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辨興亡第三十四》什么意思|賞析|翻譯

貞觀初，太宗從容謂侍臣曰：“周武平紂之亂，以有天下，秦皇因周之衰，遂吞六國，其得天下不殊，祚運長短若此之相懸也?”尚書右仆射蕭瑀進曰：“紂為無道，天下苦之，故八百諸侯，不期而會。周室微，六國無罪，秦氏專任智力，蠶食諸侯。平定雖同，人情則異。”太宗曰：“不然，周既克殷，務弘仁義;秦既得志，專行詐力。非但取之有異，抑亦守之不同。祚之修短，意在茲乎!”

貞觀二年，太宗謂黃門侍郎王珪曰：“隋開皇十四年大旱，人多饑乏。是時倉庫盈溢，竟不許賑給，乃令百姓逐糧。隋文不憐百姓而惜倉庫，比至末年，計天下儲積，得供五六十年。煬帝恃此富饒，所以奢華無道，遂致滅亡。煬帝失國，亦此之由。凡理國者，務積于人，不在盈其倉庫。古人云：‘百姓不足，君孰與足?’但使倉庫可備兇年，此外何煩儲蓄!后嗣若賢，自能保其天下;如其不肖，多積倉庫，徒益其奢侈，危亡之本也。”

貞觀五年，太宗謂侍臣曰：“天道福善禍淫，事猶影響。昔啟民亡國來奔，隋文帝不吝粟帛，大興士眾營衛安置，乃得存立。既而強富，子孫不思念報德，才至始畢，即起兵圍煬帝于雁門。及隋國亂，又恃強深入，遂使昔安立其國家者，身及子孫并為頡利兄弟之所屠戮。今頡利破亡，豈非背恩忘義所至也!”群臣咸曰：“誠如圣旨。”

貞觀九年，北蕃歸朝人奏：“突厥內大雪，人饑，羊馬并死。中國人在彼者，皆入山作賊，人情大惡。”太宗謂侍臣曰：“觀古人君，行仁義，任賢良則理;行暴亂，任小人則敗。突厥所信任者，并共公等見之，略無忠正可取者。頡利復不憂百姓，恣情所為，朕以人事觀之，亦何可久矣?”魏徵進曰：“昔魏文侯問李克，諸侯誰先亡?克曰：‘吳先亡。’文侯曰：‘何故?’克曰：‘數戰數勝，數勝則主驕，數戰則民疲，不亡何待?’頡利逢隋末中國喪亂，遂恃眾內侵，今尚不息，此其必亡之道。”太宗深然之。

貞觀九年，太宗謂魏徵曰：“頃讀周、齊史，末代亡國之主，為惡多相類也。齊主深好奢侈，所有府庫，用之略盡，乃至關市無不稅斂。朕常謂此猶如饞人自食其肉，肉盡必死。人君賦斂不已，百姓既弊，其君亦亡，齊主即是也。然天元、齊主，若為優劣?”徵對曰：“二主亡國雖同，其行則別。齊主愞弱，政出多門，國無綱紀，遂至亡滅。天元性兇而強，威福在己，亡國之事，皆在其身。以此論之，齊主為劣。”

〔注釋〕①祚運：祚，指皇位;運，指國運。 ②八百諸侯，不期而會：指武王伐紂時，八百諸侯不約而同地會合于孟津。 ③語出《論語·顏淵》，為有若回答魯哀公的話。意為百姓富足，乃是國家富裕、政權穩定的前提。 ④啟民亡國來奔：原稱突利可汗。東突厥內亂，突利可汗受大可汗都藍可汗攻擊，南逃投隋。被隋立為啟民可汗，成為統治東突厥的大可汗。 ⑤始畢：始畢可汗，啟民可汗之子。 ⑥雁門：今山西代縣北。 ⑦“頡利兄弟”句：頡利為啟民可汗三子，與始畢、處羅是為兄弟，都稱可汗。貞觀四年(630年)，李靖大破東突厥，俘獲頡利可汗，東突厥歸唐。 ⑧北蕃歸朝人奏：歸附唐朝的北突厥人。 ⑨中國人：此指漢族人。 ⑩魏文侯：名斯，戰國初期晉國之卿大夫。后三家分晉，遂為諸侯。 李克：戰國初期政治家，子夏弟子。 齊主：北齊后主高緯，北齊世祖高祥之子。 天元：北周宣帝宇文赟，自稱天元皇帝。 愞(nuò)：怯懦。

【鑒賞】本篇記述了貞觀君臣探討國家興亡的一些言論。

第一段是說，唐太宗針對周、秦的“取”與“守”，提出自己的看法。認為周武王克殷與秦吞并六國，不但打天下的策略不同，而且守天下的辦法也有異。不過歸根到底是“弘仁義”與“行詐力”的區別，這就是國運長短的意蘊所在。這里透出兩個信息：一是唐太宗統治天下的理念，是儒家而非法家;二是開國帝王大多喜歡研究“祚運”長短的問題。鑒于隋王朝的短命，如何令王朝長治久安一直是唐太宗關心的大事。如希望萬世一系的秦始皇，說“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的劉邦，皆期望開創的王朝能夠長久。秦王朝的祚運短暫，讓唐太宗否定了“行詐力”，而肯定了“弘仁義”。這是以儒家的理念來治國的明證。

第二段是唐太宗與王珪商討隋王朝滅亡的教訓。切入的角度，是國家的糧食儲備如何使用的問題。隋文帝開皇十四年(594年)大旱，民眾饑乏，但隋文帝不開倉賑濟，卻讓百姓到有糧食的地方去逃荒。據史書記載，隋文帝為長久之計，建立了太倉、含嘉倉、洛口倉、永豐倉與太原倉。儲藏糧食多的可放千萬石，少的也能貯藏數百萬石。到隋朝末年統計，天下儲積，得供五六十年。20世紀70年代，在洛陽發現了含嘉倉遺址，探出糧窖259個，其中一個還留下已炭化的50萬斤谷子。隋煬帝憑借先輩的財富，奢華無比，遂致滅亡。

對前朝的教訓，唐太宗提出兩個令人深思的見解。一是國家要得到很好的治理，一定要藏富于民，而不在國庫的充溢。“隋文不憐百姓而惜倉庫”的做法，不是治國的良策。藏富于民的主張，源于孔子學生子有(有若)的“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民富才能國強，但國富不一定民泰。二是上一代過分儲存財富又碰上不肖子孫，“徒益其奢侈，危亡之本也”。隋文帝留下的財富，恰遇荒淫無度、奢華無比的隋煬帝，是隋亡的直接因子。明清之際的大思想家王夫之，在評論這段史實時有與唐太宗相類的觀點：“聚五谷于上者，其民死，其國速亡。”(《讀通鑒論》卷十九《煬帝》)

第五段是唐太宗與魏徵研討末代亡國之君的行為。唐太宗認為，這類“亡國之主，為惡多相類也”。以北齊主高緯來說，他在公元573年，殺朝中上書諫諍的諸漢官。被殺漢官家屬發往北邊，婦女罰做官奴婢，幼男被閹割，財產被沒收。又喜好奢侈，國家府庫為他所用盡。唐太宗的認識很深刻，指出“人君賦斂不已，百姓既弊，其君亦亡”。唐太宗與魏徵總結歷史經驗教訓，目的在于勵精圖治，避免覆亡。

第三、四段，涉及唐與突厥的關系。大意是說，不能利用突厥內部混亂之際去征伐。以往突厥的頡利可汗趁隋末大亂，以兵強馬壯的優勢，長驅直入中原，攻打以往幫助過他們的隋朝。現今頡利可汗被我擊敗破亡，“豈非背恩忘義所至也”。在用兵之道上，唐太宗身上的儒家烙印頗深，他相信的是仁義之師。

通過討論，唐太宗認為，“行仁義，任賢良則理;行暴亂，任小人則敗”。只有推“行仁義”，信任賢良，國家才會得到治理，反之國家就要衰敗滅亡。唐太宗反復強調，國家對民眾的“賦斂不已”是北齊、隋朝滅亡的根本原因。“凡理國者，務積于人”，財富要藏于民。這是唐太宗“國以人為本”思想在處理國富與民富關系上的反映。貞觀君臣討論的這些議題，目的都是為了避免王朝的滅亡，這也是全書的要旨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