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詩人節說到屈原是否是弄臣

一九四一年在重慶的一大部分作詩的人不期然地把舊歷端午節定為“詩人節”，立地便得到普遍的響應。但只公開地紀念了一年，以后便只好由少數人靜悄悄來舉行紀念了。原因是文運大員不高興這個舉動，據說是，節日很多，為什么要把端午定成詩人節？詩人很多，為什么要紀念屈原？在這前后關于屈原也就展開了政治上的斗爭。有的人說，屈原那樣的人根本值不得紀念的，恃才揚己，誹謗當道，而終于獨善其身，消極自殺，這樣狂誕偏激的人，在我們目前的中國根本不需要。當然在今天還要來紀念屈原的人，也就是狂誕偏激之徒，有意恃才揚己，有意誹謗當道，而最好是跟著屈原消極自殺，也就樂得干凈的了。太不安分了，公然要紀念屈原！

我自己就是這不安分的一個人，而且也就是被人們最希望我趕快自殺的一個。然而我的不安分卻真是到了家，對于屈原的一切我都喜歡，而獨于不喜歡他的自殺，因此要想我跳進揚子江或黃浦灘，那恐怕就只好等待“自行失足落水”了。

真的，除掉自殺這一點之外，我對于屈原的一切，可以說都是喜歡的。首先我喜歡他是尊重人民的人，例如他說：

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

怨靈修之浩蕩兮，終不察乎民心。

皇天之不純命兮，何百姓之震愆！

愿搖起而橫奔兮，覽民尤以自鎮。

為多災多難的人民而痛哭流涕，而怨天恨人，而克制自己，不作逃避現實的隱遁，試問不是真正尊重人民、愛護人民，而且這尊重愛護之念既深且切的人，誰個能夠這樣？屈原無疑是一位政治性很濃重的詩人，而他的政治觀點就是替人民除去災難，對內是摒棄壓迫人民的吸血佞幸，對外是反抗侵略成性的強權國家，要依人民的意見來處理國政，團結善鄰，對于強權拒絕屈膝。這無論怎么說應該是很正確的主張，然而卻為當時的當道所不容，而采取了相反的道路以致“民離散而相失”，就在屈原在世的當時幾乎要到了國族淪亡的慘痛。他是愛國愛民的人，你叫他怎么能不誹謗，能不怨望？愛得深便恨得切，他的誹謗和怨望，要使千載的大員們都感覺著震恐，這是理所當然，而在今天一些不安分的人要崇拜他，唉，那也就是勢所必然了。

另外值得注意的一件事，是他的詩形式。那完全采取的是民歌民謠的體裁，而把它擴大了，更加組織化了。他所創造的“騷體”以“兮”字的反復出現為其特征，這本來是古代民歌民謠的唱誦口調。在今天讀音變了，雖然顯得文謅謅，甚至文人的別名也就叫作“騷人”，但假如懂得古音去讀，那秘密便立地解釋了。“兮”字古音是讀如“啊”，這是清代音韻學者孔廣森的一個發明。曉得了這個發音，你去讀《楚辭》以及凡有“兮”字的古歌謠，便可以知道那完全是和言語近親的音調。跟著你也可以得到一個重要的啟發，便是在《詩經》中屬于廟堂文學的《大雅》、《小雅》、《周頌》、《魯頌》、《商頌》等何以不用“兮”字（用者極少），而屬于民間文學的《國風》，何以多用“兮”字了。跟著你更可以得到一個重要的啟發，便是用“兮”字的民間歌謠是無分南北的，以前的人認《楚辭》為南方文體，不同于北方的“雅”、“頌”，從地域上來解釋二者的差異，那完全是錯誤的見解。《楚辭》與“雅”、“頌”的不同是平民文學與貴族文學的不同。《楚辭》式的平民文學在北方也有，“雅”、“頌”式的貴族文學在南方也有。前者有《國風》及其他古歌謠可證，后者有徐、楚、吳、越的有韻的鐘鼎銘文可證。

從這兩方面來考察，我們便可以看出屈原的偉大，他的詩意識是人民意識，他的詩形式是民間形式，他是徹內徹外的一個人民詩人。他要享受兩千多年來的民族崇敬，那并不是沒有理由的。今天的詩人們正是意識著要遵守這樣的道路。屈原在詩人們的心中便形成了莊嚴的形象，而把相傳是他的死日的端午節，由人民的節日更規劃為詩人節，而加以雙重的紀念，那也并不是沒有理由的。

無可否認，屈原是成為了一個偶像。他是人民意識的形象化，人民文藝的形象化。這樣的偶像，不僅不應該打倒，而且也沒有方法打倒的。屈原在生前雖然受著迫害而終至于自殺，但他死后兩千多年，人民一直都沒有忘記他。愿與人民為敵的人，覺得這個偶像是眼中釘，要想用政治的力量來加以再毀滅，那只是徒勞的幻想。詩人節在今年，又全國規模地復活了，這對于那些文運大員們的反抗，不是一首朗誦詩式的洪亮的回答嗎？

但也有一種與政治的逆流無直接關系的偶像破壞的主張，那便是“屈原是文學弄臣”的嶄新學說的出現。這學說在三年前在成都紀念詩人節的時候，由孫次舟教授在紀念會的演說上公開發表了。孫先生是一位學者，他是以一位史學家的立場來發表他的新說，也和十幾年前胡適發表他的屈原是虛構人物說一樣，在孫先生本人可能沒有什么政治的意義。不幸孫先生的新說，恰好發表在政治逆流激蕩的時候，仿佛就和大員們在相呼應的一樣，要摧毀這個人民意識的形象，人民文藝的形象，因而便遭受到劇烈的反擊。這可以說是孫先生的不幸。今天讓我們平心靜氣的來檢討孫先生新說的根據吧。

原文不在手邊，恕我不能作詳細的征引，大體上的論證是這樣的。在古希臘、羅馬凡是從事于文藝工作的多是奴隸，中國古時也有這種傾向，所謂“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畜之”。故如漢代的司馬相如、東方曼倩之流是文學弄臣，而在秦前如淳于髡是齊之贅婿，宋玉是楚之小臣，和倡優之為弄臣，實在是并無差別。屈原是文學之士，已然逃不脫這樣的命運，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的《離騷》，把君臣的關系比成男女的關系，而敘述自己的身份時如婦人女子。例如：“眾女嫉余之蛾眉兮，謠諑謂余以善淫”，大有搔首弄姿之態。這就足證屈原不僅是一位文學奴隸，而且是楚懷王的一位男妾了。這樣的一番偶像破壞實在是相當徹底。假如純粹出諸感情來加以反譏，實在是不能使孫先生心服，而且也不能解決問題。因此繼孫先生之后也就有聞一多的《屈原問題》出現（《中原》雜志二卷二期），聞先生承認孫先生的說法，但加了一個轉語，便是屈原誠然是文學弄臣，但他能夠革命，所以愈見值得崇敬。這問題似乎也就可以相安無事了。的確，那樣崇高的一位革命文學家，他的身份本來是一位弄臣，比起本來是一位貴族的來，似乎更值得尊敬了。不過我嫌這個說法，論證依然不夠。

在奴隸社會里面搞文藝的多是奴隸，而不必都是奴隸。屈原是楚國的貴族三間大夫，畢竟和淳于髡、宋玉等不同。問題應該在“蛾眉”與“善淫”這樣的字面了。《詩經·衛風》里有“螓首蛾眉”是形容衛莊姜的容貌的，后世辭人便把這樣的字面作為了形容女性的專詞，但在古時這樣的字面還沒有這樣特殊化的時候，應該可以有更廣泛的使用的。女子的眉毛秀麗，就跟蛾子的那樣，自然可以稱為“蛾眉”；男子的眉毛秀麗，也就跟蛾子的那樣，難道就不可以稱為“蛾眉”嗎？古人質實，自己美就說自己美，美得怎樣就說美得怎樣，我們不能因為屈原自述“蛾眉”，便斷定他自比女子。善淫的謠諑倒應該和宮廷的女性有關的，特別是那位寵姬鄭袖，我倒感覺著她對于屈原這位美男子起過野心，唯因野心不遂，后來才加以反噬。《卜居》里面不是透露了這個消息嗎？“將呢訾栗斯，喔咿儒兒，以事婦人乎？”這位“婦人”，不應該是泛無所指。因此我感覺著屈原是文學弄臣，甚至是龍陽之說，證據不夠。并不是想在這兒替屈原爭身份，只想求其真實。假使真是一位文學弄臣而能懷抱著那樣強烈的人民意識，這比本來是貴族的還要難于說明，因為那樣的見解是過于以意識決定存在了。

1946年5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