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幸第三十七》什么意思|賞析|翻譯

貞觀初，太宗謂侍臣曰：“隋煬帝廣造宮室，以肆行幸，自西京至東都，離宮別館，相望道次，乃至并州、涿郡，無不悉然。馳道皆廣數百步，種樹以飾其傍。人力不堪，相聚為賊。逮至末年，尺土一人，非復己有。以此觀之，廣宮室，好行幸，竟有何益?此皆朕耳所聞，目所見，深以自誡。故不敢輕用人力，惟令百姓安靜，不有怨叛而已。”

貞觀十一年，太宗幸洛陽宮，泛舟于積翠池，顧謂侍臣曰：“此宮觀臺沼并煬帝所為，所謂驅役生民，窮此雕麗，復不能守此一都，以萬民為慮。好行幸不息，民所不堪。昔詩人云：‘何草不黃?何日不行?’‘小東大東，杼軸其空。’正謂此也。遂使天下怨叛，身死國滅，今其宮苑盡為我有。隋氏傾覆者，豈惟其君無道，亦由股肱無良。如宇文述、虞世基、裴蘊之徒，居高官，食厚祿，受人委任，惟行諂佞，蔽塞聰明，欲令其國無危，不可得也。”司空長孫無忌奏言：“隋氏之亡，其君則杜塞忠讜之言，臣則茍欲自全，左右有過，初不糾舉，寇盜滋蔓，亦不實陳。據此，即不惟天道，實由君臣不相匡弼。”太宗曰：“朕與卿等承其余弊，惟須弘道移風，使萬世永賴矣。”

貞觀十三年，太宗謂魏徵等曰：“隋煬帝承文帝余業，海內殷阜，若能常處關中，豈有傾敗?遂不顧百姓，行幸無期，徑往江都，不納董純、崔象等諫諍，身戮國滅，為天下笑。雖復帝祚長短，委以玄天;而福善禍淫，亦由人事。朕每思之，若欲君臣長久，國無危敗，君有違失，臣須極言。朕聞卿等規諫，縱不能當時即從，再三思審，必擇善而用之。”

貞觀十二年，太宗東巡狩，將入洛，次于顯仁宮，宮苑官司多被責罰。侍中魏徵進言曰：“陛下今幸洛州，為是舊征行處，庶其安定，故欲加恩故老。城郭之民未蒙德惠，官司苑監多及罪辜，或以供奉之物不精，又以不為獻食。此則不思止足，志在奢靡，既乖行幸本心，何以副百姓所望?隋主先命在下多作獻食，獻食不多，則有威罰，上之所好，下必有甚，競為無限，遂至滅亡。此非載籍所聞，陛下目所親見，為其無道，故天命陛下代之。當戰戰栗栗，每事省約，參蹤前列，昭訓子孫，奈何今日欲在人之下?陛下若以為足，今日不啻足矣。若以為不足，萬倍于此，亦不足也。”太宗大驚曰：“非公，朕不聞此言。自今已后，庶幾無如此事。”

〔注釋〕①并州：治今山西太原西南。涿郡：治所在今北京西南。 ②馳道：專供皇帝行駛車馬的大路。 ③廣：寬。 ④賊：盜賊，這是統治者對人民反抗的誣稱。 ⑤沼：小池。一說圓形的叫池，曲形的叫沼。 ⑥語出《詩經·小雅·何草不黃》。原詩諷刺周幽王用兵不息，軍旅自歲始草生而出，至歲晚百草枯黃仍未歸，百姓困苦。 ⑦語出《詩經·小雅·大東》。小東大東，指東方大小各諸侯國。杼軸，指織布機。 ⑧裴蘊：隋煬帝時任民部(唐避太宗諱，改戶部)侍郎、御史大夫，迎合帝意，朋比結黨，后死于宇文化及發動的兵變。 ⑨匡弼：匡正輔弼。 ⑩殷阜：民殷物阜，形容國家富足。 董純：隋臣，以從楊素平定漢王楊諒叛亂之功拜柱國，進封郡公。 崔象：即崔民象，隋臣，大業十二年(616年)，因勸諫隋煬帝勿幸江都，被殺。 玄天：幽深莫測的天空，上天。 次于顯仁宮：次，住宿。顯仁宮，據《隋志》所載為隋煬帝大業元年(605年)所筑行宮。

【鑒賞】本篇內容反映了貞觀君臣對于帝王行幸的節制態度。

“行幸”一詞，古代專指帝王出行，是帝王離開京城前往全國各地巡視考察地理形勢、邊關防務、官吏政治以及祭祀尋仙、游覽名山大川的活動。帝王的行幸活動在古代從未間斷過，是諸多皇帝的一大嗜好。最早見于記載的，是周穆王的巡游。《左傳·昭公十二年》云：“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周穆王的足跡，遍布西北、華北等許多地區，有人認為他甚至到過波斯(今伊朗)。秦始皇先后進行了五次大規模的天下巡游，使行幸成為他在位12年間耗時最多、用力最勤的大事。秦始皇為尋找長生不老藥而巡游，最后死于途中。漢武帝在行幸上，較始皇有過之而無不及。他七登泰山，六出蕭關，四登瑯邪臺;北抵崆峒(今甘肅平涼)，南達潯陽(今江西九江)，許多名山大川都有他的行跡。把帝王巡游活動發展到極致的，是清朝的康熙和乾隆皇帝。在康乾盛世，兩人都曾數次巡東北，幸西北，尤其是乾隆的六下江南，為時人所樂道。

帝王行幸天下的活動，是掌握國家政治、經濟、文化發展動態以制定針對性政策的有效途徑，巡視邊疆也起到了鞏固政權、促進國家統一和民族團結的作用。但也帶來很多問題。帝王巡游常常規模龐大、隨從眾多，牽涉食、住、行甚至娛樂等諸多方面，往往糜(靡)費巨大，少則花費數年的財政收入，多則耗盡國庫。所過之處，百姓往往為此傾家蕩產。帝王巡游雖帶有政治、軍事目的，但個人游樂的意圖亦非常明顯，容易激起民怨。正因為此，古代皇帝的出行，一直與大臣們的勸諫、反對之聲相伴。反對者認為，皇帝的“欲”和“動”對天下來說是巨大的災難，游觀、田獵這些離開皇宮的事情，都是皇帝的大忌。要成為明君，就要熄滅自己的欲望，抑制沖動，實現垂拱而治。

在本篇中，不論是唐太宗還是魏徵、長孫無忌等大臣，都以亡國的隋煬帝作為反面教材，來看待帝王行幸之事。隋煬帝喜好行幸，耗費人力，終致天怒人怨、身死國亡，這令唐太宗印象深刻，也心懷恐懼。隋煬帝登基之際，大隋王朝的財政實力居歷代之冠，隋文帝給他留下了異常富裕的統治基礎。文獻記載，文帝時，“西京太倉，東京含嘉倉、洛口倉，華州永豐倉，陜州太原倉，儲米粟多者千萬石，少者不減數百萬石。天下義倉，又皆充滿。京都及并州庫布帛各數千萬。而賜賚勛庸，并出豐厚，亦魏、晉以降之未有”(杜佑《通典》卷七《食貨七》)。唐太宗也說，“承文帝余業，海內殷阜”。這么雄厚的經濟基礎，也經不起隋煬帝奢縱無度的折騰。唐太宗說他，“不顧百姓，行幸無期”，遂致“身戮國滅，為天下笑”。深知隋煬帝命喪江都原因的唐太宗，因此自我警戒，減少巡游舉動。太宗認為“雖復帝祚長短，委以玄天;而福善禍淫，亦由人事”，“廣宮室，好行幸，竟有何益”，所以應當“戰戰栗栗，每事省約，參蹤前列，昭訓子孫”，“以副百姓所望”。大臣們也紛紛勸誡太宗節制奢侈行為，避免驚擾百姓。如此君臣一心，與民休息，方可“令百姓安靜，不有怨叛”。總而言之，唐太宗對行幸這一帝王的特權，是采取了比較克制的態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