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與王國維

在近代學人中我最欽佩的是魯迅與王國維。但我很抱歉，在兩位先生生前我都不曾見過面，在他們的死后，我才認識了他們的卓越貢獻。毫無疑問，我是一位后知后覺的人。

我第一次接觸魯迅先生的著作是在一九二〇年《時事新報·學燈》的《雙十節增刊》上。文藝欄里面收了四篇東西，第一篇是周作人譯的日本小說，作者和作品的題目都不記得了。第二篇是魯迅的《頭發的故事》。第三篇是我的《棠棣之花》（第一幕）。第四篇是沈雁冰（那時候雁冰先生還沒有用茅盾的筆名）譯的愛爾蘭作家的獨幕劇。《頭發的故事》給予我的銘感很深。那時候我是日本九州帝國大學的醫科二年生，我還不知道魯迅是誰，我只是為作品抱了不平。為什么好的創作反屈居在日本小說的譯文的次位去了？那時候編《學燈》欄的是李石岑，我為此曾寫信給他，說創作是處女，應該尊重，翻譯是媒婆，應該客氣一點。這信在他所主編的《民鐸雜志》發表了。我卻沒有料到，這幾句話反而惹起了魯迅先生和其他朋友們的不愉快，屢次被引用來作為我乃至創造社同人們藐視翻譯的罪狀。其實我寫那封信的時候，創造社根本還沒有成形的。

有好些文壇上的糾紛，大體上就是由這些小小的誤會引起來了。但我自己也委實傲慢，我對于魯迅的作品一向很少閱讀。記得《吶喊》初出版時，我只讀了三分之一的光景便擱置了。一直到魯迅死后，那時我還在日本亡命，才由友人的幫助，把所能搜集到的單行本，搜集了來飽讀了一遍。像《中國小說史略》一書，我只讀過增田涉的日譯本，一直到現在還沒有讀過原文。自己實在有點后悔，不該增上傲慢，和這樣一位值得請教的大師，在生前竟失掉了見面的機會。

事實上我們是有過一次可以見面的機會的。那是在大革命失敗后的一九二七年年底，魯迅已經辭卸廣州中山大學教務主任回到了上海，我也從汕頭、香港逃回到上海來了。在這時，經由鄭伯奇、蔣光慈諸兄的中介曾經醞釀過一次切實的合作。我們打算恢復《創造周報》，適應著當時的革命挫折期，想以青年為對象，培植并維系著青年們的革命信仰。我們邀請魯迅合作，竟獲得了同意，并曾經在報上登出過《周報》復刊的廣告。魯迅先生列第一名，我以麥克昂的假名列在第二，其次是仿吾、光慈、伯奇諸人。那時本來可以和魯迅見面的，但因為我是失掉了自由的人，怕惹出意外的牽累，不免有些躊躇。而正在我這躊躇的時候，后期創造社的幾位朋友回國了，他們以新進氣銳的姿態加入陣線，首先便不同意我那種“退攖”的辦法，認為《創造周報》的使命已經過去了，沒有恢復的必要，要重新另起爐灶。結果我退讓了。接著又生了一場大病，幾乎死掉。病后我亡命到日本，創造社的事情以后我就沒有積極過問了。和魯迅的合作，就這樣不僅半途而廢，而且不幸的是更引起了猛烈的論戰，幾乎弄得不可收拾。這些往事，我今天來重提，只是表明我自己的遺憾。我與魯迅的見面，真真可以說是失諸交臂。

關于王國維的著作，我在一九二一年的夏天，讀過他的《宋元戲曲史》。那是商務印書館出版的一種小本子。我那時住在泰東書局的編輯所里面，為了換取食宿費，答應了書局的要求，著手編印《西廂》。就因為有這樣的必要，我參考過《宋元戲曲史》。讀后，認為是有價值的一部好書。但我也并沒有更進一步去追求王國維的其他著作，甚至王國維究竟是什么人，我也沒有十分過問。那時候王國維在擔任哈同辦的倉圣明智大學的教授，大約他就住在哈同花園里面的吧。而我自己在哈同路的民厚南里也住過一些時間，可以說居處近在咫尺。但這些都是后來才知道的。假使當年我知道了王國維在擔任那個大學的教授，說不定我從心里便把他鄙棄了。我住在民厚南里的時候，哈同花園的本身在我便是一個憎恨。連那什么“倉圣明智”等字樣只覺得是可以令人作嘔的狗糞上的霉菌。

真正認識了王國維，也是在我亡命日本的時候。那是一九二八年的下半年，我已經開始作中國古代社會的研究，和甲骨文、金文發生了接觸。就在這時候，我在東京的一個私人圖書館東洋文庫里面，才讀到了《觀堂集林》，王國維自己編訂的第一個全集（《王國維全集》一共有三種）。他在史學上的劃時代的成就使我震驚了。然而這已經是王國維去世后一年多的事。

這兩位大師，魯迅和王國維，在生前都有可能見面的機會，而我沒有見到，而在死后卻同樣以他們的遺著吸引了我的幾乎全部的注意。就因為這樣，我每每總要把他們兩位的名字和業績聯想起來。我時常這樣作想：假使能夠有人細心地把這兩位大師作比較研究，考核他們的精神發展的路徑，和成就上的異同，那應該不會是無益的工作。可惜我對于兩位的生前都不曾接近，著作以外的生活態度，思想歷程，及一切的客觀環境，我都缺乏直接的親炙。因此我對于這項工作雖然感覺興趣，而要讓我來做，卻自認為甚不適當。六年前，在魯迅逝世第四周年紀念會上，我在重慶曾經作過一次講演，簡單地把兩位先生作過一番比較。我的意思是想引起更適當的人來從事研究，但六年以來，影響卻依然是沉寂的。有一次許壽裳先生問過我，我那一次的講演，究竟有沒有底稿。可見許先生對于這事很注意。底稿我是沒有的，我倒感覺著：假使讓許先生來寫這樣的題目，那必然是更適當了。許先生是魯迅的摯友，關于魯迅的一切知道得很詳，而同王國維想來也必定相識，他們在北京城的學術氛圍氣里同處了五年，以許先生的學力和衡鑒必然更能夠對王國維作正確的批判。但我不知道許先生自己有沒有這樣的興趣。

首先我所感覺著的，是王國維和魯迅相同的地方太多。王國維生于一八七七年，長魯迅五歲，死于一九二七年，比魯迅早死九年，他們可以說是正整同時代的人。王國維生于浙江海寧，魯迅生于浙江紹興，自然要算是同鄉。他們兩人幼年時家況都很不好。王國維經過上海的東文學社，以一九〇一年赴日本留學，進過東京的物理學校。魯迅則經過南京的水師學堂，路礦學堂，以一九〇二年赴日本留學，進過東京的弘文學院，兩年后又進過仙臺的醫學專門學校。王國維研究物理學只有一年，沒有繼續，而魯迅研究醫學也只有一年。兩位都是受過相當嚴格的科學訓練的。兩位都喜歡文藝和哲學，而尤其有趣的是都曾醉心過尼采。這理由是容易說明的：因為在二十世紀初期，尼采思想乃至德意志哲學，在日本學術界是磅礴著的。兩位回國后都曾從事于教育工作。王國維以一九〇三年曾任南通師范學堂教習，講授心理、倫理、哲學，一九〇四年轉任蘇州師范學堂教習，除心理、倫理、哲學之外，更曾擔任過社會學的講座。魯迅則以一九〇九年擔任浙江兩級師范學堂的生理和化學的教員，第二年曾經短期擔任過紹興中學的教員兼監學，又第二年即辛亥革命的一九一一年，擔任了紹興師范學校的校長。就這樣在同樣擔任過師范教育之后，更有趣的是，復同樣進了教育部，參加了教育行政工作。王國維是以一九〇六年在當時的學部（即后來的教育部）總務司行走，其后改充京師圖書館的編譯，旋復充任名詞館的協調。都是屬于學部的，任職至辛亥革命而止。魯迅則以一九一二年任南京臨時政府教育部的部員，初任社會教育司第一科科長，后遷北京，又改為僉事，任職直至一九二六年。而到晚年來，又同樣從事大學教育，王國維擔任過北京大學的通信導師、清華大學研究院教授，魯迅則擔任過北大、北京師大、北京女子師大、廈門大學、中山大學等的講師或教授。

兩位的履歷，就這樣，相似到實在可以令人驚異的地步。而兩位的思想歷程和治學的方法及態度，也差不多有同樣令人驚異的相似。他們兩位都處在新舊交替的時代，對于舊學都在幼年已經儲備了相當的積蓄，而又同受了相當嚴格的科學訓練。他們想要成為物理學家或醫學家的志望雖然沒有達到，但他們用科學的方法來回治舊學或創作，卻同樣獲得了輝煌的成就。王國維的《宋元戲曲史》和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毫無疑問，是中國文藝史研究上的雙璧。不僅是拓荒的工作，前無古人，而且是權威的成就，一直領導著百萬的后學。王國維的力量后來多多用在史學研究方面去了，他的甲骨文字的研究，殷周金文的研究，漢晉竹簡和封泥等的研究，是劃時代的工作。西北地理和蒙古史料的研究也有些驚人的成績。魯迅對于先秦古物雖然不大致力，而對于秦以后的金石銘刻，尤其北朝的造像與隋唐的墓志等，聽說都有豐富的搜羅，但可惜關于這方面的成績，我們在《全集》中不能夠見到。大抵兩位在研究國故上，除運用科學方法之外，都同樣承繼了清代乾嘉學派的遺烈。他們愛搜羅古物，輯錄逸書，校訂典集，嚴格地遵守著實事求是的態度。魯迅的力量則多多用在文藝創作方面，在這方面的偉大的成就差不多掩蓋了他的學術研究方面的業績，一般人所了解的魯迅大抵是這一方面。就和王國維是新史學的開山一樣，魯迅是新文藝的開山。但王國維初年也同樣是對于文學感覺興趣的人。他曾經介紹過歌德的《浮士德》，根據叔本華的美學思想寫過《紅樓夢評論》，盡力贊美元曲，而在詞曲的意境中提倡“不隔”的理論（“不隔”是直觀自然，不假修飾）。自己對于詩詞的寫作，尤其詞，很有自信，而且曾經有過這樣的志愿，想寫戲曲。據這些看來，三十歲以前，王國維分明是一位文學家。假如這個志趣不中斷，照著他的理論和素養發展下去，他在文學上的建樹必然更有可觀，而且說不定也能打破舊有的窠臼，而成為新時代的一位前驅者的。

兩位都富于理性，養成了科學的頭腦，這很容易得到公認。但他們的生活也并不偏枯，他們是厚于感情，而特別是篤于友誼的。和王國維“相識將近三十年”的殷南先生所寫的《我所知道的王靜安先生》里面有這樣的一節話：“他平生的交游很少，而且沉默寡言，見了不甚相熟的朋友是不愿意多說話的，所以有許多的人都以為他是個孤僻冷酷的人。但是其實不然，他對于熟人很愛談天，不但是談學問，尤其愛談國內外的時事。他對于質疑問難的人是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偶爾遇到辯難的時候，他也不堅持他的主觀的見解。有時也可以拋棄他的主張。真不失真正學者的態度。”（見述學社《國學月報·王靜安先生專號》，一九二七年十月三十一日出版）這樣的態度，據我從魯迅的親近者所得來的認識，似乎和魯迅的態度也很類似。據說魯迅對于不甚相熟的朋友也不愿意多說話，因此有好些人也似乎以為魯迅是一位孤僻冷酷的人。但他對于熟人或質疑問難的人，卻一樣是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的。兩位都獲得了許多青年的愛戴，即此也可以證明，他們的性格是博愛容眾的。

但在這相同的種種跡象之外，卻有不能混淆的斷然不同的大節所在之處。那便是魯迅隨著時代的進展而進展，并且領導了時代的前進；而王國維卻中止在了一個階段上，竟成為了時代的犧牲。王國維很不幸地早生了幾年，做了幾年清朝的官；到了一九二三年更不幸地受了廢帝溥儀的征召，任清宮南書房行走，食五品俸。這樣的一個菲薄的蜘蛛網，卻把他緊緊套著了。在一九二七年的夏間，國民革命軍在河南打敗了張作霖，一部分人正在興高采烈的時候，而他卻在六月二日（農歷五月三日）跳進頤和園的湖水里面淹死了。在表面上看來，他的一生好像很眷念著舊朝，入了民國之后雖然已經十六年，而他始終不曾剪去發辮，儼然以清室遺臣自居。這是和魯迅迥然不同的地方，而且也是一件很稀奇的事。他是很有科學頭腦的人，做學問是實事求是，絲毫不為成見所囿，并且異常膽大，能發前人所未能發，言腐儒所不敢言，而獨于在這生活實踐上卻呈出了極大的矛盾。清朝的遺老們在王國維死了之后，曾謚之為忠愨公，這謚號與其說在尊敬他，毋寧是在罵他。忠而愨，不是罵他是愚忠嗎？真正受了清朝的深恩厚澤的大遺老們，在清朝滅亡時不曾有人死節，就連身居太師太傅之職的徐世昌，后來不是都做過民國的總統嗎？而一個小小的亡國后的五品官，到了民國十六年卻還要“殉節”，不真是愚而不可救嗎？遺老們在下意識中實在流露了對于他的嘲憫。不過問題有點蹊蹺，知道底里的人能夠為王國維辯白。據說他并不是忠于前朝，而是別有死因的。他臨死前寫好了的遺書，重要的幾句是“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世變，義無再辱”。沒有一字一句提到了前朝或者遜帝來。這樣要說他是“殉節”，實在是有點說不過去。況且當時時局即使危迫，而遜帝溥儀還安然無恙。他假如真是一位愚忠，也應該等溥儀有了三長兩短之后，再來死難不遲。他為什么要那樣著急？所以他的自殺，我倒也同意不能把它作為“殉節”看待。據說他的死，實際上是受了羅振玉的逼迫。詳細的情形雖然不十分知道，大體的經過是這樣的。羅在天津開書店，王氏之子參與其事，大折其本。羅竟大不滿于王，王之媳乃羅之女，竟因而大歸。這很傷了王國維的情誼，所以逼得他竟走上了自殺的路。前舉殷南先生的文字里面也有這樣的話：“偏偏去年秋天，既有長子之喪，又遭摯友之絕，憤世嫉俗，而有今日之自殺。”所謂“摯友之絕”，所指的應該就是這件事。偽君子羅振玉，后來出仕偽滿，可以說已經淪為了真小人，我們今天絲毫也沒有替他隱諱的必要了。我很希望深知王國維的身世的人，把這一段隱事更詳細地表露出來，替王國維洗冤，并彰明羅振玉的罪惡。

但我在這兒，主要的目的是想提說一項重要的關系，就是朋友或者師友。這項關系在古時也很知道重視，把它作為五倫之一，而在今天看來，它的重要性更是有增無已了。這也就是一種重要的社會關系，在一個人的成就上，是一個極其重要的因數。王國維和魯迅的主要不同處，差不多就判別在他們所有的這個朋友關系上面。王國維之所以劃然止步，甚至遭到犧牲，主要的也就是朋友害了他。而魯迅之所以始終前進，一直在時代的前頭，未始也不是得到了朋友的幫助。且讓我更就兩位的這一項關系來敘述一下吧。

羅振玉對于王國維的一生是關系最密切的一個人，王國維受了他不少的幫助是事實，然而也受了他不少的束縛更是難移的鐵案。王國維少年時代是很貧寒的。二十二歲時到上海入東文學社的時候，是半工半讀的性質，在那個時候為羅振玉所賞識，便一直受到了他的幫助。后來他們兩個人差不多始終沒有分離過。羅振玉辦《農學報》，辦《教育世界》，都靠著王國維幫忙，王國維進學部做官也是出于羅的引薦。辛亥革命以后，羅到日本亡命，王也跟著他。羅是一位搜藏家，所藏的古器物、拓本、書籍，甚為豐富。在亡命生活中，讓王得到了靜心研究的機會，于是便規范了三十以后的學術的成就。王對于羅似乎始終是感恩懷德的。他為了要報答他，竟不惜把自己的精心研究都奉獻了給羅，而使羅坐享盛名。例如《殷墟書契考釋》一書，實際上是王的著作，而署的卻是羅振玉的名字。這本是學界周知的秘密。單只這一事也足證羅之卑劣無恥，而王是怎樣的克己無私，報人以德了。同樣的事情尚有《戩壽堂所藏殷墟文字》和《重輯倉頡篇》等書，都本是王所編次的，而書上卻署的是姬覺彌的名字。這也和魯迅輯成的《會稽郡故書雜集》，而用乃弟周作人名字印行的相仿佛。就因為這樣的關系，王更得與一批遺老或準遺老沈曾植、柯紹忞之倫相識，更因緣而被征召入清宮，一層層封建的網便把王封鎖著了。厚于情誼的王國維不能自拔，便逐漸逐漸地被強迫成為了一位“遺臣”。我想他自己不一定是心甘情愿的。羅振玉是一位極端的偽君子，他以假古董騙日本人的錢，日本人類能言之。他的自充遺老，其實也是一片虛偽，聊借此以沽名釣譽而已。玉國維的一生受了這樣一位偽君子的束縛，實在是莫大的遺憾。假使王國維初年所遇到的不是這樣一位落伍的虛偽者，又或者這位虛偽者比王國維早死若干年，王的晚年或許不會落到那樣悲劇的結局吧。王的自殺，無疑是學術界的一個損失。

魯迅的朋友關系便幸運得多。魯迅在留學日本的期中便師事過章太炎。章太炎的晚年雖然不一定為魯迅所悅服，但早年的革命精神和治學態度，無疑是給了魯迅以深厚的影響的。在章太炎之外，影響到魯迅生活頗深的人應該推數蔡元培吧？這位有名的自由主義者，對于中國的文化教育界的貢獻相當大，而他對于魯迅始終是刮目相看的。魯迅的進教育部乃至進入北京教育界都是由于蔡元培的援引。一直到魯迅的病歿，蔡元培是盡了沒世不渝的友誼的。蔡、魯之間的關系，在我看來差不多有點像羅、王之間的關系。或許不正確吧？然而他們相互間的影響卻恰恰相反。魯迅此外的朋友，年輩相同的如許壽裳、錢玄同，年輕一些的如瞿秋白、茅盾，以及成為了終身伴侶的許廣平，這些先生們在接受了魯迅的影響之一面，應該對于魯迅也發生了回報的影響。就連有一個時期曾經和魯迅筆戰過的后期創造社的幾位朋友，魯迅也明明說過是被他們逼著閱讀了好些關于唯物辯證法的文藝理論的書籍的。我這樣說，但請讀者不要誤會，以為我有意抹殺魯迅的主觀上的努力。我絲毫也沒有那樣的意思。我認為朋友的關系是相互的，這是一種社會關系，同時也就是一種階級關系，我們固然誰也不能夠脫離這種關系的影響，然而單靠這種關系，也不一定會收獲到如愿的成就。例如豈明老人的環境和社會關系應該和魯迅的是大同小異的吧，然而成就卻相反。這也就足以證明主觀努力是斷然不能抹殺的了。

準上所述，王國維和魯迅的精神發展過程，確實是有很多地方相同，然而在至關重要的地方也確實是有很大的相異。在大體上兩位在幼年乃至少年時代都受過些封建社會的影響。他們從這里蛻變了出來，不可忽視地，兩位都曾經經歷過一段浪漫主義的時期。王國維喜歡德國浪漫派的哲學和文藝，魯迅也喜歡尼采，尼采根本就是一位浪漫派。魯迅的早年譯著都濃厚地帶著浪漫派的風味。這層我們不要忽略。經過了這個階段之后，兩位都走了寫實主義的道路，雖然發展的方向各有不同，一位偏重于學術研究，一位偏重于文藝創作，然而方法和態度確是相同的。到這兒，兩位所經歷的是同樣的過程，但從這兒以往便生出了懸隔。王國維停頓在舊寫實主義的階段上，受著重重束縛不能自拔，最后只好以死來解決自己的苦悶，事實上是成了苦悶的俘虜。魯迅則從此骎骎日進了。他從舊寫實主義突進到新現實主義的階段，解脫了一切舊時代的桎梏，而認定了為人民大眾服務的神圣任務。他掃蕩了敵人，也掃蕩了苦悶。雖然他是為肺結核的亢進而終止了戰斗，事實上他是克服了死而大踏步地前進了。

就這樣，對于王國維的死我們至今感覺著惋惜，而對于魯迅的死我們卻始終感覺著莊嚴。王國維好像還是一個偉大的未成品，而魯迅則是一個偉大的完成。

我要再說一遍，兩位都是我所欽佩的，他們的影響都會永垂不朽。在這兒我倒可以負責推薦，并補充一項兩位完全相同的地方，那便是他們都有很好的《全集》傳世。《王國維遺書全集》（商務版，其中包括《觀堂集林》）和《魯迅全集》這兩部書，倒真是“雖與日月爭光可也”的一對現代文化上的金字塔啊！

但我有點惶恐，我目前寫著這篇小論時，兩個《全集》都不在我的手邊，而我僅憑著一本《國學月報》的《王靜安先生專號》和許廣平先生借給我的一份《魯迅先生年譜》的校樣，因此我只能寫出這么一點白描式的輪廓，我是應該向讀者告罪的。

再還有一點余波也讓它在這兒搖曳一下吧。我聽說兩位都喜歡吸香煙，而且都是連珠炮式的吸法。兩位也都患著肺結核，然而他們的精神卻沒有被這種痼疾所征服。特別是這后一項，對于不幸而患了同樣病癥的朋友，或許不失為一種精神上的安慰和鼓勵吧。

1946年9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