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改革中幾個具體事件

關于教育改革之具體問題，原則上我們可以有些意見。其施行的詳細方案乃是教育當局的事，我們局外人既無材料在手，自然無從懸推。

教育改革具體方案之原則，一時想來有下列數事。

（一）全國的教育，自國民教育至學術教育，要以職業之訓練為中心的。這話不是江蘇省教育會一系人之老調頭，他們的辦法是把學校弄成些不相干的職業的“藝徒學堂”。幼年人進學堂，如進工場一般，這是極其不通的。我們乃是主張學校中的訓練要養成幼年人將來在社會服務的能力，養成一種心思切實，態度誠實，手腳動得來，基本知識堅固的青年。所以中小學雖有化學，然而如竟專心制起胰子來；雖有物理，然而專心做起電燈匠來，都是大可不必的。不過，化學雖不造堿，而必使中學畢業生在化學工廠中做起事來，能應用他在學校中學的化學知識；在農場中做起事來，能應用他在學校中學的動植物知識，然后這教育不是失敗的。

在這“職業訓練”的要求之下，我以為中小學的課程應注意下列數事：

甲、將中小學課程之門類減少至最低限度，僅僅保留國文、英文、算學、物理、化學、自然知識、史地知識、體育等，而把一切不關痛癢的人文科目一律取消。一面將黨義的功課堅實地改良，使其能容納些可靠的人文知識，不專是一年又一年的喊口號。當年黃炎培等人擬高中章程，竟有了文化史和人生哲學。這個題目在歐洲尚不會建設得能夠包含著基本訓練之意義，試問中國有誰配教這門功課？在高中又如何教法？……

乙、每一科目寧缺毋濫。在城市的學校可減除自然知識，在鄉村學校亦可酌量減除些科目，只有國文、英文、算學是絕對不可少的。每一科目既設之后，必求有實效，國文非教得文理清通、文法不錯不可，英文非教得文法了然能有些實用不可，算學非教得有算術、幾何、代數、最淺解析幾何、最淺微分之基礎知識，而能實用不可（此限度就高中言）。物理非教得對于電燈、肥皂泡、天氣變化、化熱力功用等等一切我們四圍環境中遇到的事件，能與書本上的指示連起來不可；植物非教得能把我們園中的植物拿來分類認識出來不可。一切功課都步步跟著實驗，教科書不過是一個參考的手本，訓練的本身乃在動手動腳處。國文、英文也不能是例外的，歷史要教到堅實而不盲目的民族主義深入心坎中，同時知道世界文化之大同主義；地理要教得知道世界各地物質的憑借，及全國經濟生活之綱領，若專記上些人名、地名、年代、故事，乃真要不得的。為實現這樣的課程，教育部有設置幾個專科的課程編定委員會之必要。

照這樣做下去，然后以下列的標準考察一個學校辦的成功與失敗：一、學生的手腳是否有使用他的課本上的知識的能力；二、學生能不能將日常環境中的事與課本上的知識連貫起來。能，便是訓練的有效；不能，便是制造廢物了。這樣的訓練，不特可以充分發育一個人之用處，一個人將來在職業上的用處，并可以防止安坐享受的習慣、思想不清的涵養、做士大夫的架子。

（二）全國的教育要有一個系統的布置。民國以來的教育，真可謂“自由發展”了，其結果是再紊亂不過的。私立學校隨便開，大學隨便添，高中滿了全國。即令這些學堂都好，也要為社會造出無數失業的人來，而況幾乎都不成樣子。現在教育部有下列的幾個當務之急：第一，作一個全國教育的統計，同時斟酌一下，中國到底需要些哪樣人，然后制定各校各科的人數，使與需要相差不遠。第二，使公立學校在上下的系統上及地方的分配有相當的照應。第三，限制私立學校，使它不紊亂系統。第四，最要緊的——國民教育、普通教育、職工教育、學術教育，中間之相接、相配合處厘定清楚，務使各方面收互相照應之功效，而不致有七忿八錯之形態。

（三）教育如無相當的獨立，是辦不好的。官治化最重之國家，當無過于普魯士。試以普魯士為例，雖說大學教授講座之選補權亦操之教育部，一切教育行政皆由部或地方官廳令行之，然其教育界實保有甚大之自治力量，行政官無法以個人好惡更動之。當年以德皇威廉第二之專橫，免一個大學校長的職，竟是大難；革命后普魯士教育部長免了一個國立歌劇院院長的職，竟發生了大風波。如熟悉德國教育情形，當知高等教育權皆在所謂秘密參議手中，普通教育權皆在所謂學事參議手中，其用人行政，一秉法規，行政官是不能率然變更的。這樣子固然有時生出一種不好的惰力，然而事件總不至于大紊亂。中國的教育廳長、特別是市教育局長可以隨便更換，這猶可說他們是政務官，然而廳長、局長竟能隨便更變校長，一年數換，于是乎教員也是一年數換了。服務教育界者，朝不保夕，他們又焉得安心教書？又焉得不奔競、不結黨營私？

所以政府的責任，第一是確定教育經費之獨立，中央的及地方的。第二是嚴格審定校長、教員、教授的資格，審定之后，保障他們的地位。第三，教育部設置有力量的視學，教廳亦然，參以各種成績之考核，純然取用文明國家文官制度（Civil Service）之辦法，定教育界服務人員之進退，及升級補缺。河南省的教育經費能獨立，山東省的教育不曾換過長官，其結果便比江蘇、安徽好得多，這真是值得注意的。

（四）中國的教育是自上腐敗起，不是自下腐敗起。民國二十年來的事實可以完全證實此說。教育部沒有道理了，然后學制紊亂，地方教育長官不得人，校長不成樣子，然后教員不成樣子，然后學生的風紀不堪問了。政府有時稍稍表示認真的決心，每收意想不到的效果。如民國十五年國府在廣東時，把中山大學解散了，教授重行聘任，學生須經甄別，當時的中山大學真可謂黨派斗爭之大集合，亦是學潮的博物館，然而政府一經表示決心之后，竟全無問題，于是中山大學有了三年的讀書生活，以后仍是政府措施不當，然后風潮又起來的。又如此次政府表示整頓中央大學的意思，不特在中大辦下去了，即遠在北平的大學，也望風軟化。雖以劉哲一樣的人，尚能以決心平服北平教育界，而況其他？……所以我的看法是：教育之整頓，學風之改善，其關鍵皆自上而下，都不是自下而上。若大學校長永遠任用非人，雖連著解散幾次又何益？然則今之政府之責任，在整頓自己責任內的事。所謂政府責任內事者，大致有下列二項：

甲、把教育部建設成一個有技術能力的官廳，以法蘭西、普魯士的教育部為榜樣做去，不特參事司長不能用一無所能的人，即科長、科員亦必用其專門之長。此外更設統計處，以便全國教育事項了如指掌；設教材編纂處，不再審定些亡國的教科書。

乙、廳長、大學校長、教育局長必須用得其人。其人若有人品，有見識，有資望，自然沒有學潮，有也不至為大害。以我個人教書的經驗論，學生多數是好學生。我一向對學生極嚴厲，并未遇到反響，所見的學生搗蛋，皆自教員不振作而起。

（五）教育當局要為有才學的窮學生籌安頓。中國的家庭是世界上最腐敗的，中國的家庭教育是世界上最下等的，所以嚴格說去，中國無“世家”之可言。惟其如此，故賢士干才多出于貧寒人家。環境之嚴苦鍛煉出人才來，不是居養的舒服能培植德性的。科舉時代，窮人是比較有出路的，一來由于當年讀書本用不了許多錢，二來由于當年義學、宗塾、廩膳膏火、書院獎勵、試館等制度，大可幫助有才無錢的人。今日之學校教育，用錢程度遠在當年之上，并無一切獎金、助金。國家號稱民國，政治號稱民權，而貧富之不平更遠甚，成個什么樣子？不特就人道的立場言，極其不平；即就政治的作用論，也是種下一個最大的危險種子。所以我來提議：

甲、把自大學至小學的經費抽出至少百分之五來作獎學金。

乙、把一切無成績的省立大學停止了，改成獎學金（國外留學金在內）。

丙、把一切不成樣子的私立大學停止了，收它們的底款為獎學金。

丁、一切私立學校不設獎學金者，不得立案。

戌、學費一面須收得重，獎學金額一面復設得多。

于是國家有國家的獎學金，省有省的獎學金，縣有縣的獎學金，學校有學校的獎學金，團體有團體的獎學金。于是學生用功了，窮學生尤其用功了，學校的風氣自然好，社會的秩序自然改善。

此外關于學術教育的事項，后來再論。

（原載1932年7月24日《獨立評論》第十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