入西方“游戲說”來解釋寫詩等文學創作活動的展開，可是他真正強調的是“然”字后面的要求，即文學既要“詼諧”，又要“嚴重”，突出寓嚴肅于游戲的見解，這也代表了他對西方“游戲說”個人的理解。在本條評語中，王國維重點不在于肯定詩人、詞人、曲家互相可以借用境界，而在于指出，借用者自己有境界，才能從被借用的他人作品中得到境界，如果“我”沒有境界，“古人亦不為我用”。這是一個非常有意義的觀點，作者在創作中首先應當自問： 我自己的胸襟大不大，感情真不真，攝入作品的景物切實不切實，然后再看需不需要借用古人成語，合適的才借用，不合適還是放棄為妙，否則，小船載不動大寶藏，只會自慚形穢，淪落為“偷句”。此外，從接受美學的角度讀王國維這段話，它實際上指出，唯接受者“有”此物，才能從對方接受相關物，前人作品中的“境界”只對“有境界”的讀者開放。這對于文學創作中的改舊編新、古為今用，以及研究接受學說，都有啟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