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諫如流》什么意思|賞析|翻譯

太宗自即位之始，霜旱為災，米谷踴貴，突厥侵擾，州縣騷然。帝志在憂人，銳精為政，崇尚節(jié)儉，大布恩德。是時，自京師及河東、河南、隴右，饑饉尤甚，一匹絹才得一斗米。百姓雖東西逐食，未嘗嗟怨，莫不自安。至貞觀三年，關中豐熟，咸自歸鄉(xiāng)，竟無一人逃散。其得人心如此。加以從諫如流，雅好儒術，孜孜求士，務在擇官，改革舊弊，興復制度，每因一事，觸類為善。(《政體》)

【鑒賞】“從諫如流”是吳兢對唐太宗的評價。吳兢以為，這是貞觀之初僅用三年時間，就取得較好治績的原因之一。

諫是指臣子以正直之言，或規(guī)勸君主之過失，或向君主提出建議的政治行為。諫最初見于《詩經(jīng)·大雅·民勞》：“王欲玉女，是用大諫。”此詩批評周厲王為政暴虐，徭役繁重。這兩句是說，王貪財(“玉”)又愛美女，故深深規(guī)勸于你。放縱于聲色犬馬的商紂王，史籍說他“知(智)足以距(拒)諫，言足以飾非”。比干見“紂愈淫亂不止”，持“為人臣者，不得不以死爭”的態(tài)度強諫，被紂王剖心(見《史記·殷本紀》)。孟子有“拒諫易位”的主張：“君有大過則諫，反復之而不聽，則易位。”(《孟子·萬章下》)這一相當激烈的主張，當是對以往歷史教訓的理論總結。

中國古代不像西方那樣，有著皇權必須接受法權制約的觀念。“前主所是著為律，后主所是疏為令”(《漢書·杜周傳》)，君主意志凌駕于法律之上，言出法隨。進諫者的前途如何，完全取決于君主的個人素質(zhì)。諫臣受到不同程度的處分，以至于喪失生命，也是屢見不鮮的。唐太宗描繪過諫臣的瀕危狀況：“人臣欲諫，輒懼死亡之禍，與夫赴鼎鑊、冒白刃，亦何異哉?”(《求諫》)諫臣是得到賞賜還是獲罪，完全取決君主的剎那心態(tài)，隨意性極大。即使英明似唐太宗那樣，對魏徵一會兒重賞，一會兒欲殺的事情也是有過的。諫臣因后果難以預測，對進諫的態(tài)度往往不同。有順諫的，察言觀色，忖度君主的心態(tài)，委婉地把自己的意見說出來;或諫而不爭，持君主聽就諫、不聽就算的態(tài)度。直諫則不同，諫臣或出于國家利益的考慮，或為民眾伸張正義，或為維護文化傳統(tǒng)，或為澄清事實真相等，直言不諱。直諫中最激烈的是死諫。比干大約是死諫的最早受害者。明嘉靖年間，海瑞上疏前，事先做好棺材，那是廣為人知的忠死之諫。歷朝死諫之事，是屢有發(fā)生的。明初朱元璋下令撤掉孔廟中孟子配享的神位，誰敢提意見就以對皇上“大不敬”的罪名治罪。偏偏有個深受儒學熏陶且又生性耿直的刑部尚書錢唐，冒死進諫。錢唐從維護儒學文化傳統(tǒng)出發(fā)，抱著雖死猶榮的態(tài)度以死進諫。面對這樣的諍諫，朱元璋恢復了孟子的配享。兵諫則為軍事政變的代名詞。只要諫臣的生死榮辱操于君主的喜怒中，諫臣就會不斷演出悲喜交集的活劇來。有人扶搖直上，有人貶謫流放(韓愈、蘇軾兩人的流放潮州與海南很具有典型性)，有人得到重賞，有人蒙受殺戮，這類事例在古代社會里是屢見不鮮的。

作為聽諫者的君主，存在能否納諫、從諫的問題。這方面唐太宗確有一種歷代帝王所難得的誠懇、開明的氣質(zhì)。唐太宗不但不“拒諫”，而是主動去導諫與求諫。導諫是想方設法引導臣下進諫，“恐人不言，導之使諫”(《納諫》)。他經(jīng)常啟發(fā)臣下多提意見，貞觀三年(629年)大旱，在《祈雨求直言詔》中說：“文武百辟，宜各上封事，極言朕過，勿有所隱。”求諫則為主動向臣下征求意見。唐太宗平時容貌是很威嚴莊重的，百官見了以后，都會手足無措。“太宗知其若此，每見人奏事，必假顏色，冀聞諫諍。”(《求諫》)唐太宗見大臣進奏，總是努力做到和顏悅色，以期聽到諫諍。“其義可觀，不責其辯;其理可用，不責其文。”(《帝范·納諫》)這就是容難容之士，納藥石之言，即持虛襟納言態(tài)度的求諫。

唐太宗把能否納諫，看作是國家興亡的關鍵。貞觀之治的出現(xiàn)，是與李世民“從諫如流”分不開的。這在文本篇已有論述。值得注意的是，唐太宗希望“從諫如流”的風氣在繼承者身上延續(xù)下去。唐太宗專門寫了《納諫》篇，收于《帝范》中。《帝范》共12篇，專講做皇帝的規(guī)范，以賜太子李治。《納諫》篇中唐太宗舉了“折檻”、“懷疏”、“引裾”、“卻坐”四個典故，來開導太子李治。其中，“折檻”的典故是說，漢成帝時槐里令朱云以“上不能匡主，下無以益民”為由，請斬丞相安昌侯張禹。漢成帝大怒，欲誅朱云。朱云攀殿前的欄桿，把欄桿折斷了。左將軍辛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流血”以諫，說朱云“素著狂直于世”，“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臣敢以死爭”。于是漢成帝“意解”，令保持原檻，只作修補，以表彰朱云的直諫(見《漢書·朱云傳》)。唐太宗的意圖很明確，就是言論不以地位尊卑來定奪，應以是非作取舍的標準。“言之而是”，雖是仆隸之人，“猶不可棄”;“言之而非”，雖為王侯卿相，“未必可容”。這樣“忠者瀝其心，智者盡其策”，就能達到“臣無隔情于上，君能遍照于下”。至于“昏君則不然”，“說者拒之以威，勸者窮之以罪”，其結局是“身亡國滅”，“此拒諫之惡”。唐太宗在《帝范·納諫》中從正反兩個方面，教導太子李治要以是非為標準去納諫，深刻認識到拒諫必然導致亡國的道理。

“從諫如流”包括了主觀動機與客觀效果兩個層次，先要君主端正態(tài)度，有導諫、求諫的心態(tài)，然后才有納諫、從諫的結果，并進而以賞諫完事。賞諫就是獎賞諫臣，以期收到滾雪球式的效應。唐太宗即位之初，群臣很少有直言進諫者。就在此時，孫伏伽諫止一樁量刑不當?shù)莫z案。唐太宗當即賞錢百萬，賜給蘭陵公主園。侍臣以為，孫伏伽所說乃尋常之事，賞賜太厚了。唐太宗回答說，我登極以來，沒有進諫者，所以賞賜之。唐太宗的賞賜有物質(zhì)上的，也有精神獎勵的，更有提升官職的。“從諫如流”對唐太宗來說，宗旨只有一個，就是讓大唐王朝長治久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