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文學與社會文化·清代刻書、藏書與文學·私家藏書興盛與文學典籍的整理出版·清人對編刻本朝人詩文集的重視

王紹曾主編《清史稿藝文志補遺》，是為補充《清史稿藝文志》的缺失，此書所收別集類14 232部，48 914卷，不分卷1218部，數量之多，遠遠超過清前各代。張之洞編《書目答問》時曾說“國朝人集派別太多”，“近人詩文選本太多”^①。張舜徽先生也說過“清人文集夥矣”^①。確實如此，要比較準確地說明清人所刻所印詩文集有多少，是有一定困難的。清人重視文集之編印，大致有自編與親友學人代編和書坊編印等幾種方式。自編是希望表達一個愿望，即“存文”。封建社會里，作為最可炫耀于社會的，一是德行，二是文章，故出于保存文獻的目的，作者往往自己編印詩文集。作者后人及門生故吏同樣也著力編印詩文集，這是因為編印先人文集，是最好的紀念方式，只有文字才能紹述家學，發(fā)揚風格或派別主張，流布千古。至于坊間書商，更多的是從營利的觀點，不斷視社會需要而編輯，翻刻，重印。這樣，使清人文集越積越多，其中優(yōu)劣雜陳，良莠不齊。現(xiàn)在，我們可以看到清人刻印的文集，包含時間長，數量龐大，體例多樣，是一種普遍現(xiàn)象。而某種家族為光耀門庭，留傳后世，精刻精印的家刻本也屢見不鮮。如當時流行一種手書上版之文集，就是很有價值的，如汪琬所作《堯峰文鈔》50卷、陳廷敬《午亭文編》50卷都是請林佶寫刻本，因汪琬、陳廷敬是名家，加上林佶手寫，這種刻本是精刻本，經常被當作清代刻本的代表。黃裳說這種寫刻有些是作者自寫，有些是請高手書寫，他指出像惠周惕的《研溪先生詩集》，每卷后有“小門生王薛岐謹錄”一行，書法之精，殊不下于林佶。又有文字學家張劭，手寫其父張致中的《符山堂詩》^②。這些集子一直為人們所重視。琉璃廠書肆“以京刻本(亦稱寫刻本也)最獲利。所謂京刻本者，即乾嘉人寫刻唐宋人詩文鈔及《六朝文絜》等類，又如繆刻《李太白集》等書，動需數十元”^③。總之，清代刻本抄本，數量最多者當推個人別集和市場需要量大的總集。

注釋

① 張之洞、范希曾《書目答向補正·集部》,中華書局1963年影印本。① 張舜徽《清人文集別錄》自序,中華書局1963年版。② 黃裳《榆下雜說·清刻之美》第72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③ 張涵鏡《琉璃廠沿革考》,載孫殿起《琉璃廠小志》第14頁,北京出版社196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