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大學與學術研究

（初步檢討臺灣大學過去之講座制度，并論如何實現學術研究之初步準備。）

臺灣大學在日據時代，和其他日本大學一樣，也和歐洲大學的制度相近，是用講座制度的。我到臺灣將近8個月，過去的事，我知道的有限，我只能拿我對于歐洲大學的認識來說，也許有很多事實的錯誤。這一篇文章不是在作歷史的敘述，是在檢討將來的方向。如有錯誤，乞讀者指正。

所謂講座制度者，有若干必要的含義，有若于引申的含義，現在分節來說。

一、講座制度，顧名思義，包含內外兩個意思。內的含義是：一個擔任講座的教授，有很大的獨立性，除去事情關系全校者外，他自己是可以決定的，而關于全校的事情的集中性，也要減之又減。外的含義是：一個大學是若干講座的集合體。在此原則上建立大學的制度。

大學的主體當然在教授，為教育、為學術的研究，這都是當然的。假如教授受行政人的干預太多了，流弊極大，可以弄到學術研究根本難得進行。所謂“教與學的自由”只有在這個制度之下可能盡量發展，而“教與學的自由”，又是學術進步的必要條件，所以一個教授若果跟一個現在中學中之教員一樣，大學便不成其為大學。我想，凡是相信歐洲大學制度是正統的大學制度者，對于大學中之講座制度，原則上要贊許的。

二、由上一說引申，既有講座之制度，則現在系的制度便很要修正。誠然，系是一個教育的單位，講座是一個學術的單位，可以并行不悖，在英、美大學中常常如此，但這終究是一個遷就的辦法，互相調整上頗不容易，其結果每每不是講座制度不像歐洲大陸那個樣子，便是系等于虛設。德國大學中，凡是一位正教授（Ordinarius），他的位置叫做一個講座（Lehrstuhl，日本稱講座，即是直譯德文），他就可以考試學生，給學位，不過他不能獨裁，要會議決定，而這個會并不是我們的系務會議或院務會議或校務會議。嚴格的講座制度很大的一種運用在此，所以與系的制度是不容易配合的。

三、又引申一義。既有這樣的講座，則學分制度亦不易存在，學分制度，是美國制度，是系的制度之下的產物。若用講座制度，則是一個總考而已。誠然，系也可以總考，講座也可以總考，但講座制度之下，很難用學分制。

四、又一引申，假如行這樣不折不扣的講座制度，則院長、系主任（假如還有系的話）勢必走于由講座教授共選之趨勢，或者校長之產生亦在此。至多可以選兩個或三個，由上層擇定一個而已。

假如大學是一個“智慧的貴族制度”（intellectual aristocracy），則以上的辦法都是當然的。

不過，這制度在現在決不能實行，無論你如何想慕它。主要的理由可以這樣說，講座制度在歐洲雖是一個古老的事情，而其發達為近代的學制，卻在19世紀之下半葉，當時的環境跟現在大不相同，當時學術發展的階段，專家還容易成通人，現在卻是很難了，當時一個人兼顧教學兩方面，還比較容易，現在卻兩樣了。

18世紀的大學教授，大體是教書匠，學會甚少，學術的刊物甚少，教員升官，不是靠研究的，所以當時大學教員之研究，可以說是“行有余力”的工作。用句現代的話，就是“業余工作”。自從普魯士的教育當局洪博魯特（Humboldt）提倡大學教授要研究，要“教學相長”，風氣為之一變，柏林大學也就是這個風氣的開山。誠然，此前的大學教授，何嘗不研究，例如康德，一生寫了那么些書。但看看康德的生平，可就慘極了，哲學課目之外，算學、力學、化學、天文學、人類學、地理學、氣象學……他都要教，在他的閑暇寫了那些書，但他也沒有很多的閑暇仔細地寫，所以才把多年的稿子五個月積成一部大書，就是那部《純理評判》（《純粹理性批判》），讀者的壓倒多數認為是越看越糊涂。我們固然不要忘記牛頓的《自然哲學原理》是在大學里寫的，但也不要忘記斯賓諾莎、萊布尼茨、休謨等大哲學家，亞當·斯密、利加多、門得爾等科學家，都與大學無甚關系。17、18世紀多數的實驗科學家，也多不是在大學做實驗的。自從普魯士提倡新制度以后，研究的風氣，自大學之外進到大學之內，在19世紀下半葉，大學幾乎把學術的研究獨占了。這中間誠然也有例外，如穆勒，如達爾文；也有不幸的例外……所以假如我們能跟物理學家一樣，一切根據一個統計數，把特稱肯定作為全稱肯定，我們便可以說18世紀及以前學術研究是在大學之外，19世紀到現在是在大學之內。

學術的研究既然到了大學之內，運用得好，自然有益于大學的教育。照現在國際的情形看，教員升官，是靠他在專科雜志論文發表的多少的；教員的名望，是靠他在學術上的權威的，于是乎教育成了第二義，大學成了研究院。誠然，不能研究的教授很難是好教授，不能“茍日新，又日新，日日新”的教書匠，是很難啟發學生的，但一心一意在研究的自我主義者，時常忽略了他的教育任務。我在歐洲的經驗是這樣子：柏林大學始終保持這個“教學相長”的傳統，所以多數的第一流學者是第一流的教書者，但也不個個如此。如世界出名的愛因斯坦，便是一個自我主義。對學生不大發生興趣的人，當時歐洲兩個最大的與漢學有關系的東方學家，一個是德國的米勒（F.W.K.Mueller），對學生極熱心；一個是法國的伯希和（Paul Pelliot），全是自我主義。由此看來，教與學合為一事，就是研究與教書合為一事，理想上必然如此，事實上并非個個辦到。所以講座教授變為研究單位的話，能不能還盡教育的責任，未可一概而論，尤其是在第二流的人物中。因為他研究已經很吃力了，既要研究的結果“多”，又要教得“好”，好不容易的。

歸納以上的說法，“教學相長”是理想，教學相仿也是常有的事實，尤其在不是大師而是在模仿家的手中，要小心這個流弊。研究如何有益于教書，而不害于教書，是我們討論講座制度時第一要注意的事。

或者說：有些講座教授即不妨以研究為唯一之目的，能促進學術研究，便很夠好了。我說：這話是對的，但也要加一條件。最近三十年來之學術發達，在文、史、政、法、算學等科目，雖然大多還離不開大學，但在若干實驗的科學，離開大學的趨勢，頗為增加。專門的研究院所，不與大學相關系的，日益增多。在歐洲多是國立，在美洲多是工廠立。這因為實驗科學要設備，設備常常不是一個大學所能擔負。又因為學術發展的門類極端繁細，不是專家，不能稱為學者；一為專家，便容易成為鉆牛角尖者。設備與專門兩樣的限制，又使得大學“教學相長”的意義大受影響。

認清現在學術發展的階段，過于專門的學術如何能拿講座制度來運用，是我們討論講座制度第二件要注意的事。

這一項，還有一個附帶的含義。大學的講座制度，需要很大的自由，這不待說。所謂自由者就是自我做主，就是只憑自身的計劃，外來的方案減少到最低限度之謂。偏偏現在學術發展到一個階段，尤其是在實驗的科目，需要計劃，需要方案，那么如何能以學術自由的方案來運用呢？這要仔細想想了。

以上兩項，還是就理想談理想。假如沒有脫去了時間，至少脫去了空間，已經有些難題了，若果就現在的事實來說，更有以下好幾層困難：

第一，現在的大學制度，是教育部依立法程序定的，其中自然有很大的伸縮性，然而我們卻不能把它推翻。我們可以拿我們的原則去適應，卻不能拿我們的主意去改變。學期、學分和考試制，這都是固定的了，我們不能完全另來一套。

第二，集講座為大學之一種制度，必須有兩個先決條件：（一）選拔學生要謹嚴，這在現在這個潮流中不太容許。（二）中學要好，這在五年、十年之內辦不到。

以上兩項，還是一般地來說，現在索性專談臺灣大學。講座不講座，如果標準高，不用講座制度，也可以達到講座制度的相等效率，雖然比較麻煩些。用講座制度而標準低，恐怕比不用講座制度還糟。因為一切事推進（尤其關于改革的）更不容易了。我近來很嘆惜三年半來的臺灣大學的經歷，尤其是在接收的時候和去年夏天。

接辦的時候，在臺灣省，人對于祖國的熱誠下是容易把這個大學辦好的，恰恰那時候的地方長官不予協助，使得一位有見解的校長，一怒而去。

去年夏天，內地已經相當動亂，用大氣力拉人，是比較容易的，偏偏出了一陣事，到今天，拉人的地方不如當年十分之一；拉人的憑借，更不待談，這當然是我的能力有限。不過，事實如此，大家也都知道的。我這一些話，絲毫沒有對本校同人有不敬之意，我以為我們這個大學，以全國的標準論，第一流雖然還待努力，第二流還說得上，其中確有甚多在國內屬于第一流的學者。而且我們學校有許多好的風氣，是很可寶貴的，如對于公務之熱心、常在研究室等等，比起那些三流的大學（三流的大學在全國國立大學中占半數以上）真正好得多了。所以我們這個大學，即使不能說好，至少可以說很有希望。那么，我這些感慨是何所謂呢？我說：我這個感慨專為講座一個問題耳。假如辦一個教書的大學，這些話大半是多余的；假如辦一個講座的大學，或學術性的大學，就是說研究的大學，問題就來了。

所謂研究，尤其是在大學的研究，我們必須先檢討一番，才可以談講座這個問題。

研究的憑借，就個人論，靠天資，靠學力，靠意志。就環境論，靠設備，靠經費，靠安定的環境。中國的研究事業，因為科目不同，發達的程度也不同。文史學在中國本有一個很久的傳統，這個傳統比歐洲文史學的傳統長久，所以在戰前的一二十年中，可以說盛極一時，雖然說高峰不過幾個，但方面的寬廣，產量之繁多（假如“產量”兩個字可以用的話）頗有“乾嘉之盛”。這中間有的是純粹中國的傳統，但多數是接受西洋文史學的刺激。也有些是純粹歐洲的傳統……這中間當然有許多無聊的，至少可以說壞的比好的多多了，但我們現在看“乾嘉之盛”，也還不是無聊的多于有聊的嗎？兩部《皇清經解》，經過時代的剝蝕，其中有永久價值者并不算多，這兩部書之于漢學所可保存的，未必如《通志堂經解》乏于宋學所可保存得多。文史學以外，在自然科學中最發達的是地質學及其接近的科學，這因為有一個好的學校，北京大學地質學；有一個好的研究機關，地質調查所；有一個粹然學者，李四光先生；有一個事業領導的人物，丁文江先生。此外，一切有地域性的科學，比較發達；一切無地域性的科學，比較在后，這也不可一概而論，但統計的約數是如此。這道理很容易解釋，地域性的科學，中國人有特殊的憑借，非地域性的科學，則是在世界的總市場中比較，如果要出人頭地，格外地難，這中間又有一個分別，不需要實驗的又比需要實驗的容易發達。例如算學，近年很出幾位卓然的算學家，有國際的聲譽。這道理也容易解釋，算學的研究，只要有書，書可以帶著走，可是實驗的研究要實驗室，實驗室不能帶著走。中國人的天資本是很高的，吃苦耐勞性平均不如日本人，偏又這樣不安定，七七以前，可以說是中國學術界的黃金時代，一旦刀兵齊舉，斯文掃地。抗戰時期在大后方的研究，雖說簡陋，然而在那種環境之下，還能做些工作，很博得外國學人的稱贊（看Needham,Science Outpost）……

七七以前，中國的研究事業，本是在進步中，因其在進步中，也就在動變中；因其是自然的進步，所以標準確不一致。有些是偉大的貢獻，雖然數量不能算多；有些是獨立的研究；有些是勉強要做的獨立研究；有些是非獨立的研究。在我們討論講座制度之先，應該說清楚何為獨立的研究，何為非獨立的研究。

所謂獨立的研究與非獨立的研究，本是相對的。學術在落后的階段中，非獨立的研究可以有獨立研究的相貌。例如我們把別人的題目拿來重新試驗一遍，結果是“證實”……（Confirmed）了。學術在進步的階段中，獨立的研究有時可有非獨立研究的相貌，例如一個大名家可以同一個更前輩的大名家合起來做一個實驗，合起來做一本書。細密地說起來，獨立的研究，有其非獨立性，因為假如某一處一科之中聚集好幾位同一路線的專家，可因互相切磋之故，彼此影響，各成名作。非獨立的研究，有其獨立性，因為這個被領導的研究者，總要有若干自發性，否則便成為我們學校值兩個學分的論文（這個制度是一件笑話，所以行之，無非部章有此規定而已）。所以假如要我們分類，哪些是獨立研究，哪些不是，哪些人能獨立研究，哪些人不能，是辦不到的事。

這樣分類雖然辦不到，但有個相對的觀念，卻是必要的。所謂相對者，因一科發達之程度而相對，因臺灣的環境而相對。臺灣大學的教授，假如采用講座制度的意義（不必用形式），總要能相當地獨立研究，就是說有作他的研究的基礎，而且心中有題目，而且在進行中能步步檢討他的工作，這可謂獨立的研究了。這個“獨立”，就是說，不另有一位先生在面前隨時幫忙。這話說來，仿佛是低調，但也并不很容易。我們有許多研究是很好的，恐怕也有些研究未必盡然。在這個島上，切磋的人少了，若不與當代文獻接觸，沒有通信討論的人，一個人在家里或研究室里，雖然用功得很，鬧個笑話，也未可知。譬如說，一個問題我們企在用心研究，研究的結果，這個問題在三十年前已有人解決了（這是假設的話）。這在外國也不是沒有的事。所以臺灣大學要想振作研究的風氣，必須辦到下列幾件事：

一、當代的文獻相當齊全。

二、討論的環境相當良好。

三、有朋友通信。

這還是自身以外的。自身以內的是做研究工作者以前的訓練，即是作為研究憑借的訓練。

日本人在臺灣大學留下一個研究的欲望，至于研究的憑借，是否充實，當然不一致，所以也只有分別辦理。

以上所說是研究的人力。至于物力，我們學校之內或學校之外，有一種誤會的傳說，不可不辨。我們學校之內，常常有人以我們的設備好而自豪，外面人也說“臺大設備好”。誠然，我們的設備以數量論不算少，但在使用上卻有下列兩大毛病：

一、最近的文獻缺乏之至。

這是一個最大的困難，假如不能補上，舊的作用很少。舊的文獻，誠然是很好，但必須有新的，才能顯其用處。科學進步太快了，既然說研究，不要在人背后作，雖然不妨選其簡單方便的去做。

二、儀器設備。

雖然有很多很精妙的儀器，但常常缺這個，短那個，或者生銹不適用。研究一個問題需要一套，若在這一套中缺少一段不能代替的，其他儀器盡管美妙，也失其用處。

要想補救以上兩項事，用錢之數目字不必說出來，因為說出來除駭人之外，沒有其他意義。辦大學，作研究，本來是極費錢的事，我這一套話，并不是拿美國的標準做標準，那是我們擔負不起的，當然有許多問題非用美國標準的設備不可，但是還有更多的問題不需要美國設備的標準也能做出。三十年來歐洲大陸科學之進步，就在挑選這種題目，這些題目常常也有很基礎的，這話說來，有個很有趣的現象，就是說，設備越差，越需要天資高明的真才。

臺北帝大在日本時代，學術的地位怎樣呢？我想兩件事可以說：（一）工作非常刻苦，這是日本人的一種天性，美國人工作也努力，但是又要舒服。日本人可以一面極不舒服，一面努力。（二）一般的水準比現在一般的水準平均說來高得多。至于臺北帝大究竟在學術上有多少貢獻，我不敢說。有原來的先生向我說，多半是第二流的學者才肯從日本內地到“臺灣”來。又有人說，臺北帝大專是一個政治的工具，目的在于開發臺灣、南進拓殖，為學術而研究的空氣并不好……這些，我因為沒有經驗，都不敢說。不過，我的確覺得有三項：

（一）開發的意義確實大，也確有貢獻。

（二）純學術的空氣確實比較少，似乎日本人不敢或無力在“臺灣”充分提倡純學術，例如原子物理、數學、漢學、文史學等等，在日本本土的擅長處，不是臺北帝大所能望。我心中理想的大學是柏林，所以跑到此地來，翻出舊來的刊物，常常感覺到不對路，不過這也是一個不情之比較罷了。

（三）他們確實留下了此古老的研究題目，例如研究羅定酸，以為肺結核病的研究工作。我們現在已把這個機構取消了。

在抗戰之前，日本的科學進步，確在中國之上，尤其是應用科學。這由于日本國家安定，日本人努力，并不由于日本人比中國人更有特殊的天才。假如中國最近五十年來有日本那樣安定，我相信我們的科學研究，會光輝燦爛的。臺灣在日本時，盡管有一個好的大學，而臺灣自身是殖民地，故此大學不能不有其殊殊景象。……我們這個大學對于將來關系實在太大了。日本人當時八個帝國大學似乎成一環，各自發達其所長，中國各地的大學本來也當如此的。學術之發達，須有自給自足性。因此，臺灣大學各科目之發達，不能更以致用為第一義，而必須從學術的基本上著眼。因此，我們的任務更為艱難。

照現在困難環境說，實在很難容許我們有一個一步一步地計劃，今年發展這一系，明年發展那一系；今年充實這一院，明年充實那一院。只好有機會便干，沒有機會的時候，則除去基本的教課外，只好寧缺毋濫。這樣子，也許在兩年之后，漸漸地人才更集中，研究更多，講座的形態或精神可以希望了。

何以說要兩年之后呢？就是說，我們最樂觀的看法，我們也需要兩年才可以更多地集合人才，在未曾更多地集合人才之前，講座制度或者是其他的制度，都談不到。天下無論做那一樣，都要人才充實。在行政的事項，一件事人才半充實，也許可以做到四分之三充實的成績；在學術事業，則一分人才一分成績，半分人才，半分成績，毫不含糊。校長壞了，固然可以把學校弄得很糟；校長不壞，也沒有法子把學校弄得格外的好。學校的好不好，糟不糟，只是一句話：人才集中不集中。

讀者讀到此地，或者覺得我這篇文太煞風景，向我說：你開頭說要討論講座制度，現在說了許多別的話，而講座制度似乎說到爪哇國去了，這真合于老子的說法：“損之又損，以至于無。”豈不太泄氣？我說：我的意思并不如此。我對于講座制度，心中實在憧憬著，只是我確切認定目前臺灣大學做不到，必須先用兩年的工夫，集中人才，再談這個理想的教育制度。

我這個話并不是說臺灣大學目前沒有人才，臺灣大學目前有的人才確實不少，但在我們想辦一個理想的大學標準上，討論一個理想的制度，還有若干部分隔著一個大階段。至于問：你既然認為講座制度或其精神，在現在無法實行，何不一語說破，而說這些變話呢？我說：現在說這些話，未必是變話，因為將來有一個遠景，才可以有現在的做法，若放棄了這個將來的遠景，可能在集中人才時只集中了些中學人才、專科學校人才。

問：將來有一個遠景，才可以有現在的做法，請問是何做法？

答：這個遠景就是學術空氣極端濃厚的遠景，然后此時集中人才，不以人之聲望、功名為計較，而以人之學術造詣，尤其是他將來之造詣，為集中人才之標準。

有所謂“名教授”、“老教授”者，這應該分別說。“名”而有實，自然很好；如果“名”只是報紙上多見，各種職員錄上多見，還是不名的好。“老”而造就出好些好學生，自然好，若果老字的解釋只是教育部或教育廳的20年或25年之說法，或者3年一遷地方，則不老也好。我心中預備著集中的人才，在學問上已經有建樹的，固然很要緊，而學問上已經有萌芽，前途大有希望的、年輕力壯，尤其要多多注意。我現在的想法是，國外的青年學人，此時老不肯回來，稍待一時期，他們肯回來的時候，盡量地拉，此一法也。學校的青年同事，特別是臺灣籍的，有機會出去一趟，可因多所接觸引起心中研究的問題，此二法也。一旦打回老家去，光復一群人來，此又一妙法也。我心中這樣打算，所以才說最少兩年。

等待人才更多集中了，自然因人成制。仔細的節目，現在不必預揣，但附帶說下列幾件事：

一、系的制度，在中國情形之下，不能廢。

系的制度，本是一個教育的單位，也本是一個美國的制度，美國稱作Department，我們叫做系，大體如此，也不盡然。像德國大學那樣的講座制度，是跟他的中學制度有聯系的。中國的社會環境，不能有德國制的高中，即不能有德國大學那樣的制度。要想多數的、大量的學生得到大學的利益，系還應該存在。

二、學分制度，是一個不折不扣的美國制度，在中國頗為“恰合國情”。

學分制度，本是一個極其低能的辦法，而德國講座制度則是高能辦法，這個分別仿佛唐朝的取士制度，一科叫做“明經”，考試時以“七經墨義”為主，只是在那里考人默寫，“高頭講章”，這是低能的，這是學分制度。一科叫做“進士”，考試時考人的詩文才氣，這是高能的，這是講座制度。結果，世上重“進士”而輕“明經”，然而“進士”中確很出了些佞幸小人，“明經”中亦不乏“經明行修”之士。世上的人既然高能者少低能者多，則高能的制度，益人者少，害人者多，在這個所謂“民主時代”，高能的辦法，常常被人呼為“貴族的”，“不前進的”，所以我們與其怕“雞犬同升”，毋寧戒懼著“畫虎不成反類狗”。

在學分制度、系制度之上，未嘗不可采用講座之精神，例如現在幾個美國的第一流大學。只要我們達到大學以學術為本位一個目的，制度之小節上要隨國情、人情建立的。

我想有一個辦法，雖然不全盤采取德國式的講座制度，卻能達到德國式的講座制度的好處，這辦法如下：

一、在教授之中，設置若干有科名的教授。

現在臺灣大學的教授，聘書上都寫“某學院某系教授”，并沒有說某一科的教授。假如等到人才更集中之后，將若干有權威的教授，可以兼顧研究和教書的責任的，定名為某一科的教授，例如中國近代史教授、理論物理學教授等，這便無形之中在教授內分作兩級了。當然，這個人選要很認真的。北京大學當年曾一度有“研究教授”之設，我看這個名詞不好，因為專作研究不負教育責任的，實在不應叫做教授。這個辦法如果認真辦，事實上即等于講座。假如嘗試這個辦法，必須在人才更集中之后。在實行時可能遭遇很大之困難，因為中國人的脾氣，是“一字并肩王”的民主，就是梁山泊的好漢一齊坐交椅。椅與座在英文都是Chair，實在是一件東西，若果現在辦這件事，徒增糾紛。

二、人才充實了，便去設研究所。

教育部對于大學研究所之設置，注重在研究生，就是美國的Graduate School，德國則無所謂研究生。我想只要我們學校的先生們，在某一科成了權威，便可設研究所，不必問研究生之有無。

以上都是在現行教育制度之輪廓下如何采用講座制度之精神，此是后話，暫且不表。

最后說一件事，就是我們如何集中人才。這個責任在校長身上者少，在院長、系主任身上者多。《尚書·秦誓》上有一段話，我一生服膺，現在抄在下面：

昧昧我思之，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圣，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人之彥圣，而違之俾不達，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把這段文章翻成現代的話是這樣：

我心中刻苦地想：如果有一個人，斷斷然并沒有別的技能，只是他的心境很平善，而且有客人之量，別人有的技能像他自己有的，別人有的辯才和聰明，他滿心歡喜，跟從他自己的口里出來一樣，很能包容他們。這樣才能保我的子孫人民，是很有利的！別人有技能，忌妒得恨他，別人的辯才和聰明，堵著他，使他不能表出，并不能容他。這樣子不能保我的子孫人民，那就危險了。

方才說了“高頭講章”，現在果然就寫了一段“高頭講章”，訓詁家一定要找幾個錯，我想大意是不錯的。這話說來雖然“封建氣味”太重，但道理還自真實。我們這一個缺乏人才的國家，假如破除一切個人的關系，求人的標準唯賢與能，還有辦法。若果不然，那真沒有辦法了。

我相信我們在校負集中人才責任的諸位先生們，都是“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所以我對于我們學校的前途，大有希望。

等到人才集中，我們再去作法立制，也許到那時候教育部可以容許我們更多立制之自由了。

（作于1949年10月1日，隨1949年10月24日《臺灣大學校刊》第四十一期附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