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誠信第十七》什么意思|賞析|翻譯

貞觀初，有上書請去佞臣者，太宗謂曰：“朕之所任，皆以為賢，卿知佞者誰耶?”對曰：“臣居草澤，不的知佞者，請陛下佯怒以試群臣，若能不畏雷霆，直言進諫，則是正人，順情阿旨，則是佞人。”太宗謂封德彝曰：“流水清濁，在其源也。君者政源，人庶猶水，君自為詐，欲臣下行直，是猶源濁而望水清，理不可得。朕常以魏武帝多詭詐，深鄙其為人，如此，豈可堪為教令?”謂上書人曰：“朕欲使大信行于天下，不欲以詐道訓俗，卿言雖善，朕所不取也。”

貞觀十年，魏徵上疏曰：

臣聞為國之基，必資于德禮，君之所保，惟在于誠信。誠信立則下無二心，德禮形則遠人斯格。然則德禮誠信，國之大綱，在于君臣父子，不可斯須而廢也。故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又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文子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誠在令外。”然則言而不信，言無信也;令而不從，令無誠也。不信之言，無誠之令，為上則敗德，為下則危身，雖在顛沛之中，君子之所不為也。

自王道休明，十有余載，威加海外，萬國來庭，倉廩日積，土地日廣，然而道德未益厚，仁義未益博者，何哉?由乎待下之情，未盡于誠信，雖有善始之勤，未睹克終之美故也。昔貞觀之始，乃聞善驚嘆，暨八九年間，猶悅以從諫，自茲厥后，漸惡直言，雖或勉強有所容，非復曩時之豁如。謇諤之輩，稍避龍鱗;便佞之徒，肆其巧辯。謂同心者為擅權，謂忠讜者為誹謗。謂之為朋黨，雖忠信而可疑;謂之為至公，雖矯偽而無咎。強直者畏擅權之議，忠讜者慮誹謗之尤。正臣不得盡其言，大臣莫能與之爭。熒惑視聽，郁于大道，妨政損德，其在此乎?故孔子曰“惡利口之覆邦家者”，蓋為此也。

且君子小人，貌同心異，君子掩人之惡，揚人之善，臨難無茍免，殺身以成仁。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唯利之所在，危人自安。夫茍在危人，則何所不至?今欲將求致治，必委之于君子;事有得失，或訪之于小人。其待君子也則敬而疏，遇小人也必輕而狎。狎則言無不盡，疏則情不上通。是則毀譽在于小人，刑罰加于君子，實興喪之所在，可不慎哉!此乃孫卿所謂：“使智者謀之，與愚者論之，使修潔之士行之，與污鄙之人疑之。欲其成功，可得乎哉?”夫中智之人，豈無小惠，然才非經國，慮不及遠，雖竭力盡誠，猶未免于傾敗;況內懷奸利，承顏順旨，其為禍患，不亦深乎?夫立直木而疑影之不直，雖竭精神，勞思慮，其不得，亦已明矣。

夫君能盡禮，臣得竭忠，必在于內外無私，上下相信。上不信，則無以使下，下不信，則無以事上，信之為道大矣。昔齊桓公問于管仲曰：“吾欲使酒腐于爵，肉腐于俎，得無害霸乎?”管仲曰：“此極非其善者，然亦無害于霸也。”桓公曰：“如何而害霸乎?”管仲曰：“不能知人，害霸也;知而不能任，害霸也;任而不能信，害霸也;既信而又使小人參之，害霸也。”晉中行穆伯攻鼓，經年而弗能下，饋間倫曰：“鼓之嗇夫，間倫知之。請無疲士大夫，而鼓可得。”穆伯不應，左右曰：“不折一戟，不傷一卒，而鼓可得，君奚為不取?”穆伯曰：“間倫之為人也，佞而不仁，若使間倫下之，吾可以不賞之乎?若賞之，是賞佞人也。佞人得志，是使晉國之士舍仁而為佞。雖得鼓，將何用之?”夫穆伯，列國之大夫，管仲，霸者之良佐，猶能慎于信任、遠避佞人也如此，況乎為四海之大君，應千齡之上圣，而可使巍巍至德之盛，將有所間乎?

若欲令君子小人是非不雜，必懷之以德，待之以信，厲之以義，節之以禮，然后善善而惡惡，審罰而明賞。則小人絕其私佞，君子自強不息，無為之治，何遠之有?善善而不能進，惡惡而不能去，罰不及于有罪，賞不加于有功，則危亡之期，或未可保，永錫祚胤，將何望哉!

太宗覽疏嘆曰：“若不遇公，何由得聞此語!”

太宗嘗謂長孫無忌等曰：“朕即位之初，有上書者非一，或言人主必須威權獨任，不得委任群下;或欲耀兵振武，懾服四夷。惟有魏徵勸朕‘偃革興文，布德施惠，中國既安，遠人自服’。朕從此語，天下大寧，絕域君長，皆來朝貢，九夷重譯，相望于道。凡此等事，皆魏徵之力也。朕任用，豈不得人?”徵拜謝曰：“陛下圣德自天，留心政術。實以庸短，承受不暇，豈有益于圣明?”

貞觀十七年，太宗謂侍臣曰：“傳稱‘去食存信’，孔子曰：‘民無信不立。’昔項羽既入咸陽，已制天下，向能力行仁信，誰奪耶?”房玄齡對曰：“仁、義、禮、智、信，謂之五常，廢一不可。能勤行之，甚有裨益。殷紂狎侮五常，武王奪之，項氏以無仁信為漢高祖所奪，誠如圣旨。”

〔注釋〕①魏武帝：即曹操。 ②語見《論語·八佾》。孔子對魯定公說，君主應據禮來使用臣子，臣子應以忠心服侍君主。 ③語見《論語·顏淵》。此為孔子回答子貢之語，是說自古以來誰都免不了要死亡，如民眾對政府缺乏信心，國家是站立不起來的。 ④文子：老子弟子，據說姓辛名钘，字文子，著《文子》九篇。 ⑤語見《論語·陽貨》。意思是說，討厭那伶牙俐口、顛覆國家的小人。 ⑥即荀卿，名況，戰國時著名思想家，著有《荀子》。 ⑦爵： 古代酒器，多為青銅制。 ⑧俎： 古代盛肉器，似砧，兩端有足，青銅或木制。 ⑨中行穆伯： 春秋時晉國六卿之一，本姓荀，后以中行為氏。鼓： 春秋時夷國，白狄之別種，其地即今河北晉縣，后為晉國所滅。事見《左傳·昭公十五年》。 ⑩饋間倫：中行氏穆伯左右官吏。 嗇夫：官名，為司空的屬官。 列國：指春秋戰國時的諸侯之國，亦指諸侯中較大者。 永錫祚胤：永，永遠;錫，賜予;祚，福祉;胤，后嗣。 九夷：古代稱東夷有九種。《后漢書·東夷傳》云：“夷有九種：曰畎夷、于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此指居住于極遠國度中的人。 去食存信： 與后“民無信不立”都是孔子回答子貢的話，強調誠信的重要。語出《論語·顏淵》。

【鑒賞】本篇是唐太宗與魏徵、房玄齡討論“誠信”治國的道理，反映出貞觀君臣對“誠信”原則的高度重視。

“誠信”在儒家傳統文化中是個復合詞，由“誠”和“信”兩方面組成。“誠”的本義指真實不欺，誠實無妄。孟子說：“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孟子·離婁上》)誠是天的根本屬性，人的修養以達到“誠”為目標，是為人生的最高境界。“信”最初是指祭祀時對上天和先祖說的不欺之語，后成為儒家的倫理道德規范，意指人對自己的許諾或誓言的遵守。孔子認為“信”是一個人立身處世的基本條件。“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論語·為政》)孟子將“信”作為朋友相交的重要原則。到了漢代，董仲舒把“信”與仁、義、禮、智并列為“五常”，成為中國古代社會基本的倫理規范。孟子已看到，“誠”是“信”的基礎和前提。“誠”是人的內在德性，“信”是“誠”的外在體現，主要表現在人與人的交往中。“誠”蘊于內心然后才能顯“信”于外。在儒家文化后來的發展中，“誠”、“信”合為一體。內不欺己，外不欺人，成為儒家修身養性的宗旨所在。

誠信不僅是個人的道德修養準則，更是一種政治理念。孔子以“足食”、“足兵”、“民信”為治理國家的三大支柱，不得已時可“去兵”、“去食”，唯“民無信不立”(《論語·顏淵》)，把“信”當作國家政權能夠維持的根本信念。對此，朱熹有過發揮：“民無食必死，然死者人之所必不免。無信則雖生而無以自立，不若死之為安。故寧死而不失信于民，使民亦寧死不失信于我也。”(《論語集注》)

魏徵對之前儒家的觀點深表贊同，認為“德禮誠信，國之大綱”。這比以往孔子、朱熹所說的，又提高了一個層次。魏徵以誠信為國家政務的大綱所在，這超越于個人美德與政治理念的層面。“為國之基，必資于德禮，君之所保，惟在于誠信。誠信立則下無二心，德禮形則遠人斯格”。非常明顯，魏徵以誠信為國家的根基所在。沒有了誠信，國家的政治狀況就會很糟糕，“上不信則無以使下，下不信則無以事上”，“不信之言，無誠之令，為上則敗德，為下則危身”。

誠信若屬于國家政務層面的，就一定會落實到君臣關系中。魏徵以為，君與臣都奉行誠信，就能使君臣關系和諧，達到“上下相信”、“至德之盛”的境界。當然在這種理想的君臣關系的構建過程中，貞觀君臣都認為首先君之行為是關鍵。貞觀初年，正是識人用人之時。有人給唐太宗出了個識別佞臣的點子，要太宗佯裝發怒來觀察群臣的反應。唐太宗以“朕欲使大信行于天下，不欲以詐道訓俗”為由，沒有采納此法。一次政治權術的使用，有這么大的危害嗎?他的理由是，人君是百姓之水的源頭，人君行詐騙之術，臣民也就要詭詐不直了。唐太宗此舉，足以說明他的遠見卓識。

誠信的根本保障在于國君，唐太宗對此有清晰的認識。盡管是出于良好的政治目的，國君也不能用經不起檢驗的手段去實現，否則將得不償失。但是如何做到善始善終，乃歷來國君之難題，唐太宗也難以完全超脫。因此才有了貞觀十年(636年)魏徵的上疏。魏徵毫不客氣地指出，唐太宗已由一開始的“聞善驚嘆”發展成“漸惡直言”，如此下去，必將使君子疏小人親，然后“正臣不得盡其言，大臣莫能與之爭。熒惑視聽，郁于大道，妨政損德”，結果是危亡之期不遠矣!當頭棒喝的同時，魏徵還舉了春秋時期的管仲和穆伯兩個正面的例子來激勵太宗。齊桓公問宰相管仲“使酒腐于爵，肉腐于俎”是否有害于霸業，管仲回答說雖然這是非常不好的行為，但仍屬小節，不會危害霸業。實現霸業的真正大忌是什么呢?管仲認為還在于用人：不能知人，知人而不能用，用人而不能加以信任，信任卻又讓小人干預其間，這四個用人方面的問題是危害霸業的根本所在。而晉國大夫中行穆伯，寧愿攻不下敵國，也不肯接受奸佞不仁之人的幫助。魏徵借此二人的故事激勵唐太宗：人家一個大夫、丞相都能謹守信、慎用人，何況你這統領四海的圣明天子!一席話如醍醐灌頂，讓唐太宗心悅誠服，對魏徵“手詔嘉美，優納之”(《舊唐書·魏徵傳》)。其實，魏徵講的道理，唐太宗何嘗不明白呢?但是身處太平盛世，日久難免忘乎所以，當年“以誠信御天下”(《資治通鑒》卷一九二)的意旨自然漸漸貫徹不力。魏徵之可貴，在于敢直言唐太宗前后心態之變化。其事君，可謂至誠矣!當然有此良臣，唐太宗也功不可沒。雖然他有時也會迷糊犯錯，但“知錯能改，善莫大焉”，仍不失為一代明君。貞觀君臣之間能夠普遍形成坦誠相待、相互信任、默契配合的良好氛圍，與唐太宗以“誠信”對待每位大臣的領頭作用有著莫大關系。古往今來，有多少君王能夠做到這一點呢?

貞觀十七年(643年)，唐太宗又重提孔子“民無信不立”之語，而且想起項羽之事。據史記載，項羽違背先入關中者為王的約定擅自稱王，把先入的劉邦封在偏僻的漢中;又不聽勸諫，殺秦王眾臣，縱兵屠城，放火燒宮;更兼驅逐、殺害義帝。背信棄義，民心盡失，最終被劉邦奪了已到手的天下。房玄齡在旁加了個商王朝的事例，說“殷商狎侮五常”，成為人人厭討、天所厭棄的暴君，被周武王奪了天下。五常就是仁、義、禮、智、信也。唐太宗僅說到信，而房玄齡將其對信的重視擴展至儒家的五常。房玄齡認為，仁、義、禮、智、信五常，都是重要的政治原則，廢一不可。從中不難知道，在儒家的思想體系中，道德與政治往往是直接統一的。儒家把道德規范都賦予政治上的功化，此即所謂倫理政治一體化。儒家無不講道德，也無不談政治。從道德出發，以政治為目的。用孔子的話說，就是以修己為起點，以安人、安百姓為歸依。這就是儒家“內圣外王”的理想政治模式的修為歷程。事實上，為政以德的追求，一直存在于當下中國人的管理思維和活動當中，為政者個人的道德素質與其政治、管理活動的成敗仍然有密切關系。不管文化模式、社會關系以及人類道德本身的內容怎么變化，誠信是與人類社會相始終的，其作為調節人的行為、處理各種社會關系的重要手段，都有著彌足珍貴的價值。任何人一旦給別人以無誠失信的印象，其所造成的后果是不堪設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