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六正則榮，犯六邪則辱》什么意思|賞析|翻譯

人臣之行，有六正六邪。行六正則榮，犯六邪則辱。何謂六正?一曰，萌芽未動，形兆未見，昭然獨見存亡之機，得失之要，預禁乎未然之前，使主超然立乎顯榮之處，如此者，圣臣也。二曰，虛心盡意，日進善道，勉主以禮義，諭主以長策，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如此者，良臣也。三曰，夙興夜寐，進賢不懈，數稱往古之行事，以厲主意，如此者，忠臣也。四曰，明察成敗，早防而救之，塞其間，絕其源，轉禍以為福，使君終以無憂，如此者，智臣也。五曰，守文奉法，任官職事，不受贈遺，辭祿讓賜，飲食節儉，如此者，貞臣也。六曰，家國昏亂，所為不諛，敢犯主之嚴顏，面言主之過失，如此者，直臣也。是謂六正。何謂六邪?一曰，安官貪祿，不務公事，與世浮沉，左右觀望，如此者，具臣也，二曰，主所言皆曰善，主所為皆曰可，隱而求主之所好而進之，以快主之耳目，偷合茍容，與主為樂，不顧其后害，如此者，諛臣也。三曰，內實險诐，外貌小謹，巧言令色，妒善嫉賢，所欲進，則明其美、隱其惡，所欲退，則明其過、匿其美，使主賞罰不當，號令不行，如此者，奸臣也。四曰，智足以飾非，辯足以行說，內離骨肉之親，外構朝廷之亂，如此者，讒臣也。五曰，專權擅勢，以輕為重，私門成黨，以富其家，擅矯主命，以自貴顯，如此者，賊臣也。六曰，諂主以佞邪，陷主于不義，朋黨比周，以蔽主明，使白黑無別，是非無間，使主惡布于境內，聞于四鄰，如此者，亡國之臣也。是謂六邪。(《擇官》)

【鑒賞】這是魏徵大篇幅地引用漢代劉向《說苑·臣術》中的話。這段以“正則榮，邪則辱”為主題的材料，可以從兩個方面來理解：一是魏徵同意劉向的見解，否則他不會在奏疏上引此長篇大論;二是魏徵是以歷史已有的榮辱觀，來剖析人臣從政時的道德(吏德或官德)，目的是提倡正氣，抑制邪氣。

劉向(前77—前6)，沛(今江蘇沛縣)人。漢皇族楚元王劉交四世孫。《說苑》一書，系劉向分類纂輯先秦到漢初的史事與傳說，雜以議論，以闡明儒家的政治思想和倫理觀點。卷二是《臣術》篇，以榮辱觀來論述官德。

榮辱的觀念源遠流長。在古代典籍中，荀子是第一個以榮辱為題，寫了專篇的思想家。荀子提出了相對于他那個時代來說，比較系統而又有相當深刻社會內容的榮辱觀。“先義而后利者榮，先利而后義者辱”(《荀子·榮辱》)，即以儒家重義輕利的價值觀作為判斷榮辱的標準。榮辱觀是一種道德評價。榮指榮譽或光榮，是人們對高尚的行為所作的客觀評價的主觀感受。辱指恥辱，是人們對違背公共利益的邪惡行為的否定和貶斥，以及個人因行為過失而形成的羞愧體驗。不同的民族與社會階層對榮辱的看法，不盡相同。如商人以獲利為榮，而虧本則羞愧難當。文人以金榜題名為榮，以名落孫山為辱。

魏徵承繼劉向的榮辱觀，以為臣子的行為，有“六正”、“六邪”兩類。“六正”中第一類人是“圣臣”，能“預禁于未然之前”。他們具有超前意識，在征兆還不顯著的時候，就能覺察到國家存亡的關鍵，及時采取措施，防患于未然，使君主處于榮耀顯赫的地位。第二類人是“良臣”，以“日進善道”為特征。他們很虛心，不斷地向君主提出好的意見與計策。對君主正確的言行就積極推行，對錯誤言行則盡力匡正。“忠臣”被列為第三等，魏徵用“夙興夜寐，進賢不懈”來描繪他們。他們日夜操勞，堅持不懈推薦賢人，引用歷史上的經驗教訓，來鞭策君主奮發向上。第四類人是“智臣”，有著“明察成敗”的認識能力。他們對于朝廷的成敗看得很清楚，及時采取措施堵塞漏洞，做到轉禍為福，使君主解除憂慮。至于以“奉文守法”為宗旨的“貞臣”，是為第五類人。他們奉公守法，照章辦事，不收受禮物，推辭祿位謙讓賞賜。第六類人為“直臣”，特點是“所為不諛”。他們生于昏君當道的亂世，不僅不阿諛奉承，而且還能“敢犯主之嚴顏，面言主之過失”。

“具臣”、“諛臣”、“奸臣”、“讒臣”、“賊臣”、“亡國之臣”，是為“六邪”。“具臣”以“與世沉浮”為其行事準則。他們安于官位，貪求俸祿，左右觀望，隨波逐流，這是“六邪”中的第一類人。第二類人為“諛臣”，他們“偷合茍容”，跟著君主轉，君主說好與對，他們也說好與對。背后打聽君主的喜好并加以奉進，“以快主之耳目”、“與主為樂，不顧其后害”。第三類是“奸臣”，他們“巧言令色，妒善嫉賢”，外表上謹慎而內心險惡得很。想要提拔的人，只講長處而掩飾不足;想要排斥的人，盡講過錯而隱藏美德。他們的所作所為，使得君主“賞罰不當，號令不行”。“讒臣”為第四類人，他們擅長于挑撥離間，“內離骨肉之親，外構朝廷之亂”。“賊臣”屬第五類人，他們大權獨攬，結黨營私。他們借用君主的名義來行事，使得自己尊貴顯赫。“亡國之臣”是第六類人，他們“是非無間”，用花言巧語來討好君主，讓君主陷于不義。他們“白黑無別”，讓君主的惡行遍布境內，還在四鄰臭名遠揚。

受儒家思想的影響，歷代歷朝均勵行“德治”，重視官德的建設。官吏的主要職責是“事君”與“役民”。魏徵的“行六正則榮、犯六邪則恥”的主張，主要體現在“事君”上。因而如何選擇官吏，就是執政者的一個重要課題。魏徵說，“進忠良，退不肖”講了十多年了，但效果不好。原因是言行不一，“言之是也，行之非也”。他希望唐太宗選拔官吏時，要做到“循名以求其實”;在官吏考核上，要賞罰分明，“賞不遺疏遠，罰不阿親貴”。這樣就能達到“邪正莫隱，善惡自分”的效果。這是擇官的具體措施。同時要明確指導思想，即“以公平為規矩，以仁義為準繩”。唐太宗十分嘉許地采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