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惡之原

讀者諸位！請猜我說這萬惡之原，是什么東西呀？我想大家永不會猜到。既然聽見我說出這么兇一個題目來，一定往遠的地方想去；卻不曉得我所說的，就在目前，是我們一秒鐘也離不開的，并且是那些冤人的圣賢，教我們從這里成道正果的。我既然膽敢冒犯眾怒，還請大家仔細理會一番，想想還是那些騙人的面具是呀，還是我這直覺的裁判是呀。這么才不辜負我了。

我請大家不要誤會，我并不是受了刺激，才發這樣議論。這是我幾個月來，讀書、明察、思考的結果。我先從反面遠遠說起。

請問“善”是從何而來？我來答道，“善”是從“個性”發出來的。沒有“個性”就沒有了“善”。我們固然不能說，從“個性”發出來的都是“善”，但是離開“個性”，“善”、“惡”都不可說了。所以可以決然斷定道，“個性”里面，一部分包羅著“善”，“非個性”里面，卻沒處去尋“善”去。譬如我們心里要殺人放火，居然就殺人放火去。這雖然是大惡，但是我是從自己心志的命令，對于這事完全負責任的；比起有個人拿刀壓在我脖子上，逼著我拿錢助賑，還高明些。因為后一件事，根本與我無干；就是算做好事，也不能說是我做的。——照這樣說來，“善”是一時一刻離不開“個性”的。

更進一層，必然“個性”發展，“善”才能隨著發展。要是根本不許“個性”發展，“善”也成了僵死的、不情的了。僵死的、不情的，永遠不會是“善”。所以摧殘“個性”，直不啻把這“善”一件東西，根本推翻。“善”是一定跟著“個性”來的，可以破壞個性的最大勢力就是萬惡之原。

然則什么是破壞“個性”的最大勢力？

我答道，中國的家庭。

古時有一般哲學家說，人生下來，本是善的。這句話并不難講。就人的“含蓄能力”（Potentialities）而論，原有許多善的端緒；要能培養得法，“擴而充之”，把那些不善的質素壓沒了，就可以成個善人。把壞社會里生的幼童，放在好社會里，大了多半成就個好人；把好社會里生的幼童，放在惡社會里，大了多半成就個壞人；都因為這個道理。所以竟有人說：壞事不是個人做的，是社會做的。也有人說：壞事不是為子女的做的，是他父母逼著他做的。可恨中國的家庭，空氣惡濁到了一百零一度。從他孩子生下來那一天，就教訓他怎樣應時，怎樣舍己從人，怎樣做你爺娘的兒子。決不肯教他做自己的自己。一句話說來，極力地摧殘個性。——你看西洋有華盛頓，中國沒有；西洋有達爾文，中國沒有。難道中國不該有這樣天才嗎？我說，不是沒有，是被中國家庭消滅了。華盛頓小時，把他父親園里的樹，砍了幾棵。他父親怒著問他，他就承認是他辦的。他父親便轉怒為喜，說道：“誠實是最好的，你能夠誠實，所以恕了你的過罷。”假使華盛頓和他父親是中國人，這事就不這樣辦了：必定可惜這幾棵樹，把他兒子教訓一番；什么誠實不誠實，哪有閑工夫管他。如果他兒子會掉個小鬼，弄個小聰明，他才要喜歡著，說是大了不可限量呢。諸位曉得，小孩子最易受大人感化。他父母一舉一動，都與他終身有關系。倘如華盛頓的父母這樣一辦，華盛頓就不是華盛頓了。可見中國的華盛頓都是教中國做父母的埋沒了。達爾文小的時候，送他到學堂里，不肯念功課，每日里跑到河邊上，摸蛤蟆，捉螺蚌去。弄得沒法辦了，送到高等學校學醫。他又不肯聽講。說教員講得“是不能受的糊涂”；一個人整日里在城外弄花、弄草、弄蟲兒。他要是個中國人，他家庭一定覺得他是個永不堪造就的頑皮孩子，就不想教育他的方法了。簡捷說罷，西洋家庭教育兒童，盡多是量材設教的。中國人卻只有一條辦法——教他服從社會，好來賺錢。什么叫做“個性”，他是全不明白。只把這一個法兒施用，成就他那“戕賊人性”的手段罷了。

中國人是為他兒子的緣故造就他兒子嗎？我答道，不是的，他還是為他自己。胡適之先生曾有句很妙的形容語，說“我不是我，我是我爹的兒子”。我前年也對一位朋友說過一句發笑的話：“中國做父母的給兒子娶親，并不是為子娶婦，是為自己娶兒媳婦兒。”這雖然近于滑稽，卻是中國家庭實在情形。咳！這樣的奴隸生活，還有什么埋沒不了的？

中國人對于家庭負累的重大，更可以使得他所有事業，完全烏有，并且一層一層地向不道德的中心去。但凡有一個能賺錢的人，那七姑八姨，都黏上了，那家族更不消說。這么一來，讓他絲毫不能自由，不能不想盡方法，賺錢養家；不能不屈了自己的人格，服從別人；去連累得他上下前后，寸步不由自己，譬如戴上手銬腳鐐一般。我模糊記得王而農《讀通鑒論》上有一節：論到謝朏做了好幾朝卿相，都因為他的子弟，逼迫他這樣。陶淵明自傷五個兒子，不好紙筆：若果五個兒子好紙筆了，老頭兒或者不能自潔了。咳！這是中國家庭的效用：——逼著供給，弄得神昏氣殆；逼著遷就別人，弄得自己不是自己，逼著求衣求食，弄得獨立的事業，都流到爪哇國去。——《大學》上說，“修身然后齊家”。在古時宗法社會，或者這樣。若到現在，修身的人，必不能齊家。齊家的人，必不能修身。修身必要“率性”，齊家必要“枉己”，兩件是根本不相容的。還有孟子說：“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幾希。”古時的人，或者這樣好法；現在卻應當反過來說，“人若不求富貴利達，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幾希”。咳！家累！家累！家累！這個呼聲底下，無量數英雄埋沒了。

這兩條不過是最大的惡跡，其余若妾的怪現狀，姑媳的怪現狀，妯娌的怪現狀——更不消說。一句話說出來罷，總使得心神不能清白，能力無從發泄，一天一天向“不是人”做去。最好把路德的話，換幾個字，去形容它，“想知道中國家族的情形，只有畫個豬圈”。

更有那些該死的倫理家，偏講那些治家格言，齊家要旨。請問整天齊家去，還能做什么事？況且家是齊得來的嗎？又有人說，這是名教，不可侵犯。還有人說，什么“名教罪人”。“名教罪人”，不可不小心的。其實名教本是罪人，哪里有不名教的罪人？名教本是殺人的，哪里有不殺人的名教？

我們現在已經掉在網里了，沒法辦了。想個不得已的辦法，只有力減家庭的負累，盡力發揮個性。不管父母、兄弟、妻子的責難，總是得一意孤行，服從良心上的支配。其余都可不顧慮，并且可以犧牲的。——這樣還可望有點成就，做點事業。

我再說句話完結了罷，奉勸沒有掉在網里的人，復理會得獨身主義是最高尚、最自由的生活，是最大事業的根本。

還有一種東西，也可算得“萬惡之原”，和中國的家庭，不相上下的。欲知端的，且聽下回分解。

民國七年十一月四日

孟真附白：

本號中《萬惡之原》一文，系前月所作。近見實社《自由錄》第二集，亦載一文，名《萬惡之原》。所論者亦為家庭。原應另改一題，無如牽動本文，印刷者勢不愿拆已成之版。茲特于校對時，加此附白，乞讀者體諒。又此兩文名同質似，而主張大異。恐讀者誤以為相蒙，特聲明其差別：

一、彼泛指家庭，吾則專就腐敗之中國家庭立論，希望其改造成新式，而不認世界上之家庭制度，在現日可以根本廢除。

二、吾所謂獨身主義，希望特殊人格者用之，以為特殊事業之張本，不敢望盡人如是；彼則謂世上不應有婚姻。

三、吾所謂獨身主義，乃極純潔之生活，非如英后伊麗莎白之獨身；彼既以不婚責之盡人，自不能與我同旨。

（原載1919年1月1日《新潮》第一卷第一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