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蜻蜓，白蝴蝶

曾經居住了我童年與少年的老屋，終于到了翻建的日子。接父親的電話后，趁雙休日，我決計回老家收拾。

不遠處，割據了的土地上，林林總總的廠房、辦公樓漸漸逼近過來。各種謠言從不同的渠道傳入村民的耳朵。一種是馬上就要拆遷了；一種是不拆遷，百尺涇以北將來是工業(yè)基地的居住區(qū)。兩種謠言盡管相悖，但有一點是肯定的：不管怎樣，居住面積多的人家自然合算。說是謠言，也未必。許多先是被媒體稱作謠言的，結果都被事實所驗證不虛。憑經驗，講求眼見為實的農民們懂得，在土地日見吃香的當下，政府也好，開發(fā)商也罷，都覬覦著自己手里僅有的一點土地。農民們心里明白，那是大勢所趨。一個地方政策下來，你不從也得從。否則，不是釘子戶，就是刁民。總之，你沒理由不走。

農民弄不懂，自己落地生根，繁衍生息了祖祖輩輩的這塊土地，竟然不屬于自己。幾個“手把文書口稱敕”的公差，憑一紙空文，要你搬遷就得搬遷。否則，有你的好果子吃。農民預感到，這也許是他們最后的機會，唯一的辦法，就是變著法兒使居住面積最大化。

于是，有錢有人脈的，就造別墅、洋房。不過，上面有規(guī)定，不能超出原來的總面積。但規(guī)定歸規(guī)定，只要有人脈兼有金錢，這又當別論了。剩下那些真正的草根純農戶，要錢沒錢，要棚腳又沒棚腳的，就把陽臺都包上鋁合金，或者將廢棄的豬舍重新翻建。圖個光鮮、體面。

老家的宅上，幾乎家家都在小興土木。

我家那老屋實在是該翻建了。這里，先是住著我的祖父祖母。上世紀八十年代初，由于翻建前面的茅房，我們一家七口都蜷縮在里面。

后來，搬進了樓房，這里一半成了豬舍，一半作為柴間。每到菜花爛漫時節(jié)，母親還將柴間用作孵小雞的場所。每當父母都下地后，家里空蕩蕩的，只有失群雛雞焦躁的“啾啾”聲，和祖父搓草繩的“沙沙”聲。當然還有從門口飛進飛出的燕子。這沒有增添絲毫的熱鬧，反倒生出許多的清幽。

再后來，農村散戶不能再養(yǎng)豬了。于是，這里便成了雞鴨和流浪貓的天堂。有時去老屋里取柴火，會發(fā)現幾只毛色斑斕的小貓，愣愣著朝你“喵喵”。經年不修葺，雨澤下注，老屋上有些竹椽子不堪重負，掛在半空，有時會冷不丁地從蘆笆間掉下一塊草泥。

母親早已將屋內的稻草、豆萁、花萁柴垛到了場角的空地上。

那是陽春四月，屋后的兩排水杉樹相互磨蹭著枝椏，發(fā)出嘎嘎聲。多出檁條間的蘆笆傾塌下來。空落落的屋內，散發(fā)出柴草、泥塵的陳腐氣息。頭梁椽子與墻角間，綴著一個破損的蛛網。曾網住的一只白蝴蝶，而現在只剩下一對粉白的翅膀，使人聯(lián)想到生命曾經的掙扎。由于潮濕故，墻壁的低處生出鹽花似的硭硝。環(huán)顧四壁，斑駁的石灰與紅磚墻間，依稀著童年畫的圖騰。童年的嬉笑聲從瓦楞間落下來，斷斷續(xù)續(xù)的，頑皮而清朗。

驀然間，我發(fā)現一只蜻蜓，靜靜地歇息在釘子上。記憶里，那枚釘子曾掛過父親的草帽，也掛過母親放線的紗錠；等我夠著它的高度時，就成了我掛書包、紅領巾的地方。

時下還不到有蜻蜓的季節(jié)，何來的蜻蜓呢？我慢慢靠近，唯恐驚動了它。

那是一只紅蜻蜓，軀體飽滿生動。一雙復眼靈動得能照見你。細瘦的腿腳牢牢握住生銹的鐵釘，兩對翅膀翼然伸展著，能看到上面生命清晰的紋理，似凌空而去。

我將手慢慢伸過去，但它紋絲不動。再用手指在它眼前晃動，它依然如故。照理，蜻蜓的腦袋能作三百六十度轉動的，即使不飛走，也會靈巧地顧盼有情，何至于毫無反應呢？

我用食指輕輕一碰。

就在我指尖觸到它頭部的瞬間，那蜻蜓的肢體脆然肢解成無數碎片，紛紛飄落。

午后的陽光從窗外斜照進來。那透明的紅翅膀，翩翩著在陽光里起舞，久久不肯落地。

這是怎樣的生靈呢？

其實，蜻蜓自打降生到這個世界上，就從未收起過那對飛翔的翅膀。不像鳥雀，不像蝴蝶，疲累時，可以斂起翅膀，稍作歇息。而蜻蜓即便在打盹歇息的時候，翅膀永遠伸展著，時刻準備著奮飛。

盡管如此，她依然無法超越時空，從一個春天，飛進另一個春天。

屋檐下掛籃子的木鉤，敲擊著窗戶的木框。我知道風想進來，于是推開老舊的木窗。一股小風扶起那羽化的翅膀，在四壁間尋尋覓覓。

恍惚間，我眼前幻出無數的紅蜻蜓，背負著太陽的光芒，在原野上飛翔……

呵，那是少年時的紅蜻蜓嗎？

往事茫昧，我耳際回響起童聲優(yōu)美的旋律：晚霞中的紅蜻蜓呀，請你告訴我，童年時代遇到你，那是哪一天？提起小籃來到山上，桑樹綠如蔭，采到桑果放進小籃，難道是夢影？晚霞中的紅蜻蜓呀，你在哪里喲？停歇在那竹竿尖上，是那紅蜻蜓……

那優(yōu)美的旋律略帶一絲淡淡的憂傷。

六月的鄉(xiāng)村，麥子、油菜都次第登場。曾經生機勃勃的田野間，露出平展展的麥茬，似少年剛剃過的平頭。鋼尖刀草紫色的花冠，狗尾草毛茸茸的穗子，零落著矗在田壟間，特別地惹眼。紅里泛黑的桑葚都熟透了，招惹著幾個饞嘴的少年。他們瞭望遠天，也瞭望無際的原野。

天，格外的高遠；鄉(xiāng)野似乎從未這樣的空闊。只見無數的紅蜻蜓，在廣袤的田野上空翻飛。

此時的我，幾乎每天看著同伴們滾著鐵環(huán)去上學，再等待他們放學后，從我家門前嬉笑著走過。

那年，我輟學了。原因很簡單，我的三弟不到半歲得了乙型腦炎。到三歲，還不會走路、吃飯。父母、祖母都要下地干活，祖父常年臥病床褥。二弟還小，父母經過再三商量后，讓我停學帶弟弟。

那時“文革”剛開始。上課的書本已沒有了，取而代之的是領袖的語錄。不知是老師的照本宣科，還是外界的喧囂，每堂課教室里總是亂哄哄的。還不如看批斗牛鬼蛇神，或者看憶苦思甜的人一把眼淚，一把鼻涕的數叨。不讀就不讀吧！

那時我讀三年級。自那以后，我每天背著弟弟在空寂的場上轉來轉去。到隔壁牧場里，看飼養(yǎng)員給小豬溜食，看獸醫(yī)給半大的豬崽噌卵子。看卸下軛頭的老黃牛歇在榆樹蔭里尿尿，一尿就是半個來小時。

我盼著同伴們放學。放學后，他們會像往常一樣，在我家場地上打菱角或翻三角片、打彈子。我則背負著弟弟，在一旁看他們玩。但隨著時間的推移，曾經的伙伴也不再像以前那樣熱絡了，放學后打玩的戰(zhàn)場也挪到了別處。那時隱隱悟出，即使同伴間的友誼，也需要靠玩耍廝磨鞏固的。

這時，自己有些后悔當初的輕諾。在學校，書是讀不到了，但可以玩耍，還可以跟老師搗蛋。

白天，出工后的村落里，悄無人影。家家戶戶的門洞開著。沒有人，雞鴨們成了主人。它們跳到飯桌上、長凳上，談天，打鳴，打斗，拉屎。你方唱罷我登場，攪得一地雞毛。

初夏的風很勁，刮得門臼吱呀吱呀地響。祖父將一捆捆稻草，豎立著曬在壁角上，然后橫下一捆稻草，坐在上面編米囤，或用檠矯正著鋸條。

木槿樹排列成的籬笆旁，石榴樹綻出金鐘似的紅花，金龜子、瓢蟲在花蕾間熱熱鬧鬧經營它們的生活。金龜子、瓢蟲的翅膀堅硬，飛舞時發(fā)出陣陣厚實的聲響。看著我的孤獨無聊，祖父用篾爿削了個風車，矗在石榴樹旁，風過處，呼啦啦地轉著，緊一陣，慢一陣。

我背著弟弟，站在石榴樹下，眺望空闊的田野和田野里勞作的人們。看那些紅蜻蜓不知疲倦地飛過來，又飛回去。它們在追尋什么呢？

弟弟的行動神經燒壞了，但認知一點沒受影響。看到野外的青枝綠葉，看到遠近飛舞的紅蜻蜓，在我背上手舞足蹈起來。嘴里嗚嗚個不停，口水一直流到我的后脖頸。

蜻蜓，那是怎樣的一種生靈呢？它們通體透亮，睖著一對天真的大眼。或疾飛于曠野，或懸停于虛空；或歇息，或追逐。更絕的是，它能夠倒著飛。兩只蜻蜓還能夠將尾巴連在一起，成側過來的“U”字狀，比翼頡頏。有時，會有一只蜻蜓，停在水面的紫芡或荷尖上，一動不動，像是在想什么。所多的是，在傍晚時分，成千上萬的蜻蜓，在高過人頭的空中飛舞。忽而懸停，猝爾遠馳。那半透明的翅膀，把橘紅的黃昏風刮扇得無比生動。

我背著弟弟，等待著祖母與母親，掮著鋤頭，背著青草，牽著老母羊說笑著收工回家。

日子寂寞而漫長。

此時，“文革”造反的烈焰已燃遍農村的每個角落。在破四舊，紙船明燭照天燒的日子，我背著弟弟到倉庫場上，看戴著紅袖章的年輕人燒家堂、神主牌，燒算命先生的羅盤、書籍。有一回，趁人不注意，偷了一捆小人書和一個燒焦的羅盤。

書從哪里搜來的，我不知道。我們大隊里讀書人家多，有好幾位讀過大學的，高中及中專的不用說了。還有人曾經留學過，譬如像祖父輩的胡裕雍，是吳晗妹妹的同學，曾留學日本。所以，有《水滸傳》、《三國演義》及小人書不足怪。但那羅盤我是熟悉的，是水生的爺爺水鏡公公的。

水鏡公公擅長堪輿之術，專門給方圓的人家看風水。村里人尊稱為風水先生。哪家造房起梁，哪家擇墓下葬，都請他看風水。每逢這樣的場合，他看看天，看看地，掐掐時辰，再環(huán)顧四周，將羅盤擺弄一番。于是，這墓的位置及朝向就定了。或頭朝東，或頭朝南。于是，這房子的朝向也定了，或東南向，或西南向。

風水先生是鄉(xiāng)下的知識分子，所以村人稱他“水鏡先生”。水鏡先生不同于一般鄉(xiāng)下人的，臉容白凈而清癯，常穿一件對襟的毛藍頭唐裝。每從我家門前走過，總會拐進來。與我祖父坐在門檻上，邊吸水煙邊嘮扯。扯到高興時，只見他的喉結上下抽動，嘴里發(fā)出咯咯的朗笑。

每每他將羅盤的包袱擱在一邊。我稍稍移近，敨開包袱，里面是用的暗紅的羅盤。那羅盤中央，有一個掛表似的鐘，但只有一根針，一頭紅，一頭白。而且不管你怎么擺弄，那紅的一端，總指向南面。我好奇地擺弄時，祖父呵斥說，那是水鏡公公的吃飯家生，不許亂動。而水鏡公公總是慈祥地說，玩吧玩吧，小百喜好白相。

記得他有好幾個羅盤，大小不一。而我從火堆邊偷出來的就是燒餅大的那個。但那羅盤的一邊已燒去了一角，像被咬去一大口的麻餅。而且那指針已掉落下來。我趁弟弟睡著的空隙，反復鼓搗著，想讓它復位，可結果徒勞。

但那時，水鏡公公已過世了。他在“文革”風暴來臨前突然死的。幾乎沒什么征兆。前一天還在說說笑笑，第二天，人們說水鏡先生死了。莫非他已料定那場風暴的來臨嗎？后來讀《三國演義》，看到那個料事如神，將孔明、龐士元比作臥龍鳳雛的司馬徽時，就想起水鏡公公。

不過，他的大侄子志奎伯伯，也就是水生的父親卻不免。

志奎伯伯也是一個有文化的人，胸前總別著一支鋼筆，也健談。解放初，他曾是區(qū)里的文書，不知什么緣故，后來卻成了農民。印象最深的是，春夏間他給隊里放鴨。放鴨時將鴨子放在百尺涇的三角洋內，與我祖父坐在場角的井口邊，不是聊解放初的往事，就是講《三國演義》、《水滸傳》中的人物故事。什么關云長五關斬六將，魯智深倒拔垂楊柳。他們的故事吸引了我，在無書可讀的年代，憑著三年級的文化，借著字典，去啃滿是繁體字的小說。他的兒子水生，長我一歲，年年是好學生。

那是一個夏天的下午，剛落過一陣雷雨，太陽雖從烏云間斜照出來，但遠處還抽著霍閃。我們正起勁地割著草。還打算割完后跳到河道里游泳。

此時，不知誰的母親在喊。回到倉庫場上后得知水生的父親志奎伯伯投河死了。我們趕到水生家。客廳里已來了許多人。志奎伯伯躺在門板上，赤裸著上身，兩只手在胸前緊握著拳頭。有人想扳開放平也徒勞。

人們議論說，中午時，造反派在廣播喇叭里要他去大隊交代問題——這已經是好幾次了。午后，人們看他出去的。不知怎么，他卻繞到自己家的水橋邊投河了。他是水性很好的人，身上也未綁石頭，河水也不深，他是硬生生把自己憋死的。這需要何等的勇氣？

那天傍晚，西天的云壓得很低，西瓜瓤似的彤紅。還冷不丁地劈了一個滾地雷。我打了一個寒顫，像要尿尿。回家后腦海里全是志奎伯伯握著雙拳躺在門板上的圖像。晚飯也沒吃幾口。“哦唷，格小囝受驚嚇了，燒得好燙。”祖父摸摸我的前額說。

到了第三天的下午，志奎伯伯的遺體被裝進一個舊櫥柜里，腳露在外面，草草地埋在水鏡公公的邊上。那天出殯，家人及族人蜿蜒成一長串。沒人敢執(zhí)紼戴孝，也沒人嚎啕大哭，只是一路低著頭啜泣著。走在頭里的是他的兒子，瘦小的水生。

那天大熱。停厝時，墓地間紛披的野麥、紅蓼叢中，飛起許許多多的白色蝴蝶。在墳起的土堆上繞著翻飛。以至于從此我們再也不敢去那里割豬草挖蟛蜞。

即便暌別經年后，墳堆與小河蕩然無存，每當我打那兒經過時，總覺得有許多這樣的白蝴蝶在眼前飛舞。但人們也許都不記得那段往事，及那些個細節(jié)了。

祖父與志奎伯伯是忘年交，他們曾一起參加解放后新政權的建設。此后，常聽到祖父嘆息說，志奎弟，怎么事先不漏一點口風，他怕牽累我。如果跟我嘆嘆苦經，我開導開導，他何至于走這條絕路呢！這下會苦了家人和孩子呢！

那年年是好學生的水生，不久就輟了學。小小少年就感受著世道澆漓，人情冷暖。他小學還未畢業(yè)呢！

我曾納罕他為何走這條絕路。當自己閱歷了人生和世相后才悟出，他是愛重人的尊嚴，不愿再受非人的侮辱。這其實是一種剛介的骨氣。

“文革”并不因為志奎伯伯的死而收斂。吳家倉庫的大廳里及場地上，不管白天黑夜，總是人頭攢動。跳“忠”字舞，批斗“牛鬼蛇神”甚囂塵上。特別是夜晚，一千瓦的小太陽照耀著狂熱的人們，同樣也吸引了無數的白蝴蝶。

它們和無數昆蟲一樣，翩然著從四面八方飛來，懷著一顆顆追求光明的心，撲向小太陽熾熱的懷抱。就在它們潔白的翅膀擁抱小太陽的瞬間，那懷揣的理想與軀體旋即化作一股煙縷。人們在吸入生命的焦糊味后，猶如吸入了刺激神經的興奮劑，狂舞著攪起的塵埃，使彼此間看不清面目。曉來雨過，無數的白色翅膀，沾上污濁的泥塵，再也不能迎風飛舞。任憑風雨翻轉擺布。

在那個論成分的年代，我們大隊里地主、富農特別多。在舊社會，成分結構也復雜。有土匪，有共產黨地下組織，也有偽軍、兵痞，更有腳踏幾條船的主。這些人幾乎都不能幸免于時代洪流，于是造反派忙得不亦樂乎！

我們隊里有一個叫瑞青的青年。他父親阿帆伯伯是富農，在“大躍進”時趕勞動進度，因為用扁擔鞭打耕牛，而作破壞生產論，吃了四年多官司。“文革”時自然難逃厄運。他白天下地背一塊“四類分子”的木牌，晚上不是被批斗就是陪斗，下雨天則是搓稻草繩。這樣子女自然抬不起頭，結婚找對象都沒人提親。

為了改變自己，瑞青于是常做些好事。譬如做義務挑塮，每次晚上開批斗會時拉電燈。有一次，在開好他父親的批斗會后，他去收理燈線，結果被電擊倒。雖然搶救過來，但手和前胸被燒焦。他是熟練的電工，何至于犯低級錯誤？一定是開他父親的批斗會，卻要他提供保障服務，以至于五味雜陳所導致。

那時，人人都學雷鋒，瑞青受到啟發(fā)，買了一把理發(fā)推剪，利用下雨天休息，幫隊里的老人孩子理發(fā)。他人很聰明，理的發(fā)也有型，大家都夸他。可造反派說，他是在拉攏群眾。于是要我父親去沒收他的理發(fā)工具。因為我父親與他是一個隊的，而且作為大隊支部書記，我祖父參加過地下黨，所以還未靠邊。在造反派再三催促下，一個下雨天，瑞青被叫到我家。父親說出要他來的原委后，瑞青本來善辯，于是說出很多反駁的理由，特別是成分不好難道就不能學雷鋒之類。

我背著弟弟，倚在門框邊。父親被他說得只是低著頭訥訥地要他將理發(fā)工具交出來。我反而覺得，那不是父親在找他談話，而是他在給父親做思想工作。我也曾要他理過發(fā)，心里覺得，瑞青學雷鋒沒有什么不對。說著說著，瑞青眼眶里有了淚花。父親理屈詞窮。我從未見父親那樣的狼狽。我同情父親，更同情學雷鋒而不得的瑞青。

“文革”結束后，瑞青已三十好幾了。他入贅到外鄉(xiāng)一個有孩子的寡婦家，未曾生育，替人家養(yǎng)孩子。從此我很少見著他。多年后我回家，飯桌上母親說起瑞青“栗子瘡”發(fā)作死了。于是我憶起，瑞青小時候得過結核病，脖子上有一片疙瘩——那就是“栗子瘡”。他初中文化，機智善辯，說話有些辛辣。但他心靈手巧，樣樣農活拿得起。

像他這樣所謂“成分不好”的青年，落得像他這樣結局的，在我們大隊有好幾位。如今，他們若健在，都年屆七十了。

瑞青的父親——阿帆伯伯，高壽。九十歲作古。那時瑞青早已離世許多年了。所以阿帆伯伯由四個兒女送終。我們祖輩都是好鄉(xiāng)鄰，瑞青母親雅芳伯母去世時，我在外地。阿帆伯伯的喪事我趕上的。在給他磕頭的時候，我忽然想起我祖父去世時，他給我祖父磕頭后起來時淚流滿面的情景。他說的那句話，使我體會到鄉(xiāng)誼的可貴。他說：阿叔一生從未誑過我，而我那時脖子梗，不聽他的。吃了不少苦頭。

那時他已七十好幾了。不是輕易感動以至于流淚的年齡。

他的話使我隱約記得，“文革”來臨后，祖父曾幾次說他。叫阿帆伯伯不要口無遮攔。但祖父多次搖頭囁嚅：阿帆頭頸太硬，是要吃虧的。

阿帆伯伯吃官司出來后，接受管制，“文革”中真的吃了不少皮肉之苦。那當然都是后話了。

與瑞青一個年齡段的，我們隊里還有好幾位。他們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階級成分高，都讀過高中、初中。在那個時候的農村，這已是知識分子了。

印象深的要數頂天、立地和系舟了。他們全姓吳，是我的長輩，都以“叔”呼之。

立地的父親吳品章，也就是“肖斧”——溫州軍分區(qū)副司令。在頂天、立地出生前，他在搞地下黨活動。所以給自己的侄子起名“頂天”，給兒子取名“立地”。意即要后人做頂天立地的漢子。這是何等氣派豪邁的響亮名字！

立地在解放后隨父親去了浙江，后來讀到大學，畢業(yè)后在舟山當教師。他是個孝子，對父母就別說了。他有一個姑媽——立地稱呼她“大伯”，終生未出嫁。纏小腳，會吸煙。咳嗽起來沒完沒了。階級成分又高，解放后一直孤苦一人生活。她與我祖母一直要好，農閑時每每來我家串門說起生活的不如意，與弟媳的關系不睦。但立地每次讀書放假回來，總是陪伴大伯。安慰大伯放心，自己會給她養(yǎng)老送終的。養(yǎng)老送終，這是農村的老人，特別像她這樣孤獨的老人，后半生的期盼。

可惜老人沒能享福，“文革”剛來臨就走了。

頂天是個人人都夸的好青年。人長得儒雅英俊，不亞于電影明星郭凱明。不但字寫得好，還拉得一手好二胡。他還曾寫詩，寫小說。其實在那時，作為一個青年，肯定是懷著許多夢想的。對于這樣的家庭成分，只是社會沒有提供更多的機遇。

那時，每個生產隊有養(yǎng)豬場。但糧食供應定量，養(yǎng)豬基本靠谷糠、菜落、東洋草。為使豬長膘，隊里安排船只到市區(qū)裝載醬糟、豆渣。那年深秋，頂天與另外二人被安排去裝運醬糟。隊里勞動力都要去開河，再說能駕五噸的水泥船，出沒于黃浦江的好手有限。隊長要頂天帶隊。頂天的妻子不讓他去，因為女兒還小，只有十個月大。但頂天是個顧大局識大體的人。他說服妻子，說一個星期即可回轉。

可天有不測風云。在返程的那個深夜，大霧籠罩著黃浦江，為趕時間，頂天他們黑夜兼程。船行駛到董家渡水面時，與一艘大駁船相撞，船隨即沉沒。船尾兩人被救起，頂天在船首掌篙，未見蹤影。

他是我喜歡的一個長輩，不僅由于他的英俊，還由于他的多藝多才，他的和藹善良。他是不可能遇難的。他水性好，一定在某個地方游上岸了。說不定在某一個早晨，他背著濕漉漉的行囊出現在村口。我與村里人都有這樣的愿望。可十多天后，他的遺體被漁船打撈起來。已是面目全非。他的遺體未能運回，回來的只是他的骨灰盒。

他唯一的女兒愛紅太小，不會有關于父親的記憶。俗話說：生男肖母，生女肖父。她極像父親。現在，她早已是出息成一名中學教師了。我每次見到她，不知怎么總會想起頂天叔。我想，如果他還活著，說不定是一個鄉(xiāng)村歌者，或者是一位農民詩人。但我又想，他如今也可能成了鄉(xiāng)村婚喪喜事的吹拉彈唱者；抑或成了一個看門的老頭，一個到處奔忙的建筑工地的小工。像活到現在的當年的鄉(xiāng)村知識分子一樣。

不過他的生命卻在二十四五歲就戛然而止了。使人惋嘆。

年輕時一直病蔫蔫的系舟叔雖七十開外了，可身體倒硬朗得可以。他那時是中專生，畢業(yè)后回鄉(xiāng)種地。有一次隊里的公牛發(fā)情逸出，在參與捕牛時，他逮住了牛尾，結果被牛尥了個蹶子，由是身體落病，不能承受重體力勞動。于是就在牧場里養(yǎng)牛、喂豬。空余時間不是讀醫(yī)藥書籍，就是研究插秧機。那插秧機的圖紙畫了好大一摞呢！

由于不能從事挑擔、罱泥等重農活，同輩的青年就嘲弄挖苦他。每逢在牧場里挑塮的間隙，瑞青他們就說：今年農忙不要緊，系舟的插秧機要來了。

系舟叔不與他們抬杠，還是一個人默默地畫圖紙，研究他的插秧機。其實那時會有誰能理解并重視一個農村青年的理想與追求呢？公社的機械廠，只是焊接錨鏈，切割鐵板，生產些脫粒機、電焊機。手工業(yè)社只是鍛造些鐮刀、鋤頭、鋼釬。

那時，我常常因出于寂寞，背著弟弟去牧場，看他畫圖紙，聽他講山東馬榮珍的故事、《白蛇傳》的故事。

沒有人重視他研究的插秧機。“文革”結束后，他憑自學的醫(yī)術，進入鎮(zhèn)的衛(wèi)生院，專事針灸、推拿，小有名氣。他的三個女兒都考上了大學。他將鄉(xiāng)下的老房子租給外地民工，自己住在新寺鎮(zhèn)上，難得回村里。還隔三差五與他的妻子——茜蒙嬸嬸外出旅行。

我的散文集《青桑葉 紫桑葚》出版后，我特地送一本給系舟叔，因為書中寫了他的祖父、父親和岳父。他看后頗有感觸，他記性好，于是說起關于我們村家族的許多往事與掌故。如果某一天，我寫即將消失的鄉(xiāng)村，那都是絕好的素材。

那也是后話了。

輟學的一年多時間很快就過去了。大弟已到入學的年齡，但為了帶二弟，他接我的班，推遲了一年入學。在“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的口號聲里，傳統(tǒng)的秋季入學，改成了春季入學。本該讀五年級的我，在老師詢問我讀幾年級時，卻老實地報了四年級。從此我就與原來的學弟學妹們?yōu)槲椤Ｒ灾劣谠诟咧挟厴I(yè)后的第二年——一九七六年，推薦讀大學時，因為務農未滿三年而沒能成為最后一屆工農兵大學生。為改變世代農民的命運，在一九七八年秋季，懵懂地考進華東師范大學。

就在進大學的那年春天，我與弟弟買了十幾棵水杉樹苗，由祖父指導著，栽種在老屋后的水渠旁。三十余年過去了，水杉樹合抱般粗實，挺拔高俊。春及，篩下一片濃蔭，冬來，地上鋪一層赭色的落葉。

這次翻建老屋，曾有把它們鋸掉的方案，最后大家覺得留著更好些。

老屋內出奇的靜悄。那輟學的一年多時間，我學到的東西遠比在學校多。我看了《三國演義》、《水滸傳》、《白蛇傳》，還看了像《楊家將演義》、《岳飛傳》、《寶蓮燈》等連環(huán)畫。學會了看繁體字。更重要的是看到了人們在“文革”中暴露出來的世相。由于這些，我顯得比同齡人早熟。

空蕩蕩的四壁間，那紅蜻蜓白蝴蝶的翅膀不再游走。它們真的死了嗎？

驀然間，我聽到那枚承載過紅蜻蜓的鐵釘，錚的一聲，掉落到水泥地上。清越的尾音久久不散。

我不禁一怔。

那紅蜻蜓是何年何月來到這里的，它在等待什么，是等待下一個春天，還是在等待著我？居然等到鐵釘都不堪承載歲月的重量！

它的軀體雖脆弱到經不住輕輕一碰，可它的翅膀在離開軀殼的當兒，還要跳最后的生命之舞。

我想它只是在生命途中打個盹。

我于是輕輕地將翅膀撿起，唯恐驚醒了它。再將它夾在書頁間。也許當若干年后的某一天，無意間我翻開書頁，它會醒來，與那些往事一起，在夕陽下飛向另一個春天……

2013年10月于竹喧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