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談辦學

現在全國學校在病態中，是無可諱言的。造成這個苦境的因素，當然原因不一，有的屬于政治，有的屬于經濟，有的屬于時代的動蕩，但也有不少由于教育行政和學校當局的措施。誠然，在政治不上軌道、經濟瀕于崩潰的情況中，辦學是很不容易的，但這并不能作為學校當局不努力、不盡責任的理由。因為天下太平，便不需要人的特別努力，越困難越要努力。人類的進步正在此！文化的積累都是由苦難中創設起來的。凡辦一件事，要辦好，只好不問它的大前提。只有哲學家好問大前提，所以事情就在大前提的思考中停住，辦事的人若先問這個時代辦這個事是不是合宜，是不是可以為環境使得前功盡棄，那只有不辦好了。天下事都是從大處盲目中努力出來的。這時候辦學的困難，誠然是極難，但也不能因辦學難就不辦。要想糾正現在的頹風，我想，要是從下列四項著手，也不是得不到結果的。

第一，政府應盡政府所當盡的責任。

現在政府對于教職員的待遇，每月的收入，高級的不過可以夠小家庭一家吃青菜淡飯之用，衣、住、疾病、子女教養，完全不在話下；低級的不過夠十天二十天的吃飯。這樣情形，希望他們能抖起精神來教書，實在是不合情理的。又如既辦一個學校，必須有它的最低限度的設備，尤其是理、農、工、醫各科。前幾年抗戰期中，在后方新辦的學校，有時它的設備就是一張招牌而已。教員是災官，學生是難民，衣食無著，又無課本可讀，希望它不鬧事，實在是不近情理的事。老子說：“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爆F在竟是“實其心，虛其腹，強其志，弱其骨”。這樣文化膏藥，是玩不靈的，政府在今天必須調整教職員之待遇，不要視之如草芥，這道理尤其應該請行政院院長宋公明白。此外又必須給各學校以最低限度的設備，否則名不副實，實在誤人子弟，而且鬧起事來，更自誤了。我們北京大學的教授，自國民政府成立以來，后來沒有為鬧待遇而罷課、而發宣言，這是我們的自尊處。但若宋公或他人以為這樣便算無事，可就全不了解政治的意義了。

第二，學校當局應盡學校當局的責任。

現在的學校當局，實在等于幾千人或幾百人的家長，一天到晚，油鹽柴米，噦唆不窮，面對面黃肌瘦的教員，慘劇層出不窮，實在是難過的生活。雖然如此，校長與教授仍然必須拿出他們為青年、為人類的服務心來，如其不然，學校是假的。一個學校，不能名副其實，不如不辦，免得誤人子弟。所以學校當局在一切事上應盡最大的努力，茍利于學校，雖無所不為可也。對于學生，應存愛惜而矜憫的態度，他所要求，有理的，不必等他要求，就可以做；無理的，開導他，訓誡他，乃至懲罰他，都可因事情之輕重而定，但決不可以疏遠他，怕他。一怕，事情便顛倒了；一疏遠，便不能盡教育的責任了。

第三，學校必有合理的紀律。

這些年來，學校紀律蕩然，不知多少青年為其所誤，風潮鬧—到極小的事，學生成了學校的統治者。這樣的學校，只可以關門，因為學校本來是教育青年的，不是毀壞青年的。大凡學生鬧事可分兩類：（一）非政治性的，非政治的風潮，每最為無聊，北大向無此風。（二）政治性的風潮，政治性的必須要問是內動的或外動的……

第四，學校必有良好的學風。

這個良好的學風，包括自由的思想，規律的行動，求學的志愿，求真的信心，師生相愛的誠意，愛校愛國愛人民的愿心。沒有自由的思想，便沒有學術的進步；沒有規律的生活，便沒有學校的安寧；沒有求學的志愿（兼括師生），便是一個死癥；沒有求真的信心，一切學術皆無安頓處；沒有師生相愛的誠意，哪里還會發生任何作用？寬博的胸襟，愛人的氣度，堅貞的風節，樂善疾惡的習慣，都是造成良好的學風所必需要的。我這幾個月負北京大學的責任，實在一無貢獻，所做都是些雜務的事，只有一條頗堪自負的，便是“分別涇渭”，為北京大學保持一個干凈的記錄。為這事，我曾對人說，“要命有命，要更改這辦法絕不可能”，所以如此，正是為北大將來的學風著想。學風一事，言之甚長，今姑止于此。

（原載1946年8月4日北平《經世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