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萬歷時，實行 “一條鞭法”，丁役土貢等悉并于田賦，計畝征收。但明末在正額以外，又加派遼餉、剿餉、練餉，地方官吏又任意加征，使百姓不堪負擔，成為促使明末農民起義的重要原因之一。清入關之初，百姓逃亡，土地荒蕪嚴重。清統治者為了恢復生產，保證國家的收入，明令減免田賦，廢除三餉，實行“輕徭薄賦” 的政策。順治三年 (1646年) 下令重修 《賦役全書》，就是這一經濟政策的具體表現。順治十一年 (1654年)，又加以訂正，編勒成書，頒示天下，以為征賦準則。康熙時，又刪除田賦尾數，編成 《簡明賦役全書》。

《賦役全書》的制定是根據以下的幾條原則：恢復萬歷年間三餉加派之前的原額;凡賦糧以土地肥瘠與人丁貧富為差;賦皆以銀，糧則米豆麥草，根據所產的不同而定;全書總載地畝人丁賦稅定額及荒亡開墾招徠之數，作為征收的依據;16歲以上成丁者登記，60歲以上除名，賦隨丁增加。從《賦役全書》的規定來看，對農民的剝削較之萬歷以后有所減輕。又為了使納稅者知道自己應交錢糧的數目，避免官吏從中舞弊，巧取暗派，清廷于順治六年(1649年)九月，頒刻了“易知由單”，單內開列各州縣應征本折款項，共計起運若干、存留若干，每畝應征銀米數目等，將“易知由單”當眾發給，收取本人親筆領狀，如有“單”外多征，準許告發。順治十年(1653年)，又將應解漕糧改為“官收官解，不得仍派小民”，這樣就免除了部分解戶的賠累之苦。

順、康時期，清政府面臨統一和鎮壓抗清斗爭的形勢，“輕徭薄賦” 政策大都停留在紙面上，農民負擔不可能真正減輕，所以 《賦役全書》 的規定，執行起來是有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