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談幾件教育問題

幾個星期前，我在《獨立評論》上談了幾件關于教育的事。這幾段文字都是發稿前一晚趕著寫的，急急忙忙，都沒有把話說完，而引起好些辯論和罵來。雖罵的文章多數不值得反復辯論，卻也有幾事有再談一談之必要。不幸中間小病，隔時之后，沖動既歇，好些當時要說的話忘了。現在且把不曾忘地寫下幾件，零零碎碎，各段自是一事，合來不成一篇文章。

一、三件關涉教育學的意見，續答邱椿先生。在本刊第九號我那篇文字中，提出三件事來。第一，大學不是適用教育學的場所；第二，教育學家必于文理各科中有一專門；第三，中小學的課程要門類少，而內容充實。現在再依次解說之。

（一）所謂教育方法者，大致說來，當有下列幾層作用：①適應學習者之心理。教者與學者年齡知識皆不同，強以自己所曉諭者加之于人是不行的。②所教科目之邏輯的、扼要的、明顯的處置。小學及中學學生既是些幼年人，而教的人又非一種學問的專家，故若干人共同研究出的教育法是必要的，且只有在這樣的場所中，教育法能有綱領而不失于零零碎碎，不切本題。至于在大學中，做教師者，應假定其對于所教之一科有一種專門的訓練，而非為教書之販賣；應假定其對于所教之一科有一個會通的觀點，則教出來自然應有提綱挈要的布置，如果他不是自己先不懂得的話。此外還要假定他有常識。這幾個假定誠然不能實現于今之多數大學教員，然而大學教員本該如此。且大學中之學生，年齡上、知識上都用不著教員之耳提面命，除非低能到不該入學的。所有教員自己能懂得的，自然有法子使學生懂得，不待那些繁文縟節的教育方案。然則大學教員，在教書上之作用，皆在其對于自己學科之了解與造詣，而以常識、學識、講說風度及人格，為其教育學，不學這一科，或學而無底者，焉得能為他想出教育法來？學一科，學而有底，自然能夠自出教育法。即以我個人讀書的經驗論，在中學，在大學，在外國，所受益最多的教員，是學問最有根底的教員，絕不是注重教育法的教員。有的幾位簡直是老學究。誠然，學問既好，又了解教育法，固然是錦上添花的事，然而這事在大學中無關宏旨，沒有并不足為害，而徒怯所謂教育法，忽略學問之自身，乃全無是處。我舉一個實例，赫胥黎當年是以說話太快、思想太速為初學人所詬病的。照歐洲及英國的習慣，最好的教員教最低年級的學生，因此赫先生教普通動物學等，教得有些人怨他說話趕不上，然而赫胥黎以其學問引出多少第一流生物學家呢？若請一位在哥倫比亞大學教師學院的教育專家兼習生物者來教，能得這樣效果萬分之一否？一種學問精通之后，自然生出一種教育法，這話雖不可以施之于一切大學教員，然大多數是如此的。況且大學科目以其專門性質更難有普遍應用之教育法，除非常識上事，本是人人應有的以外，至于大學中教學以外的事，尤其與教育學沒有什么關系。大學行政在歐洲真是簡單到極度，而學問自然發達，今日中國弄得愈復雜愈不相干了。總而言之，在一個大學里，如上了軌道，行政正是九牛之一毛，不是什么高談教育學之場所，在一學科中只要教者有學識及常識，自然能教人，能引人，不待搽粉抹胭脂的事作。

（二）教育家必于文理各科之中先有一種專門，然后他的教育學有所寄托，不至流為不相干的空話。這話恐怕是學教育者平心靜氣時要承認的吧？以我所見，英、德大學之習教育都必須先習一種文理專科，然后加以教師的訓練，然后再談教育學。所以教育不是有志做教員之副科，便是一個畢業后級的研究。誠然，也有一兩個例外，如漢堡，如法蘭克福。然這兩個大學都是創辦不久，并無多大學術上之權威。漢堡是個買賣城，其文化如中國之有上海，其大學中包有很多其他大學不屑的東西，不止教育一件而已。法蘭克福是出名的猶太城，其大學尤不占學術上之位置。若引此為例徒使稍知德國大學者為之小怪而已。

我在倫敦讀書時，倫敦大學的教育學教授如Adams，如Num，都是先有專長再習教育的。有次我親見一個中國學生跑到那里開頭要學教育，碰到了一個無趣。誠然一國有一國的風氣，不可揚此抑彼，不過我聽說教師學院大體上也是大學畢業后的學生入的，如何能拿他當個模型，在中國大學中創一個教育學院，而使之與文理科同列呢？我實在不了解沒有一種文理學科的專長，而空談教學法，又能談出什么來呢？我更不了解，離了人文及自然科學之自身而談教育，要教出什么來呢？

我有一位學自然科學的朋友，有一天對我說，我現在明白了某某為什么噦噦唆唆做了那么多的教育研究卻是毫無關系的，我看見這幾本美國教科書，才知道這些學問的來源。或者教師學院的中國留學生之缺陷，正以其很多開頭便學教育，不先在國內或國外文理一種中畢業吧？至于在大學以教育為主科，以文理之一科為副科之一種辦法，尤其不上不下，不倫不類。其結果只是一碗雜碎菜，任何學科都得不到一個嚴整的訓練。

總而言之，做教員一道，有體有用。學問是體，方法是用，不有其體，何處寄用？教員若先對于所教之材料無根底，還有什么方法可說？

（三）中小學課程要門類少而內容充實一事，似乎也不是一件可以爭論的事。不過門類少而內容深，或門類多而內容淺，究竟哪一種是歐洲的辦法、哪一種是美國的辦法呢？以我所見，恰與邱先生所說相反。我是教育學的門外漢，當然不敢自信，不討且舉出我親眼見的。英國的中等及初等學校是不成一個整齊系統的，所以本來難說，不過，除伊頓、哈樂兩個公校及其他高貴化的“公校”，弄些“士君子”的臭習慣因而有些不相干的事作以外，各校科目似乎都偏于簡單，且牛津、劍橋之地方及高級考試，正是初中、高中等畢業之代替，其所考科目非常簡單，而每科所要求者實在比中國現行制深得多了。各地公校之算學，常常有超過中國之算學系者（這話也是以實用之能力論，不以科目論，北京大學固善于談高等算學科目而動手不得也）。至于德國，其中學之Oberprima Prima Sekunda，對每科目所要求者如何，更不待論。德國中學本有好幾種，戰后漸漸會通之，會通之結果，科目并不加多，而內容轉加深些，至少在算學、理化、近代語言上，說是如此。我所見者如此。中國早年學制是抄日本的，即間接抄德國的。我的高中是北大預科，當時北大預科一如日本高等學校的制度，科目甚少，內容比現在高得多。這十多年來，中國教育制度日趨于美國化，而中國之課程程度日淺，科目日多。其中有些科目我們當年真正做夢也想不到，如所謂文化史者及所謂社會科學者，即其一二也。我很希望治教育學者比較一下子歐洲及美國中小學課程，給我們些不錯的知識。

依據上列的申說和以前幾次的文字，我貿然提議下列幾件事：

一、大學中不設教育學院，因為這個不能本身獨立成一種學問；也不設教育系，因為教育學自身不成一種嚴整的獨立的訓練。

二、大學中應設教育學講座及教育研究所，以為有志在中學做教員之文理科學生學習教育之訓練，并為文理科已畢業學生有志攻治教育者之訓練場所。

三、大學文理科學生愿兼習教育者，其學分應如下列之分配——本科對教育科為三與一或四與一之比。若如北大之辦法，教育系學生兼習系外功課占四分之一而弱，似仍不能成一種嚴切的訓練，仍不免于雜碎之弊。

四、中學課程，科目上盡量減少、內容上盡量提高。

五、科學發達與研究機關之關系，中國人開始治科學不是很近的事了。我們且把耶穌會士之影響及上海制造局之事業扔開，中國開始派習科學之留學生并請外國教員在中國教科學，也有三十多年的歷史了。到了現在，除地質學算頗發達，生物科學看來也像有勁兒以外，理化、醫學等最重要科目真正寂寞得很。這是什么緣故呢？難道說天之生才分配不均嗎？我想，這道理很顯然，以地質學之發達為例看去，便可了然。一個初在中國大學畢業或外國大學畢業的“科學家”，好的也還是一個初入門的毛雛兒，還需要多年的訓練與培植。這個訓練與培植包含三件事：①在學問進步的環境中；②有能作典型的前輩做指導；③充實為研究需用之工具及所學事項之熔化。惟其如此，所以若把一個初畢業的大學學生置之人海之中，不上幾年，舊學盡荒，從此落伍。中國知辦大學而不想如何訓練大學畢業生，能派留學生而不想如何安插留學生，因此常常見到在國外讀書時很有成績的青年，回來不久便落伍，此豈是青年人之罪過？有些在美國學科學的，因為回來沒有相當的環境，便在美國做起事來了，這真太可惜了！在歐洲及在美國歷年的中國留學生學科學者，其中有不少有希望的，只是回國后一著不對把他們埋沒了。理化等等日新月異的科學，回國來一教書，一做事，兩年便生疏，三四年便落伍了。地質學之比較發達者，因為有個地質調查所，能成一種從事科學進步環境，能建設出相當的權威，能給大學新畢業生一個訓練場。即如前幾年不幸死于云南土匪的北大地質系畢業生趙亞曾先生，以一個中國大學畢業生，能在幾年之內出如許多成績，豈非難事？也正因為有地質調查所的環境幫助，否則一教書，一做事，便也完了的。物理、化學在中國之不發達者，正以中國沒有如地質調查所那樣的理化科學機關，故國家出大資本培植的人才中道而廢了，這是多么可惜的事！外國人辦的協和醫學院及上海之李司特研究所尚能為中國安頓幾個習自然科學的學人，中國人豈可不自己努力？近幾年來，有中央研究院及北平研究院之設置，其中皆有理化的部分，聽說很能吸引人才，這誠然是好現象。這樣的機關建設得有個樣子之后，然后大學的科學教育及留學生之科學教育得到補充，不至半途而廢。

教育部與教育的改革，我的前幾篇論教育的文字，頗給讀者一個印象，覺得我以為教育改革之關鍵在教育部。我當時雖不曾細想到這一點，今天想來，意思卻可正如此說。反正中國的事是個循環不解之圈，教育固然，政治亦復如此。社會不好，所以政治不好；政治不好，所以社會不好。教育當局挺不起來，所以教育沒辦法；教育沒辦法，所以教育當局挺不起來。如此如此，一個圈子，找不到處理之端。不過凡事總要找到一個地方下手，雖循環的狀況中亦只得如此，中國今日雖說社會太不行，故政治不上軌道，然而欲以社會的力量改革政治，更是遼闊的想頭。看來看去，還是政治先改革了，其他才有辦法，且政治一旦改革，其他必有辦法。政治固然，教育亦復如此。果真教育當局振作一下，其效力是很大的。……平心而論，教育至有今日之敗壞，還不都是歷年來中央及地方上教育當局（校長在內）的責任，這是怨不到學生身上的。果然教育部能建設得像個樣子，而對于大學校長、教育廳長之人選慎重將事，中國教育未必即無辦法。所謂教育部建設的像個樣子者，須得有認識，有方針，有技能。做參事者，須得懂得教育的方針，有見識而有事可參；做司長者，須得能負起他那一司的任務來，不是一個畫行的書板；做視學者，真能視學，看出寂要來，而不坐在南京。此外全國之教育統計，應該精完，各地之教育情形，應該熟習，如此則教育部可自成一種權威，不必盡靠政治的力量。欲中國教育好，必須中國的教育部有普魯士或法蘭西教育部的一半好。我希望現在的教育當局在最短期內努力完成它們的責任！

（原載1932年10月2日《獨立評論》第二十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