叔本華曰:“抒情詩，少年之作也，敘事詩及戲曲，壯年之作也。”余謂:抒情詩，國民幼稚時代之作，敘事詩(按原誤作“時”)，國民盛壯時代之作也。故曲則古不如今(元曲誠多天籟，然其思想之陋劣，布置之粗笨，千篇一律，令人噴飯，至本朝之《桃花扇》、《長生殿》諸傳奇，則進矣)，詞則今不如古。蓋一則以布局為主，一則須佇興而成故也。

叔本華將藝術分成四大類： 建筑藝術、造型藝術、文學、音樂，他認為音樂是意志的直接寫照，在藝術中級別最高，文學以文字為媒介傳遞抽象概念，其級別高于直接訴諸可視形象的建筑和造型藝術，卻低于音樂。對于文學藝術的各種門類，叔本華認為，詩歌是以主觀成分為主，長篇小說、史詩、戲劇是以客觀成分為主。他特別重視史詩、戲劇，尤其是悲劇。他說：“所以少年人僅僅只適合于作抒情詩，并且要到成年人才適于寫戲劇。至于老年人，最多只能想象他們是史詩的作家，如奧西安、荷馬，因為講故事適合老年人的性格。”(《作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三篇之《藝術的客體》)

王國維很早就接觸了叔本華思想，也接受了他的文藝思想。他在這條詞話里，將叔本華的論述作進一步引申，認為抒情詩是“國民幼稚時代之作”，敘事詩是“國民盛壯時代之作”。他說的抒情詩包括詞在內。這與中國文學史抒情詩最早發達，后來才有戲曲的事實顯然是相吻合的。他說，戲曲“以布局為主”，抒情詩則“須佇興而成”。對這兩種類別的文學藝術特征作如此區別和概括，也得要領。他似乎認為，國民幼稚時代產生的抒情詩與“佇興而成”之間有著內在聯系，所以抒情詩(包括詞)理應具備豐富的天籟之趣，若呈老成狀，失去“赤子之心”，就不可愛了;戲曲則不同，它是國民壯年時代的產物，理應布局嚴謹，不能失之稚拙粗笨。他用這樣的觀點評價文學史上詞和戲曲的創作，得出了兩個結論，一是詞“今不如古”，實際意思是后不如先;二是戲曲“古不如今”，實際意思是先不如后。關于詞“今不如古”的問題，王國維在《人間詞話》曾經反復地談到，詞以唐五代北宋為高，南宋詞人則在下坡路上走，越寫越糟糕，南宋以降，詞的整體創作更是每況愈下。這就是王國維眼里的一部中國詞史，也是他“詞則今不如古”一語的注腳。

值得注意的是，王國維在這里提出的“曲則古不如今”的看法。他對元代和清代的戲曲作比較，說：“元曲誠多天籟，然其思想之陋劣，布置之粗笨，千篇一律，令人噴飯，至本朝之《桃花扇》、《長生殿》諸傳奇，則進矣。”認為元代戲曲不如清朝戲曲出色，即所謂“古不如今”。這與他后來撰寫的《宋元戲曲史》觀點有很大不同。他在該書對元曲評價極高，說：“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學，楚之騷，漢之賦，六代之駢語，唐之詩，宋之詞，元之曲，皆所謂一代之文學，而后世莫能繼焉者也。”又說：“往者讀元人雜劇而善之，以為能道人情，狀物態，辭采俊拔，而出乎自然，蓋古所未有，而后人所不能仿佛也。”(《宋元戲曲史·自序》)他后來更明確地對人說：“明以后無足取，元曲為活文學，明清之曲，死文學也。”(見青木正兒《中國近世戲曲史·自序》引)這些都可見王國維揚元抑明清的戲曲史觀。當然，他在《宋元戲曲史·元劇之文章》也談到與本條詞話某些相似的意見，如說： 元人作曲“關目之拙劣，所不問也;思想之卑陋，所不諱也;人物之矛盾，所不顧也。”“元劇最佳之處，不在其思想結構，而在其文章。”這與詞話評元曲“思想之陋劣，布置之粗笨，千篇一律”，意思相近。然而，詞話得出的綜合結論是“古不如今”，《宋元戲曲史》得出的結論卻是“古今之大文學無不以自然為勝，而莫著于元曲”。這兩個結論的不同是顯而易見的。《宋元戲曲史》成書于1912年，離《人間詞話》問世已經四年，王國維撰寫《人間詞話》時雖然也考慮過元曲的某些問題，但是到他正式撰寫《宋元戲曲史》時，他對元曲的看法，尤其是對元曲的總體評價，重新做出調整，進一步提高了評價值。因此這條《人間詞話》的內容，是我們分析和認識王國維戲曲史研究前后發展、變化情況的重要資料，應予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