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務農第三十》什么意思|賞析|翻譯

貞觀二年，太宗謂侍臣曰：“凡事皆須務本。國以人為本，人以衣食為本，凡營衣食，以不失時為本。夫不失時者，在人君簡靜乃可致耳。若兵戈屢動，土木不息，而欲不奪農時，其可得乎?”王珪曰：“昔秦皇、漢武，外則窮極兵戈，內則崇侈宮室，人力既竭，禍難遂興。彼豈不欲安人乎?失所以安人之道也。亡隋之轍，殷鑒不遠，陛下親承其弊，知所以易之。然在初則易，終之實難。伏愿慎終如始，方盡其美。”太宗曰：“公言是也。夫安人寧國，惟在于君。君無為則人樂，君多欲則人苦。朕所以抑情損欲，克己自勵耳。”

貞觀二年，京師旱，蝗蟲大起。太宗入苑視禾，見蝗蟲，掇數枚而咒曰：“人以谷為命，而汝食之，是害于百姓。百姓有過，在予一人，爾其有靈，但當蝕我心，無害百姓。”將吞之，左右遽諫曰：“恐成疾，不可。”太宗曰：“所冀移災朕躬，何疾之避?”遂吞之。自是蝗不復為災。

貞觀五年，有司上書言：“皇太子將行冠禮，宜用二月為吉，請追兵以備儀注。”太宗曰：“今東作方興，恐妨農事，令改用十月。”太子少保蕭瑀奏言：“準陰陽家，用二月為勝。”太宗曰：“陰陽拘忌，朕所不行，若動靜必依陰陽，不顧理義，欲求福佑，其可得乎?若所行皆遵正道，自然常與吉會。且吉兇在人，豈假陰陽拘忌?農時甚要，不可暫失。”

貞觀十六年，太宗以天下粟價率計斗值五錢，其尤賤處，計斗值三錢，因謂侍臣曰：“國以民為本，人以食為命。若禾黍不登，則兆庶非國家所有。既屬豐稔若斯，朕為億兆人父母，唯欲躬務儉約，必不輒為奢侈。朕常欲賜天下之人，皆使富貴，今省徭賦，不奪其時，使比屋之人，恣其耕稼，此則富矣。敦行禮讓，使鄉閭之間，少敬長，妻敬夫，此則貴矣。但令天下皆然、朕不聽管弦，不從畋獵，樂在其中矣!”

〔注釋〕①苑：禁苑，帝王蓄養禽獸和種植林木的園林，供帝王游玩、打獵之用。 ②冠禮：古代男子成年時要舉行加冠的儀式。 ③東作：春耕生產。 ④陰陽家：“三教九流”中九流之一，在戰國與秦漢時代，陰陽家聲名顯赫，影響很大。后世把以看星相、占卜、擇日、看風水等為業的人，也稱為陰陽家。 ⑤不登：歉收。

【鑒賞】本篇記錄了唐初統治者重視農業生產發展的一些言論與措施。唐太宗在貞觀二年(628年)，對侍從的大臣提出“三本”說，“國以人為本，人以衣食為本，凡營衣食，以不失時為本”。“國以人為本”，詳見名言篇中“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條。這里剖析的是唐太宗的農本思想。

農本思想從歷史淵源角度說，是自古就有的。漢代皇帝經常下詔表明此意。“農，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漢書·文帝紀》)，“天下以農桑為本”(《漢書·昭帝紀》)，這樣的格局一直持續到清代未變。雍正帝還在老調重彈：“凡士農工商，皆賴于食農，故農為天下之本，而工賈皆其末也。”(《世宗實錄》卷五十七)歲月流逝了2000年，調子始終如一。這表明其基礎是何等穩固。

農本思想政治為歷代帝王所青睞，因為農業是古代中國具有決定性意義的生產部門。男耕女織的小農經濟，有效地實現了農業與手工業的結合，是勞動力和勞動條件保持統一的主要形式，構成了封建生產方式最為堅實的基礎。任何一個王朝的賦稅與地租的主要來源就是農業生產，農業的盛衰關系到國家的財政狀況與物質儲備。一定數量的軍糧儲備是軍隊的命脈所在，一定數目的兵源是軍隊存在的前提。在古代中國，只有農業才能對一支強大而有力的軍隊提供物質與人力的保證。統治者最怕農民從土地中游離出來成為流民，即使是田畝中少一耕稼之人，也會讓最高統治者皇帝憂心忡忡。像唐太宗這樣，年輕時就經歷戰亂，在南征北戰、東討西伐的過程中，知道土地荒廢是民眾缺衣少食的原委所在。唐高宗武德七年(624年)，規定了均田制與租庸調法。規定男丁18歲以上給田1頃的均田制，這是朝廷在鼓勵農民開墾，因為唐初荒地很多。貞觀六年(632年)，唐太宗想登泰山封禪，魏徵諫阻道，現在自洛陽以東到泰山，人煙稀少，讓隨從的外國君長看到中國的虛弱，有什么好處!

唐太宗在位后，實行了一系列重農政策，如輕徭薄役，不奪農時等。農業生產在貞觀中葉有了較快的發展，為“貞觀之治”提供了必要的物質基礎。貞觀十六年(642年)，“天下粟價率計斗值五錢，其尤賤處，計斗值三錢”，整個社會呈現出一派盛世氣象。據《資治通鑒》卷一九三記載：“天下大稔，流散者咸歸鄉里，米斗不過三四錢，終歲斷死刑才二十九人。東至于海，南極五嶺，皆外戶不閉，行旅不赍糧，取給于道路焉。”對“貞觀之治”如此的描繪，可能有些美化，但物質資源豐富、社會治安良好，卻是不爭的事實。本篇記載了一件奇事，即唐太宗在貞觀二年生吞蝗蟲，為的是讓百姓免于蟲災。侍臣說，生吃蝗蟲恐怕要得病。唐太宗不聽勸阻，說有什么災禍算到我頭上好了。他希望通過自己這一行動，達到“蝗不復為災”的目的。此后，果然沒有蟲災了。雖然有神化的因素，不過唐太宗要是沒有想引災于自身，為民眾祈福免災的決心，是絕對吞咽不下令人作嘔的蝗蟲的。以上說的是“以衣食為本”。

“凡營衣食，以不失時為本”，就是不占用農忙時節。唐太宗的太子李治，成年將行冠禮。按照陰陽家的理論，冠禮應該放在2月為宜。唐太宗以為，2月是春耕大忙開始的季節，將太子冠禮放在2月舉行會影響農耕。遵從“不失時為本”的原則，他決定延后到10月。“吉兇在人，豈假陰陽拘忌?農時甚要，不可暫失”。農業生產是按照自然界的季節性而獲取果實的過程，由于時間節律不同，農業生產的內容和方式也就各有所別。《呂氏春秋》中有《審時》篇，專講這一問題，對小麥作了得時、先時、后時的比較。得時(不失時)的小麥，穗深色深，小穗七、八對，子粒大而飽滿，有香味，不易受蟲害。先時的小麥，粒小而不飽滿。后時的小麥，易遭病蟲害，苗弱穗青，子實不成熟。先時與后時，均為“失時”。北魏賈勰《齊民要術·種谷》中說：“順天時，量地利，則用力少而成功多。”陰陽家的那一套，除了占星術、看風水、相人術、算命術之外，還有擇日的內容。所謂擇日，就是人們在從事重大的活動時，必須考慮到自然界的情況，如氣候、天象、物候等因素。按俗話說就是要找個黃道吉日。這是自古至今的習俗，農民蓋房上大梁、青年男女結婚，無論是當事人或相關的人們，總會千方百計去尋找好日子的。當擇日與農時發生沖突時，唐太宗毫不遲疑的選擇了后者。“吉兇在人，豈假陰陽拘忌”，顯現了一代雄主的英明睿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