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無大不同，皆可為善

梁先生語錄：

自其異者而觀之，而無往而不異；自其同者而觀之，則實亦無大不同。

人生在世，嚴守心門，活在當下，不可忽略與人相處的智慧——與人為善。

梁先生說：“人生不外如是無窮無盡地走著，人類歷史不外如是逐步地發展著。”如若人生是一條路，那么人們終其一生幾乎都在行走。這途中，為了生活下去，一般人所要解決的問題總是生活上的問題，而梁先生“卻不是要生活下去”，而是思考著如何“從生命中解放出來”。因此，梁先生比較關注“人對人的問題”。

可以說，人對人的問題，是我們一生都需要面對的問題之一。人生幾十年，作為社會中的人，我們幾乎每時每刻都需要與人打交道，比如親人、朋友、師長等，甚至包括陌生人。如此一來，就難免會有摩擦，小沖突或是矛盾。

人生中，我們若是為人際關系而困擾，何談活在當下？再者，人生幾十年，人對人的問題始終是個大問題，若是處理得不當、不好，便會嚴重影響我們的心緒與情境，如此一來，哪里能平心靜氣地放慢節奏，享受當下的生活呢？

所以說，生命中，若想嚴守心門，活在當下，與人為善的人生智慧不可不知。和諧的人際關系，能讓我們更好地享受當下生活中的美。

但是，誠如大家所知道的，人對人的問題，是人生的一大難題。世人常為之煩擾且困頓。對此，有人練就一身與人相處的功夫，有人選擇硬碰硬，也有人選擇逃避。可以說，嚴守心門，活在當下，后兩種方式是不可取的。對于與人相處的問題，梁先生指出，（人與人之間）“彼此相忤”“大成問題者”不少見，但是面對這樣問題，我們不能用對待生活中的障礙物的態度，“譬如排除之、消滅之來解決”。因此，必須擁有“相安共處之道”，方能與人為善，活在當下，欣賞生活中的精彩，感受人生的美好。

“我覺得每人最初的動機都是好的。人與人都是可以合得來的，都是可以相通的。”這是梁先生的信念。秉著這樣的信念，梁先生一生狂傲，卻又能與人為善。他的訣竅在哪呢？

梁先生與人相處，始終堅持求同存異的原則。他說：“我總是相信人，我總覺得天下無不可合作之人，我始終抱定這信念而向前邁進，毫不猶疑！”他一再強調：天下肯干的人都是好朋友！大家“各人抱各自那一點去發揮，其對于社會的盡力，在最后的成功上還是相成的——正是相需的”。雖彼此有所不同，但“我們還是不相為礙的，而是朋友”。而對待見解不同的人，他的態度一貫是寬容的，一貫是“和而不同”的；承認有“不同”，但強調的是“和”。

為人能如此，怎能不安？同時要看到，與人相處，能和梁先生一樣堅持求同存異的原則，既肯定別人，也有自己的立場，這樣的人，貴在真，表里如一。而非“表面一套，背后一套”的小人。正因為如此，所以梁先生一生交友甚廣，不論是政界還是學術界，都能與人為善。

相比較而言，“文革”中梁先生沒怎么受迫害，其子梁培恕先生說這全靠父親自己的修養。顯然，這與梁先生一生與人為善的原則也是密不可分的。

更重要的是，面對“人對人”這一人生大問題時，梁先生沒有選擇逃避，也沒有狂狷，而是本著相信別人、肯定別人的信念與人和諧相處。要知道，梁先生一生珍重生活，活在當下，與他的和諧人際關系是緊密相連的。

除此之外，生活中的梁先生還是一個注重禮儀之道的人。一生一世，梁先生始終都本著尊重旁人的態度與人相處，以禮相待。

據說，當年梁先生致力于搞鄉村建設的時候，有一次，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來了一位四十來歲的留學生，梁先生聽說他在西方文化的研究上頗有成就，于是便欣然邀請他來演講。演講中，留學生自始至終都在贊美西方文化，否定儒家文化，他認為只有西方文化才能救中國。這番言辭和梁先生的主張大相徑庭。大家聽了都很是擔心，但梁先生沒有反感之意，反而認真地聽著演講。誰知這位留學生講著講著，說自己對梁先生在鄒平的鄉村建設中仍然提倡繼承傳統的事，不敢領教。說著說著，便慢慢彎腰，當著眾多師生的面，給梁先生行了一個“封建”的跪拜禮。當時氣氛不但緊張，也很凝重，數百雙眼睛盯著梁先生，看他如何收場。大家以為，以梁先生的個性，他會大發雷霆，將這位留學生批判一番。誰知梁先生并未動怒，依然以禮相待，面露笑意，心平氣和地將這位留學生送出門口。

生活中，我們遇到類似的情況，如能像梁先生這般能以禮相待，爭執、打架、斗毆等種種現象就不會出現了。最主要的是，我們不但做到了與人相安，更體現了自己的修養，心安不疚，而這，不正是嚴守心門，活在當下當有的心態嗎？

所以說，人生幾十年，我們不妨學習梁先生的處世智慧吧，嚴守心門，始終做一個能與人為善的人，讓自己心平氣和，與人為安，享受當下的生活。而不是日日與人為敵，鉤心斗角，將生活攪得一團糟。要知道，人無大不同，皆可為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