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必行，行必果

南懷瑾認為，中國歷代都很重視“信”，信作為五常之一，對中華民族心理結構的形成產生了重大影響。

南懷瑾是忠信思想的有力提倡者，他強調，人要言行一致，重承諾，守信用。人只有“言而有信”，誠實無欺，才能取得他人的信任。他說，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言必行，行必果”，即認為仁義君子必須“主忠信”，“敬事而信”。

孔子認為信是人與人交往相處的基礎，信是實現仁德的重要途徑，也是治國晉身的基本準則。比如，說了的話，一定要守信用；確定了要干的事，就一定要堅決果敢地干下去。而當權者只有守信用，才能取信于民，才能得到人民的擁護。相反，統治者朝令夕改，政策多變，今日是而明日非，弄得百姓無所適從，這樣的統治者人民也就不敢再相信了，日子長了就會失去民心。漢代大儒董仲舒也把信列入仁、義、禮、智中，使信成為五常之一。他認為，信是不推托，有諾必踐，即人應勇于承擔屬于自己的責任。

中國古代，一言九鼎，一諾千金重，一言既出、駟馬難追……一串串的成語和俗語，都顯示了古人對誠信的推崇。

戰國時的魏文侯，有一次對管理獵場的人說：“兩天后，我要到此來打獵。”

到了那一天，文侯因與臣僚們飲酒，正飲了一半，文侯停下了酒杯，說：“天不早了，我要出去。”

臣僚們驚訝道：“外面正下著雨，我們這里飲酒又很快樂，你干什么去？不要走！”

文侯說：“我兩天前與管理獵場的人約好的今天去打獵，不管怎么說，不好失約啊！”說完冒雨走了。

貴為君王的文侯，如此信守與人的約會，是因為他明白信義是自古以來最重要的一條道德準則，人一旦許諾，就要做到，這樣才能體現出自己守信、誠實、靠得住的形象，相反，輕諾別人，輕易食言，不僅會給自己帶來不守信的聲譽，更會讓他人看不起，有時還會嚴重地傷害別人。

三國時代，吳國大夫魯肅在諸葛孔明的說動下，一時慌亂，輕率地許諾作保把荊州借給了劉備。豈知這一許諾，使得東吳最終圍繞荊州，吳蜀你爭我奪，東吳是“賠了夫人又折兵”，氣死了周瑜，為難了魯肅。

古代歷史上還有一件失信的史事。

公元前408年，魏文侯拜樂羊為大將，率領五萬人去攻打中山國。當時樂羊的兒子樂舒在中山國做官，中山國國君姬窟利用此一父子關系，一再要求樂舒去請求寬延攻城時間。樂羊為了減少中山國百姓的災難，一而再再而三地答應了樂舒的要求。如此三次，三個月過去了，樂羊還未攻城。西門豹沉不住氣了，詢問樂羊為何遲遲不攻城。樂羊說：“我再三拖延，不是為了顧及父子之情，而是為了取得民心，讓老百姓知道他們的國君是怎樣三番兩次地失信于人。”果然，由于中山國國君的一再失信，失去了百姓的支持，結果一戰即敗。

與此相反，信守承諾的晉文公即使面臨泰山壓頂的危機也遵守承諾，最終得到了人心，取得了成功。

《左傳》記載，晉文公時，晉軍圍攻原這個地方，在圍攻之前，晉文公讓軍隊準備三天的糧食，并宣布：“如果三天攻城不下，就要退兵。”

三天過去了，原的守軍仍不投降，晉文公便命令撤退。此時，從城中逃出來的人說：“城里的人再過一天就要投降了。”

晉文公旁邊的人也勸說道：“我們再堅持一天吧！”

晉文公說：“信義，是國家的財富，是保護百姓的法寶。得到了原而失去了信，我們以后還能向百姓承諾什么呢？我可不愿做這種得不償失的蠢事。”

晉軍退兵后，原的守軍和百姓紛紛贊揚道：“文公是這樣講究信義的人，我們為什么不投降呢？”于是大開城門，向晉軍投降。

晉文公憑借著信義，獲得了不戰而勝的戰果。可見信是誠的重要內容。

孔子說，“恭、寬、信、敏、惠，五者仁也，而能行五者于天下，就稱得上是仁人了。”在這方面，諸葛亮的做法也非常值得一提。

三國時代，諸葛亮在祁山布陣與魏軍作戰。長期的拉鋸戰，使士兵疲憊不堪，諸葛亮為了休養兵力，每次安排把五分之一的士兵送返國內休養。

戰爭越來越激烈，一些將領為兵力不足而感到不安，便向諸葛亮進言說：“魏軍的兵力遠遠超過我們的估計，以現在的兵力來看，恐怕難以獲勝，懇請將這次返鄉的士兵延緩一個月遣送，以確保兵力。”諸葛亮說：“我率軍的一個基本原則是：凡是與部下約好的事情必定要遵守。”于是，依然如期遣返士兵休養。而士兵們聽到這個消息后，都自動返回戰場，英勇作戰，結果大敗敵軍。

想到就說，朝言夕改；好夸海口，從不兌現；言不由衷，當面一套，背地一套；居心叵測，謊言哄騙，凡此種種之人都不是誠信之人，往往被人嗤之以鼻和唾棄。我們要不忘記古人的教導，重誠守信，一諾千金，這才是大丈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