卯字號的名人（一）

為了記錄林蔡二人的筆墨官司，把兩方面的文件抄寫了一遍，不意有六七千字之多，做了一回十足的“文抄公”，給“談往”增加了不少的材料，但是這實在乃是欲了解“五四”以前的北大情形的資料，不過現在已經很是難得，我恰有一冊《蔡孑民先生言行錄》下，里邊收有此文，所以拿來利用了。我本來還有《公言報》上的原本，卻已經散失，這回轉錄難免有些錯字，只是隨了文氣加以訂正，恐怕是不很靠得住的。現在這重公案既然交代清楚，我們還是回過頭去，再講北京大學的事情。那時是民國六年（一九一七）的秋天，距我初到北京才五六個月，所以北大的情形還是像當初一個樣子，所謂北大就是在馬神廟的這一處，第一院的紅樓正在建筑中，第三院的譯學館則是大學預科，文理本科完全在景山東街，即是馬神廟的“四公主府”；而且其時那正門也還未落成，平常進出總是走西頭的便門，即后來叫作西齋的寄宿舍的門的。進門以后，往北一帶靠西邊的圍墻有若干間獨立的房子，當時便是講堂，進去往東是教員的休息室，也是一帶平房。靠近南墻，外邊便是馬路，不知什么緣故，普通叫作“卯字號”，隨后改作校醫室，一時又當作女生寄宿舍。但在最初卻是文科教員的預備室，一個人一間，許多名人每日都在這里聚集，如錢玄同、朱希祖、劉文典以及胡適博士，還有談紅樓故事的人所常談起的，沈二馬諸公——但其時實在只有沈尹默與馬裕藻而已；沈兼士在香山養病，沈士遠與馬衡都還未進北大；劉半農雖然與胡適之是同在這一年里進北大來，但是他擔任的是預科功課，所以住在譯學館里。卯字號的最有名的逸事，便是這里所謂兩個老兔子和三個小兔子的事，這件事說明了極是平常，卻很有考據的價值；因為文科有陳獨秀與朱希祖是己卯年生的，又有三人則是辛卯年生，那時胡適之劉半農和劉文典，在民六才只二十七歲，過了四十多年之后再提起來說，陳朱二劉已早歸了道山，就是當時翩翩年少的胡君，也已成了十足古希的老博士了（胡氏亦已逝世）。

這五位卯年生的名人之中，在北大資格最老的要算朱希祖，他還是民國初年進校的吧，別人都在蔡孑民長校之后，陳獨秀還在民五冬天，其他則在第二年里了，朱希祖是章太炎先生的弟子，在北大主講中國文學史，但是他的海鹽話很不好懂，在江蘇浙江的學生還不妨事，有些北方人聽到畢業，還是不明白。有一個同學說，他聽講文學史到了周朝，教師反復的說孔子是“厭世思想”的，心里很是奇怪，又看黑板上所寫引用孔子的話，都是積極的，一點看不出厭世的痕跡，尤其覺得納悶；如是過了好久，后來不知因了什么機會，忽然省悟教師所說的“厭世”思想，實在乃是說“現世”思想，因為朱先生讀“現”字不照國語發音如“線”，仍用方音讀若“艷”，與厭字音便很相近似了。但是北方學生很是老實，雖然聽不懂他的說話，卻很安分，不曾表示反對，那些出來和他為難的反而是南方尤其是浙江的學生，這也是一件很有趣的事。在同班的學生中有一位姓范的，他搗亂得頂厲害，可是外面一點都看不出來，大家還覺得他是用功安分的好學生。在他畢業了過了幾時，才自己告訴我們說，凡遇見講義上有什么漏洞可指的時候，他自己并不出頭開口，只寫一小紙條搓團，丟給別的學生，讓他起來說話，于是每星期幾乎總有人對先生質問指摘。這已經鬧得教員很窘了，末了不知怎么又有什么匿名信出現，作惡毒的人身攻擊，也不清楚這是什么人的主動。學校方面終于弄得不能付之不問了，于是把一位向來出頭反對他們的學生，在將要畢業的直前除了名，而那位姓范的仁兄安然畢業，成了文學士。這位姓范的是區區的同鄉，而那頂了缸的姓孫的則是朱老夫子自己的同鄉，都是浙江人，可以說是頗有意思的一段因緣。

后來還有一回類似的事，在五四的前后，文學革命運動興起，校內外都發生了反應，校外的反對派代表是林琴南。他在《新申報》《公言報》上發表文章，肆行攻擊，頂有名的是《新申報》上的《蠡叟叢談》，本是假聊齋之流，沒有什么價值，其中有一篇名叫《荊生》和《妖夢》的小說，是專門攻擊北大，想假借武力來加以摧毀的。北大法科有一個學生叫作張豂子，是徐樹錚所辦的立達中學出身，林琴南在那里教書時的學生，平常替他做些情報，報告北大的事情，又給林琴南寄稿至《新申報》。這些事上文都曾經說及，當時蔡孑民的回信雖嚴厲而仍溫和的加以警告，但是事情演變下去，似乎也不能那么默爾而歇；所以隨后北大評議會終于議決開除他的學籍，雖然北大是向來不主張開除學生，特別是在畢業的直前，但這兩件事似乎都是例外。從來學校里開除的，都是有本領好鬧事的好學生，北大也是如此。張豂子是個劇評專家，在北大法科的時候便為了辯護京戲，關于臉譜和所謂摔殼子的問題，在《新青年》上發生過好幾次筆戰。范君是歷史大家，又關于《文心雕龍》得到黃季剛的傳授，有特別的造詣。孫世旸是章太炎先生家的家庭教師還是秘書，也是黃季剛的高足弟子，大概是由他的關系而進去的。這樣看來，事情雖是在林琴南的信發表以前，這正是所謂新舊文學派之爭的一種表現，黃季剛與朱希祖雖然同是章門，可是他排除異己，卻是毫不留情的。我為黃季剛同在北大多年，但是不曾見過面，和劉申叔也是這樣，雖然他在辦《天義報》《河南》的時候，我都寄過稿，隨后又同在北大，卻只有在教授會議的會場上遠遠的望見過一次顏色；若黃季剛連這也沒有，也不曾見過照相，這不能不說是一個缺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