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珂夫在東方

契珂夫在東方很受人愛好。他的作品無論在中國或日本差不多全部都被翻譯了，他的讀者并不少于屠格涅甫與托爾斯泰。

他的作品和作風很合乎東方人的口胃。東方人于文學喜歡抒情的東西，喜歡沉潛而有內涵的東西，但要不傷于凝重。那感覺要像玉石般玲瓏溫潤而不像玻璃，要像綠茶般于清甜中帶點澀味，而不像咖啡加糖加牛乳。音樂的美也喜歡這種澀味，一切都要有沉潛的美而不尚外表的華麗。喜歡灰青，喜歡憂郁，不是那么過于宏偉，壓迫得令人害怕。

契珂夫特別在這些方面投合了東方人的感情，在我們看來他的東方成分似乎多過于西方的。他雖然不做詩，但他確實是一位詩人。他的小說是詩，他的戲曲也是詩。他比屠格涅甫更為內在的，而比托爾斯泰或杜斯托奕夫斯基更有風味。

在中國，雖然一向不十分為人所注意，他對于中國新交藝所給予的影響確是特別的大。關于這層，我們只消舉出我們中國的一位大作家魯迅來和他對比一下，似乎便可以了解。

魯迅的作品與作風和契珂夫的極相類似，簡直可以說是孿生的弟兄。假使契珂夫的作品是“人類無聲的悲哀的音樂”（“Stillandsadmusicofhumanity”），魯迅的作品至少可以說是中國的無聲的悲哀的音樂。他們都是平庸的靈魂的寫實主義。庸人的類似宿命的無聊生活使他們感覺悲哀，沉痛，甚至失望。人類儼然是不可救藥的。

他們都是研究過近代醫學的人，醫學家的平靜鎮定了他們的憤怒，解剖刀和顯微鏡的運用訓練了他們對于病態與癥結作耐心的無情的剖檢。他們的剖檢是一樣犀利而仔細、而又蘊含著一種沉默深厚的同情，但他們卻同樣是只開病歷而不處藥方的醫師。

這大約是由于環境與性格都相近的原故吧。兩人同患著不可治的肺結核癥而倒下去了，單只這一點也都值得我們發生同情的聯想。這種病癥的自覺，對于患者的心情，是可能發生出一種同性質的觀感的。內在的無可如何盡可能投射為世界的不可救藥。就這樣內在的投射和外界的反映，便交織成為慘淡的、虛無的、含淚而苦笑的詩。

但兩人都相信著“進步”。這是近代生物學所證實了的、無可否認的鐵的事實。故雖失望，而未至絕望。在刻骨的悲憫中未忘卻一絲的希望。

契珂夫時時系念著“三二百年后”的人類社會光明的遠景，他相信“再過三二百年后，全世界都要變成美麗而可愛的花園”（庫普林：《契珂夫的回憶》），“經過三二百年之后，世界上的生活都要變得十分美麗，不可思議的美麗”（《三姊妹》中韋士英所說）。這希望給予契珂夫的作品以潛在的溫暖，就像盡管是嚴寒的冰天雪地，而不是無生命的月球里的死滅。

魯迅的作品也正是這樣。但魯迅比契珂夫占了便宜的，是遲來世界二十年，后離世界三十年以上。魯迅得以親眼看見俄國十月革命的成功，和中國革命勢力的連帶著的高漲，光明的前景用不著等待“三二百年之后”，竟在契珂夫去世后僅僅三二十年間便到來了。

在這兒魯迅便和契珂夫分手了。希望成為了現實，明天變成了今天，“進步的信仰”轉化為了“革命的信仰”。“做得更像樣一點吧”——在契珂夫所“不能夠高聲地公然向人說出”的，而在后期的魯迅卻“能夠高聲地向人說出”了。魯迅是由契珂夫變為了高爾基。

但是毫無疑問，魯迅在早年一定是深切地受了契珂夫的影響的。

因而前期魯迅在中國新文藝上所留下的成績，我是這樣感覺著，也就是契珂夫在東方播下的種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