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首詞寫作的時間、地點，多有異說：一、作于宋哲宗紹圣四年（１０９７），時蘇軾謫居儋州（今屬海南島儋縣），見清人王文誥《蘇詩編注集成總案》卷四十一；二、作于哲宗元祐六年（１０９１），時蘇軾由杭州知州召為翰林學士承旨，將離杭州赴汴京，見朱祖謀《東坡樂府編年本》，后龍榆生《東坡樂府箋》、曹樹銘《蘇東坡詞》從之；三、清人黃蓼園《蓼園詞選》謂作于杭州任內：“此詞不過嘆其久于杭州，未蒙內召耳”；四、建國后又有兩說：元祐六年自杭到汴京后作和元祐四年（１０８９）初到杭州時作。

以上五說以第二說為勝。南宋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后集》卷三十九說：“其詞（即本篇）石刻后東坡自題云：‘元祐六年三月六日。’余以《東坡先生年譜》考之，元祐四年知杭州，六年召為翰林學士承旨，則長短句蓋此時作也。”蘇軾離杭時間為元祐六年三月九日（據王宗稷《東坡先生年譜》），則此詞當是蘇軾離杭前三天寫贈給參寥的。這是一。又南宋傅榦《注坡詞卷五此詞題下尚有“時在巽亭”四字。巽亭，在杭州東南。《乾道臨安志》卷二：“南園巽亭，慶歷三年郡守蔣堂于舊治之東南建巽亭，以對江山之勝。蘇舜欽《杭州巽亭》詩：“公自登臨辟草萊，赫然危構壓崔嵬。涼翻簾幌潮聲過，清入琴尊雨氣來。”蘇軾當時所作《次韻詹適宣德小飲巽亭》：“濤雷殷白晝。”這都說明巽亭能觀潮，與本篇起句相合，而且說明蘇軾可能曾游過此亭，就在巽亭小宴上與詹適詩歌唱和。這是二。詞中所寫景物皆為杭地內容又系離別，這是三。故知其他四說都似未確。

參寥即僧道潛，於潛（舊縣名，今并入浙江臨安市）人，是當時一位著名的詩僧，與蘇軾交往密切。此詞乃蘇軾臨離杭州時的寄贈之作，為其豪邁超曠風格的代表作之一。詞的上下片都以景語發端，議論繼后，但融情入景，并非單純寫景；議論又伴隨著激越深厚的感情一并流出，大氣包舉，格調高遠。寫景，說理，其核心卻是一個情字，抒寫他歷經坎坷后了悟人生的深沉感慨。

上片“有情風”兩句，劈頭突兀而起，開筆不凡。表面上是寫錢塘江潮一漲一落，但一說“有情”，一說“無情”，此“無情”，不是指自然之風本乃無情之物，而是指已被人格化的有情之風，卻絕情地送潮歸去，毫不依戀。所以，“有情卷潮來”和“無情送潮歸”，并列之中卻以后者為主，這就突出了此詞抒寫離情的特定場景，而不是一般的詠潮之作，如他的《南歌子·八月十八日觀潮》詞、《八月十五日看潮五絕》詩，著重渲染潮聲和潮勢，并不含有別種寓意。下面三句實為一個領字句，以“問”字領起。西興，在錢塘江南岸，今杭州市蕭山區境內。“幾度斜暉”，即多少次看到殘陽落照中的錢塘潮呵！蘇軾在宋神宗熙寧年間任杭州通判時曾作《南歌子》說：“笑看潮來潮去，了生涯。”他在杭時是經常觀潮的。這里指與參寥多次同觀潮景，頗堪紀念。“斜暉”，一則承上“潮歸”，因落潮一般在傍晚時分，二則此景在我國古代詩詞中往往是與離情結合在一起的特殊意象。如溫庭筠《夢江南》：“梳洗罷，獨倚望江樓。過盡千帆皆不是，斜暉脈脈水悠悠，腸斷白洲。”柳永的《八聲甘州》寫思鄉：“漸霜風凄緊，關河冷落，殘照當樓。”李清照《永遇樂》：“落日熔金，暮云合璧，人在何處。”尤其是郎士元《送李遂之越》詩結句云：“西興待潮信，落日滿孤舟”，更可與蘇軾本篇合讀。這夕陽的余光增添多少離人的愁苦！

“不用”以下皆為議論。議論緊承寫景而出：長風萬里卷潮來送潮去，似有情實無情，古今興廢，亦復如此。“不用”兩句應作一句讀，“思量今古”用不著，“俯仰昔人非”，即頃刻之間古人已成過眼云煙的感嘆也用不著。王羲之《蘭亭集序》云“向之所欣，俯仰之間，已為陳跡”，并發出“豈不痛哉”的呼喊。蘇軾對于古今變遷，人事代謝，一概置之度外，泰然處之。“誰似”兩句，又進一步申述己意。蘇軾時年五十六歲，垂垂老矣，故云“白首”。《莊子·天地篇》云：“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指機詐權變的心計，忘機，則泯滅機心，無意功名利祿，達到超塵絕世、淡泊寧靜的心境。蘇軾在《和子由送春》詩中也說：“芍藥櫻桃俱掃地，鬢絲禪榻兩忘機。”他是以此自豪和自夸的。

過片開頭“記取”三句又寫景：從上片寫錢塘江景，到下片寫西湖湖景，南江北湖，都是記述他與參寥在杭的游賞活動。“春山”，一些較早的版本作“暮山”，或許別有所據，但從詞境來看，不如“春山”為佳。前面寫錢塘江時已用“斜暉”，此處再用“暮山”，不免有犯重之嫌；“空翠煙霏”正是春山風光，“暮山”，則要用“暝色暗淡”、“暮靄沉沉”之類的描寫；此詞作于元祐六年三月，恰為春季，特別叮嚀“記取”當時春景，留作別后的追思，于情理亦較吻合。這樣，從江山美景中直接引入歸隱的主旨了。

“算詩人”兩句，先寫與參寥的相知之深。參寥詩句甚著，蘇軾稱贊他詩句清絕，可與林逋比肩。他的《子瞻席上令歌舞者求詩，戲以此贈》云“底事東山窈窕娘，不將幽夢囑襄王。禪心已作沾泥絮，肯逐春風上下狂”，妙趣橫生，傳誦一時。他與蘇軾肝膽相照，友誼甚篤。早在蘇軾任徐州知州時，他專程從余杭前去拜訪；蘇軾被貶黃州時，他不遠二千里，至黃與蘇軾游從；此次蘇軾守杭，他又到杭州卜居智果精舍；甚至在以后蘇軾南遷嶺海時，他還打算往訪，蘇軾去信力加勸阻才罷。這就難怪蘇軾算來算去，像自己和參寥那樣親密無間、榮辱不渝的至友，在世上是不多見的了。如此志趣相投，正是歸隱佳侶，轉接下文。

結尾幾句是用謝安、羊曇的典故。《晉書·謝安傳》：謝安雖為大臣，“然東山之志（即退隱會稽東山的‘雅志’），始末不渝，每形于言色”。他出鎮廣陵時，“造泛海之裝，欲須經略粗定，自江道還東，雅志未就，遂遇疾篤”。病危還京，過西州門時，“自以本志不遂，深自慨失”。他死后，其外甥羊曇一次醉中過西州門，回憶往事，“悲感不已，以馬策扣扇，誦曹子建詩曰：‘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丘。’慟哭而去”。這里以謝安自喻，以羊曇喻參寥，意思說，日后像謝安那樣歸隱的“雅志”盼能實現，免得老友像羊曇那樣為我抱憾。順便說明，蘇軾詞中常用此典，如《水調歌頭》：“安石在東海，從事鬢驚秋。……一旦功成名遂，準擬東還海道，扶病入西州。雅志困軒冕，遺恨寄滄洲。”《南歌子·杭州端午》：“記取他年扶病入西州。”超然物外，寄情山水確實是蘇軾重要的人生理想，也是這首詞著重加以發揮的主題。

清末詞學家鄭文焯十分激賞此詞。他在《手批東坡樂府》中評云：“突兀雪山，卷地而來，真似錢塘江上看潮時，添得此老胸中數萬甲兵，是何氣象雄且杰！妙在無一字豪宕，無一語險怪，又出以閑逸感喟之情，所謂骨重神寒，不食人間煙火氣者。詞境至此，觀止矣！”可謂推崇備至。本篇語言明凈駿快，音調鏗鏘響亮，但反映的心境仍是復雜的：有人生迍邅的悒郁，有興會高昂的豪宕，更有了悟后的閑逸曠遠———“骨重神寒，不食人間煙火氣”。這種超曠的心態，又真實地交織著人生矛盾的苦惱和發揚蹈厲的豪情，使這首看似明快的詞作蘊含著玩味不盡的情趣和思索不盡的哲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