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圍城》是錢先生唯一的一部長篇小說，它也堪稱為中國近當代小說之中的經典之作。這本書中的才女蘇文紈說了這樣一句話：“城外的人想沖進去，城里的人想逃出來。”錢先生為這本書起名為“圍城”，可能便是因為這句話的緣故吧！

楊絳先生曾說過，錢先生是在1944年動筆寫《圍城》的，一直到了1946年才寫完。錢先生自己也在《圍城》的序中說：“這本書整整寫了兩年，兩年來里憂世傷生，屢想不止。”“憂世傷生”是說這一生歷盡了無窮的苦楚。當時的錢先生蝸居在已為淪陷區的上海，一到春天的時候，就常常生病，他以一副孱弱的病體，抱病寫作。在那時，錢先生每天又在不停地為生計而發愁、奔波，在這種環境里寫出的《圍城》可以說真正地將錢先生的人生意境融入了進去。

錢先生的人生和《圍城》很像，一樣跌跌撞撞，一樣起起伏伏。《圍城》在國內經歷了一個很復雜的認知過程，從反響強烈到被人淡忘，從被人淡忘到再次火爆。讀者在讀《圍城》的時候，有時候會被它幽默的語言弄得大笑不止，有時候又會在那犀利的語言中聯想實際。從某種意義上講，錢先生的《圍城》，更像是一部被濃縮了之后的人生。

楊絳先生回憶說：“錢鍾書寫《圍城》時候，我們住在錢家上海避難的大家庭里，包括鍾書父親一家和叔父一家。兩家同住分炊，鍾書的父親一直在外地，鍾書的弟弟妹妹弟媳和侄兒女等已先后離開上海，只剩他母親沒走，還有一個弟弟單身留在上海，所謂大家庭也只像個小家庭了。”從楊絳先生的話中，我們可以知道，錢先生的“憂世傷生”并非是空穴之風，當時日本人的侵略讓中國的千千萬萬個家庭和錢家人一樣，各奔東西，不能團聚。也就是在這樣的逆境之中，錢先生在楊絳先生的督促下，一點一點地完成了這部《圍城》巨作。

關于錢先生和《圍城》的淵源，楊絳先生曾經提到過，有一次他們一起看由楊絳先生編寫的話劇，在回來之后錢先生說自己想要寫一部長篇小說，這才有了寫《圍城》的想法。當時的錢先生正在忙于寫短篇小說，怕自己沒有太多的時間寫長篇小說。但是在楊絳先生的督促下，錢先生的《圍城》慢慢地成長起來。錢先生在《圍城》的序里曾說，這本書是他“錙銖積累”寫成的，事實上確實如此。

錢先生寫《圍城》的機緣是很簡單，但是他寫《圍城》的背景卻很復雜。《圍城》之前，錢先生一直都奔波于學府之間，清華園素有“老虎學生”的傳聞，學生擁有“犯上”的民主、自由之風，這就為錢先生學習先進而積極的思想提供了條件。走出清華園之后的錢先生，執教光華大學，留學牛津大學，授課于西南聯合大學與藍田國立師范學院。他在跋涉書山文海的過程之中，已經很清楚地看透了什么是人性，什么是“無毛兩足動物”的基本屬性。于是這內斂的諷刺、鞭撻社會的文功，就全部積蓄在了《圍城》之中。方鴻漸也好，蘇文紈也罷，在這本書中，他們每一個人物都是錢先生對人生的一種理解，一種感知。在筆者看來，我們普通人和錢先生比起來，缺少的便是那種跳出自己的人生圈子，以一個圈外人來看待自己人生的勇氣。

通讀《圍城》，我們看到了書中每一個人的命運。讀的雖然是他們的故事，但是感悟的卻是自己的人生。處在圍城之中的人是迷惘的，有的時候我們需要從當中跳出來，用一種不一樣的心態來看自己。這個時候，你會覺得其實每一天都是一個新的開始，煩惱并不是每一天都會準時向自己報到的。

有位哲人曾經說：“我們的痛苦不是問題的本身帶來的，而是我們對這些問題的看法而產生的。”這句話的意思很簡單，我們要學會釋放自己，換一種角度看人生，換一種對待自己的方式，不執著過去，不糾結現在，不迷惘未來，這才是一種真正的為人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