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調自以周、柳、蘇、辛為最工。美成《浪淘沙慢》二詞，精壯頓挫，已開北曲之先聲。若屯田之《八聲甘州》，玉局之《水調歌頭》(中秋寄子由)，則佇興之作，格高千古，不能以常詞論也。

讀王國維這條論述有關長調的詞話，應當聯系他在《人間詞話》“初刊稿”第五九條對詞的體制的基本看法，所以先略作介紹。他在那條詞話，首先說近體詩中，絕句最尊，律詩次之，排律最下，因為排律“于寄興言情，兩無所當。”接著他將詞的體制與詩歌作了比擬，說：“詞中小令如絕句，長調似律詩，若長調之《百字令》、《沁園春》等，則近于排律矣?！彼撛~推崇李煜，揚唐五代北宋，貶南宋以降，他自己填詞多為小令，都與他對詞體的這種認識相一致。不過，一個批評家也應當擺脫對自己創作經驗的執著和迷戀，去無私地關懷眾多的文學體制、風格、流派，肯定各種不同的寫作手法，容納異己的色彩。王國維詞學批評有時顯得比較偏頗，與他過于偏倚自己的填詞經驗有一定關系，如他對小令與長調的取舍即與他填詞偏好有關。詞的體制由小令漸次而至長調(早期民間詞短篇居多，但是也有長篇，數量相對較少)，對于這一變化，王國維的說法是一家之言，多數詞論家則將這看作是詞體的發展和進步，對此持肯定的態度。

王國維總體上是褒小令，貶長調，但又并非一概排斥長調詞人及其作品，在本條詞話中，他給擅長寫長調的周邦彥、柳永、蘇軾、辛棄疾，以及他們的長調代表作，如周邦彥《浪淘沙慢》、柳永《八聲甘州》(“對瀟瀟暮雨灑江天”)、蘇軾《水調歌頭》(中秋寄子由)，都打了高分。此外，他對蘇軾《水龍吟》(次韻章質夫楊花詞)、史達祖《雙雙燕》(詠燕)、辛棄疾《木蘭花慢》(“可憐今夕月”)、《賀新郎》(別茂嘉十二弟)等長調也作了充分肯定(分別見《人間詞話》“初刊稿”第三七條、第三八條、第四七條，“未刊稿”第十八條)。王國維在本條評語中，特為指出，周邦彥《浪淘沙慢》具有啟開北曲“先聲”之重要意義，柳永《八聲甘州》、蘇軾《水調歌頭》“格高千古，不能以常詞論”，這些都在某種程度上限制了他自己所斷言的長調“近于排律”，“于寄興言情，兩無所當”的適應范圍。

詞話中提到的《八聲甘州》、《水調歌頭》二詞，已經廣為讀者知曉，不用再多談。想說一說周邦彥的二首《浪淘沙慢》。《浪淘沙》原來是小令，后人給予改造，便成了長調慢詞《浪淘沙慢》。周邦彥這二首詞寫得都很優秀，萬樹稱贊“為千古絕調”(《詞律》)。第一首：“晝陰重，露凋岸草，霧隱重堞。南陌脂車待發，東門帳飲乍闋。正拂面、垂楊堪攬結。掩紅淚、玉手親折。念漢浦離鴻去何許，經時信音絕。情切。望中地遠天闊。向露冷風清、無人處，耿耿寒漏咽。嗟萬事難忘，唯是輕別。翠尊未竭。憑斷云留取，西樓殘月。羅帶光銷紋衾疊。連環解，舊香頓歇。怨歌永，瓊壺敲盡缺。恨春去，不與人期，弄夜色，空余滿地梨花雪。”周邦彥充分利用長調寬裕的體制特點，淋漓表達自己豐富的感情波瀾起伏。上闋寫離別，由近而遠，下闋寫思念，由“望”轉“恨”。詞人極善組織結構，盡顯駕馭長篇的才能，使敘述、抒情、狀景，歷歷分明，又高度協調，將離別人心頭的苦楚滴滴寫出，酣暢宛轉。第二首“萬葉戰，秋聲露結，雁度砂磧”。結構仿佛第一首，宏整有序。這里就不再引錄，也不再分析了。金元諸宮調和雜劇套曲作者，在敘述、抒情和鋪排物色方面，與此詞仿佛相似，而更加酣暢，將二詞與《西廂記》寫長亭送別稍作對照，就不難發現兩者的敘述在渲染、排比，以及語言流轉等方面，存在許多共同的藝術特點。王國維以為周邦彥此詞“已開北曲之先聲”，這種閱讀經驗是很有啟發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