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崩潰之原因

中國的學堂教育自滿清末年創辦的時候起到現在，從不曾上過軌道，而近來愈鬧愈糟，直到目前，教育界呈露總崩潰的形勢。中國現在正在全部社會的總崩潰狀態中之一面，而與其他面分不開。不過，這樣說去，牽涉太多，現在且先專說教育崩潰的一事。

欲知教育崩潰的范圍，不應僅僅將眼光注射在中央大學、師范大學等，且并不應注射在高等教育。一看小學、中學，其糟糕的狀態更遠甚于中央大學、師范大學。就學的兒童及幼年人，全在“受教育”的標志下，學習一切紊亂的習慣、作惡的經驗，不學不自知的意識，真正不堪設想呢！

教育崩潰的主要原因，據我看來，大致可分為五事：

第一，學校教育仍不脫士大夫教育的意味。

中國在封建時代，“士”一個階級不過是有統治權者之貴族階級之工具，為他們辦命令下來的事。試看孔二先生所教出來的那些門徒，還不是專找季氏、孟氏尋出路？戰國末年士人的地位高得多，然而士人用事者，終不如世卿貴門之數。自李斯相秦始皇，叔孫通相漢武帝封乎津侯，挾書射策之人自然揚眉吐氣，不過這些人才都不是考試得來的。而考試得來的董巫師，幾乎以亂說陰陽送了老命。而漢魏晉南北朝總是一個門閥社會，門閥中人能讀書，自然更有令譽，而專是讀書的人不能組織統治階級。自隋唐以來，考試的力量漸大，故士人的地位漸高，至宋朝而統治階級的除皇帝外，皆是士人了。明朝野化承元朝，故宦官用事；文化承宋朝，故士人得意。明朝雖宦官每執大權，而士人總是統治階級之組織者。清朝的統治階級在滿洲世族，而士人也頗有相當的地位，曾左以后士人之力量更大。有這么樣的兩千年歷史，故演成了下列一個公式：“讀書為登科，登科為做官?！币豢粗袊耐ㄋ孜膶W，如傳奇、彈詞之類，更要覺得這個國民心理之根深蒂固。

而且中國社會有一點與歐洲近代社會之根本不同處，即中國社會之中堅分子是士人；歐洲社會中的中堅分子是各種職業（Trades）中人。故中國的中等階級好比“師爺”，西洋的中等階級是技術階級（Professional class）。誠然，歐洲自中世紀以來也有一種知識階級，這種階級便是僧侶（Clerical）。不過這個階級自成一個最有組織的社會，雖也久與貴族聯合來剝削平民，不過它不專是統治階級之伺候者。中世紀的歐洲有些大城市，這些大城市中有不少的“自由人”，那些“自由人”以其技能自成一種社會，以商業之發達及新地的發現，這些自由人很得些富力，于是在貴族之無常權力（Temporal power），僧侶之精神權利（Spiritual power）之外增了一種第三權力：這是中國歷史上所絕無的。西洋科學之發達，大體上是這個階級的貢獻，因為這個階級一面用技術的能力，一面有相當的自立，故既能動手，又有閑情。希臘的社會不如此，故希臘的思想都是些講文、講道的，而動手的事是奴隸的事。我們不得不幻想，希臘的奴隸中，不知道埋沒了多少的科學家呢！中國的士人不能動手，中國的百工沒有閑情，或者這就是中國自然科學不發達的原因罷。士人之只有舞文弄墨的把戲，沒有動手動腳的本領，在中國是自古如此?！犊脊び洝氛f：“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審曲面勢，以飭五材，以辨民器，謂之百工?！笔看蠓蚴寝k事的，不是做工的。古代尚且把“智者創物，巧者手之”謂之圣人，自漢以來，都放在儒林、文苑之下，而列在方技之中了。

然而近代的需要是百工，近代教育的作用大體上在乎訓練出各種技術（廣義的）人才，所以近代教育是歐洲的第三權力之創造品，以代替當年的精神權利之創造品者，一朝拿來，培植在“讀書—登科—做官”的土田上，是不能不畸形發育的。自然的趨勢既如此，不幸清末辦學的人更把新教育與舊科舉聯上，于是學校畢業皆“賜”出身。我幸而不曾在滿清時中學畢業，不然硬派一個拔貢做了二民呢（當時我有一個中學同學，因滿清政府要取消這個獎勵，他的家長便把他從學堂里叫回家）！所以子弟到學校讀書，為父兄者，大多數不抱著使他成就職業的心理，而希望他畢業后得到一官半職。我記得我當學生時，每次回家，總有鄉黨鄰里來問，“你幾時出官，官有多大”？我自然憤得罵一頓。不過，這個引誘勢力是如何大呢！看得出這道理最明白者，是吳稚暉老先生。他是士人出身，而在麗景街的多所學校做過工，深知此中奧妙，乃把一切弄文字者皆叫做洋八股，于是紙上的科學是洋八股。胡適之先生之以新方法治舊學者，也叫做洋八股，而胡先生是“戴著紅頂子演說革命”者。大約胡先生很欣賞他這句話，遂把說空話的黨義文叫做黨八股。我今天這篇文章也是八股，胡先生逼著做出的每周課卷，其價值焉得過于王韜、馮桂芬之政論乎？惟其一切學問文章經濟皆是八股，所以一切職業是做官，教書的是教官，辦黨的是黨官，辦工會的是工官。于是乎認字的人越多，失業者越多。學校辦得越多，社會上寄生蟲越多。

若想中國成一個近代國家，非以職工階級代替士人階級不可；若想中國教育近代化，非以動手動腳為訓練、焚書坑儒為政綱不可。

第二，政治之不安定，是教育紊亂一個大主因。

誠然，政治果永遠安定，社會是只能在浮層增進的，不能在基本上改弦更張。不過，社會永不安定，一切事皆辦不下去，袁世凱的陰謀政治激出來所謂新文化運動（這個名詞本不通，今姑從俗），北洋軍人與盜閥之橫行激出來國民革命，假如中國政治變動只是這幾個大綱，教育事業可以因時建設的，不幸大潮流之下，分成無數小潮流，來來往往，反反復復，事事皆成朝不保夕之局面，人人乃懷五日京兆之用心，上臺是趁火打劫，下臺是醞釀待時。校長不做上三年，辦不出事業；教書不教上三年，做不成學問。試以山東、安徽兩省論，自國民革命軍到后，安徽換了好幾十廳長，山東從未曾換過，故山東的教育比較差有秩序，而安徽是一團糟。革命的事業，不是革別人的命便成自己的事業，總要有相當時間的，試看蘇俄。

第三，一切的封建勢力、部落思想、工具主義，都乘機充分發揮。

亂世造奸雄，奸雄造亂世。自袁賊世凱專用下等的走卒做封疆武臣，無聊的書辦做地方大吏，以便自用，于是人人學他?，F在的當局，其用人處有沒有像袁世凱的呢？這個風氣，影響到一切社會上，教育焉能成例外？清末辦學者，尚且多存些公益事業的心，至不濟，“門墻桃李”之觀念是虛榮心作用，也不足害人的。而今呢？私立大學除辦南開大學的張伯苓先生幾個少數以外，有幾個真正存心在教育事業呢？若是把辦學當做買賣做，尚不是最壞的；若當做走狗制造場，乃真是亂國害政的大源。直弄到有政治野心者，非辦大學不可。欲登門投靠者，非進大學不可，所以大學生選舉校長，每舉些權要與政客。因此我們真不能不佩服清華與中央大學的學生。

在這個辦學的與從學的相互利用，以伸張封建勢力、發揮部落思想，充實工具作用之下，教育豈不是紊亂社會的根源？這樣……的事實可以寫成一部一千頁的大書，讀者人人心中總有幾個例子，我不用舉了。

第四，哥倫比亞大學的教師學院畢業生給中國教育界一個最好的貢獻。

我沒有留學或行走美國之榮幸，所以我于哥倫比亞大學的教師學院誠然莫測高深。不過，看看這學校的中國畢業生，在中國所行所為，真正糊涂加三級。因此我曾問過胡適之先生：“何以這些人這樣不見得不低能？”他說：“美國人在這個學校畢業的，回去做小教員，頂多做個中學校長。已經稀有了，我們卻請他做些大學教授、大學校長，或做教育部長。”這樣說來，是所學非所用了，誠不能不為這些“專家”嘆息！這些先生們多如鯽，到處高談教育，什么朝三暮四的中學學制，竇爾墩的教學法，說得五花八門，弄得亂七八糟。我現在有幾句話敬告這些與前清速成法政學生比肩的先生們：

第一，小學，至多中學，是適用所謂教育學的場所，大學是學術教育，與普通所謂教育者，風馬牛不相及。

第二，教育學家如不于文理各科之中有一專門，做起教師來，是下等的教師；談起教育——即幼年或青年之訓練——是沒有著落，于是辦起學校自然流為政客。

第三，青年人的腦筋單純，與其給他些雜碎吃，不如給他幾碗大魚大肉。這些教育家們奈何把中學、小學的課程弄得五花八門，其結果也，畢業后于國文、英、算、物理等等基本科目一律不通。其尤其荒謬者，大學校里教育科與文理科平行，其中更有所謂教育行政系、教育心理系等等。

教育學不是一個補充的副科，便是一個畢業后的研究。英國有好些大學以大學文理科畢業者習教育，未習文理科者不得習教育；德國的教育訓練是把大學的哲學科（文理經濟政治皆在內）學生于高年級時放在特設的一種教育學修習所中，以便教師之養成。

總而言之，統而言之，做校長的要從教員出身，否則無直接的經驗、切近的意識，其議論必成空談，其行為當每近于政客。然而要做教師，非于文理各科中有一專門不可。所謂教育行政、教育心理等等，或則拿來當做補充的講義，或則拿來當做畢業后的研究，自是應該，然而以之代替文理科之基本訓練，豈不是使人永不知何所謂學問？于是不學無術之空氣充盈于中國的所謂“教育專家”之中，造就些不能教書的教育畢業生，真是替中國社會造廢物罷！

第五，青年人之要求，因社會之矛盾而愈不得滿足。

今日中國的社會，是個最大的矛盾集團。時代的、地域的、階級的、主義的，一切矛盾，畢集于中國之一身。在這個狀態之下，國家無所謂“國是”，民眾無所謂“共信”，人人不知向哪里去。三十多歲的人尚且不能“而立”，更何所責于青年？在這樣情形之下，青年學生自然不能得安定——身體的、心理的、意志的。于是乎最基本的沖動，向最薄弱的抵抗處發動，于是乎青年學生的事不是風潮便是戀愛……

以上的五項中，第一、第二兩項是基本的原因，第三、第四兩項是目下紊亂之直接原因；第五項是一種外感病，自身健康自然不染，自身不健康是免不了的。政府若想把教育徹底改革，非對這原因作有效的處置不可，否則改一回學制即增一回紊亂，作一次處分即種一次惡因。

至于改革的具體方案，下次再談。

（原載1932年7月17日《獨立評論》第九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