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大精深的宋明理學·靜敬之辨·宋明儒之主靜說

先秦儒家持積極有為的人生態度，有“知其不可而為之”的精神和氣概，主靜之說，未遑思及。

主靜說之歷史

“主靜”之說源自道家老、莊思想，《老子》有“致虛極，守靜篤”，“歸根曰靜”，“清凈為天下正”之語，《莊子》言“萬物無足以撓心故靜”，并提出“心齋”、“坐忘”之法。《齊物論》所記南郭子綦隱幾而坐，嗒焉喪我，形如槁木，心如死灰，為靜坐觀空之始。后佛、道二教祖之，立為課程，屏居靜修參禪入定，為修心養性之基本方法。

儒家“主靜”之說始自宋初，周敦頤《太極圖說》有“定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靜，立人極焉”之語，隨之，二程以“靜坐”教法演為故事，傳至羅從彥、李侗，每教人于靜坐中“看喜怒哀樂未發以前氣象”，學者遂以此為單提口訣，靜坐觀心。朱熹見程門弟子多流入禪，遂遵程頤晚年之訓，“少說靜，只說敬”。至是，理學中人流入禪者漸少，但又有耽于讀書考索名物之弊。此段歷史正如明代陳獻章所概括：

“伊川先生每見人靜坐，便嘆其善學。此一靜字，自濂溪先生‘主靜’發源，后來程門諸公遞相傳授，至于豫章、延平尤專提此教人，學者亦以此得力。晦翁恐人差入禪去，故少說靜，只說敬，如伊川晚年之訓。此是防微慮遠之道。然在學者，須自度量如何，若不至為禪所誘，仍多著靜，方有入處。若平生忙者，此尤為對癥之藥。”(《明儒學案·白沙學案》)

明初學界為朱學所壟斷，陳獻章打破“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的思想僵化局面，直溯周子，倡言“主靜”，主張“靜坐養出端倪”，以此竦動學者，遂啟明代“主靜”思潮之先河。繼而王學崛起，王守仁被貶貴州龍場驛，中夜靜坐，忽大呼悟道，而后居滁陽，多教學者靜坐，一時頗收近效，久之漸有喜靜厭動流入枯槁之病，因此他到江西以后單提“致良知”一句，直指本體，令學者言下有悟。他說：

“吾昔居滁時，見諸生多務知解，無益于得，姑教之靜坐，一時窺見光景，頗收近效。久之，漸有喜靜厭動流入枯槁之病，故邇來只說致良知，良知明白，隨你去靜處體悟也好，隨你去事上磨煉也好，良知本體原是無動無靜的，此便是學問頭腦。”(《明儒學案·姚江學案》)

王守仁為思想界之巨子，其人坐而論道，起而能行，他雖重視“靜處體悟”，但也不遺卻“事上磨煉”，因此其思想體系雖傾向“主靜”，卻未偏言“主靜”。王守仁去世后，王門中陡興“主靜”之說，聶豹掀其波，羅洪先助其瀾，同門中王畿、黃弘綱、陳九川、鄒守益、劉文敏等交相責難，聶、羅二人一一申論，執之益堅，羅洪先明確提出：“周子所謂主靜者，乃無極以來真脈絡。”(《明儒學案·江右王門學案》)明末大儒劉宗周為主靜說之殿軍，他明確主張：“主靜立極之說，最為無弊。”“學問宗旨，只是主靜。”(《明儒學案·蕺山學案》)

對周敦頤“主靜”的理解

程朱學派反對“以空寂杳冥為靜”，而以敬解靜，認為靜中常存操持之義，朱熹說：“濂溪言‘主靜’，‘靜’字只好作‘敬’字解。”(《朱子語類》卷九四)夏尚樸說：“主靜之靜，不與動時對，乃《大學》定靜之靜，《集注》云：‘靜，謂心不妄動是也。’”(《明儒學案·崇仁學案》)

陸王學派的觀點比較復雜，大約有如下看法：

“真靜無動靜”說。鄒善說：“主靜之靜，乃吾心之真，本不對動而言也。即周子所謂‘一’，程子所謂‘定’，時有動靜，而心無動靜，乃真靜也。”(《明儒學案·江右王門學案一》)所謂“真靜”，是絕對的靜。

“靜兼動靜”說。王畿說：“主靜之靜，實兼動靜之義。”(《明儒學案· 浙中王門學案》)此說認為主“靜”之“靜”為動、靜之統體，既包含動，也包含靜。

“以靜為主動”說。吳澄說：“能靜者，雖應接萬變，而此心常如止水，周子所謂‘動而無動’是也。”(《宋元學案·草廬學案》)劉宗周的觀點與此接近，他說：“天理無動無靜，而人心惟以靜為主，以靜為主，則時靜而靜，時動而動，即靜即動，無靜無動，君子盡性至命之極則也。”(《明儒學案·蕺山學案》)此說主張應感無心，寓靜于動，隨時動靜，無入而不自得。

“靜即無欲”說。泰州學派王楝說：“周子主靜之說，只指無欲而言，非靜坐也。今人謬以靜坐養心，失之遠矣。”(《明儒學案·泰山學案》)

前三說雖說法不同，要皆以靜為“真體”，以靜坐為工夫，趨于虛玄一途;后一說以“無欲”言靜，反對靜坐，轉向平實一途。

主靜工夫

主靜工夫在于屏知見，息思慮，主要方法是靜坐。工夫簡易直接，它強調個人體悟，不用許多辯說勞攘。問題在于：人當靜坐時，心態應是怎樣的，心中有物，還是無物? 有主宰，還是無主宰?操存不操存? 簡言之，靜坐時心中是否有意念制導?“主敬說”與“主靜說”都講靜坐，“主敬說”認為靜坐時應該心中有物，有主宰，應操存。“主靜說”之意見正好相反。前者批評后者為“忘”、為“枯槁”、為近禪;后者批評前者為“助長”、為“強把捉”。孟子曾經講到“養氣”工夫說：“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孟子·公孫丑上》)按照理學家的理解，養氣，心無所事則“忘”：預期效驗，則“助長”(揠苗助長之意)。兩派工夫就是在這個意義上互相指責，形成對立的。為了了解“主靜”工夫，我們不妨將兩派主張作一比較：

主敬派胡居仁堅持認為，靜坐應該心中有物，有主宰，常存操持之意，爭之甚力。他說：“靜中有物，只是常有個操持主宰，無空寂昏塞之患。”(《明儒學案·崇仁學案》)

“心無主宰，靜也不是工夫，動也不是工夫。靜而無主，不是空了天性，便是昏了天性，此大本所以不立也;動而無立，若不猖狂妄動，便是逐物徇私，此達道所以不行也。”(同上)

“今世又有一等學問，言靜中不可著個‘操’字，若操時又不是靜，以‘何思何慮’為主，悉屏思慮，以為靜中工夫只是如此，所以流于老、佛，不知操字是持守之意，即靜時敬也。若無個‘操’字，是中無主，悠悠茫茫，無所歸著，若不外馳，定入空無，此學所以易差也。”(同上)

主靜派劉宗周的意見與此恰成鮮明對照，“練心之法，大要只是胸中無一事而已，無一事，乃能事事，便是主靜工夫得力處”(《明儒學案·蕺山學案》)。“日用間，除應事接物外，茍有余刻，且靜坐。坐間本無一切事，即以無事付之，即無一切事，亦無一切心，無心之心，正是本心。”(同上)而另一主靜派之健將羅洪先則認為，“主靜”不能怕人說流入“枯槁寂寞”，正是“枯槁寂寞”才是證悟的契機，“非經枯槁寂寞之后，一切退聽，而天理炯然，未易及此”(《明儒學案·江右王門學案三》)。他還描述“靜”的境界說：

“當極靜時，恍然覺吾此心中虛無物，旁通無窮，有如長空云氣流行，無有止極，有如大海魚龍變化，無有間隔。無內外可指，無動靜可分，上下四方，往古來今，渾成一片，所謂無在而無不在，吾之一身，及其發竅，固非形質所能限也。是故縱吾之目天地不滿于吾視，傾吾之耳而天地不出于吾聽，冥吾之心而天地不逃于吾思。”(《明儒學案·江右王門學案三》)

始則中虛無物，繼則萬物備具，天人合一，物我一體，這就是極靜時的境界。

主靜派堅持胸中空無一物、枯槁其形、寂寞其心的修持方法，其理論支柱在于“工夫即是本體”，主靜派以“心”為本體，“主靜”即是主體的自我發見，也是本體的自然呈露。主體與本體，非是二體。北方王門學者尤時溪說：“圣人言工夫，不言道體，工夫即道體也，隨人分量所及，自修自證，若別求道體，是意見也。”(《明儒學案· 北方王門學案》)劉宗周說：“言工夫，而本體在其中矣。大抵學者肯用工夫處，即是本體流露處，其善用工夫處，即是本體正當處。非工夫之外，別有本體，可以相湊泊也。”(《明儒學案·蕺山學案》)

排斥“主敬”

一般說，程朱派不贊同“主靜”，陸王派不贊同“主敬”。但“敬”字常見于儒家經典，陸王派不能從根本上否定它。排斥“主敬”說之策略，一是認為它提法不準確，“持敬”，“主敬”，多了“持”字、“主”字，陸九淵說：“‘持敬’字乃后來杜撰。”(《與曾宅之》)劉宗周說：“主靜，敬也。若言主敬，則贅此主字。”(《明儒學案·蕺山學案》)二是認為敬功在孔門中并不是最要緊的，并且敬功是一種“死工夫”，不宜提倡，王守仁說：“既須敬字，緣何孔門倒將最要緊的落了，直待千余年后人添補，正謂以誠意為主，即不須添敬字。此學問大頭腦，于此不察，真是千里之謬。”(《明儒學案·姚江學案》)劉宗周說：“伊洛拈出‘敬’字，本《中庸》‘戒慎恐懼’來，然敬只是死工夫。”(《明儒學案·蕺山學案》)所謂“死工夫”是說“主敬”說強為把捉，持守某種義理作為心之主宰，用來應事便發生滯礙。“主靜”則胸無成見，用以應事則灑脫活泛，胸中“無一事，乃能事事”，就是這個意思。

靜、敬之異同

“主靜”與“主敬”，相爭數百年，門戶之見，形同水火，然其中異中有同，同中有異，不可不辨。

先辨靜、敬之同。無論“主靜”說，還是“主敬”說，都是為了實現一個目標：“存天理，去人欲。”有人問聶豹：“周子言靜，而程子多言敬，有以異乎?”聶豹回答：“均之為寡欲也。周曰：‘無欲故靜。’程曰：‘主一之謂敬。’一者，無欲也。”(《明儒學案·江右王門學案二》)其次，無論“主靜”說與“主敬”說都是偏于虛靜的，二程說：“敬則自虛靜，不可把虛靜喚作敬。”(《遺書》卷一五)前句是說異中之同，后句是說同中有異。

再辨靜、敬之異。朱熹說：“屏思慮，絕紛擾，靜也;正衣冠，尊瞻視，敬也。致靜以虛，致敬以實。”(《宋元學案· 滄州諸儒學案》)這里所說的虛、實是就心態而言的相對概念，最好的解釋莫如真德秀所說：所謂“虛”是人心中“只是個空蕩蕩地物事”，所謂“實”是心有“許多義理以為之主”(《真文忠公文集》卷三○)。前者是“主靜”說的心態，后者是“主敬”說的心態。程朱學派堅持認為“主靜”則與事物不交涉，“主敬”則有事須應，如朱熹說：“程子又恐只管靜去，遂與事物不相交涉，卻說個敬。”(《朱子語類》卷九四)這是程朱派的主觀成見，實則“主靜”派中也多有能應事者，相反，“主敬”派卻未顯出特別能應事來。

總之，主靜與主敬，大同而小異。興言至此，不由使我們想起代表禪宗北宗和禪宗南宗的兩個偈語來：“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莫使有塵埃。”此北宗神秀之偈。“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佛性常清凈，何處有塵埃!”此南宗惠能之偈。“主靜”說與“主敬”說毋寧說是禪宗禪法的儒家版，“主敬”說類禪宗北宗，“主靜”說類禪宗南宗。

對“主靜”說之批評

當陳獻章“主靜”說漸成氣候時，羅欽順即尖銳指出：“今乃欲于靜中養出端倪，既一味靜坐，事物不交，善端何緣發見? 遏伏之久，或者忽然有見，不過虛靈之光景耳。”(《明儒學案·諸儒學案一》)而當羅洪先等人宣揚“主靜”之“境界”說時，呂坤則譏評說：“學者之病，只一個靜字。治得定靜中境界，與六合一般大，里面空空寂寂，無一個事物，才向他索時，般般足，樣樣有。”(《明儒學案·諸儒學案下二》)對照羅洪先的“境界”說來讀，真是一鞭一條痕，一摑一掌血!

對理學的靜、敬工夫批評最透辟有力的是清初的顏李學派。李塨說：“自周濂溪以主靜立教，程朱陸王因之，用白晝靜坐以為存心立本，考之古經，無是也。……《易》曰：‘終日乾乾，行事也。’是古經自天子以至庶人無白晝靜坐者，宰予晝寢，孔子責之;子貢求息，孔子斥以惟死乃息。古雞鳴夙興，不惟君子孳孳為善也，即小人孳孳于利，亦終日無暇焉。”(《恕谷后集》卷一三，《論宋人白晝靜坐之非經》)“心之靜，只是須臾，不可主之也，主此必入二氏矣。”(《大學辨業》卷四)他還指出，宋儒“主敬”與“主靜”并無本質區別，他說：“宋儒講主敬，皆主靜也。‘主一無適’，乃靜之訓，非敬之訓也。蓋自《太極圖說》以‘主靜立人極’標此岔路，其后不惟楊龜山、李延平靜坐體驗‘喜怒哀樂未發氣象’，朱子議其似坐禪入定也，即程子與游、楊等講學，忽然閉目端坐，門人候之雪深尺余乃醒，試思從古圣賢有此否耶?”(《論語傳注問》)顏李學派熱切地呼吁，要終結數百年來“習靜”的時代，而開辟一個“習動”的時代，顏元說：“宋元來儒者皆習靜，今日正可言習動。”(《習齋言行錄》卷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