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逝了的星辰——沈從文創作道路的中斷

沈從文，中國現代文學的著名作家。1922年他從湖南鄉下只身來到北平尋示求生理想時，年僅20歲，甚至不知道如何使用標點符號。但是到了三、四十年代，他已成為有名的多產作家，發表小說、詩歌、散文等作品四十多部，內容涉及中國社會的方方面面，尤其是以湘西為背景創作的《邊城》、《長河》等小說，充滿了詩情畫意，是現代文學寶庫中的珍品。同時他在創作技巧與創作思想上勇于探索借鑒，為中國新文學發展提供了寶貴經驗。沈從文曾希望將一生奉獻給他所鐘情的文學事業，然而這個愿望，在他后半生的幾十年中，只是縈繞心頭的一個夢，沒有變成現實。

1948年底，全國解放已成大勢所趨，蔣介石準備退守臺灣。有人勸說沈從文隨同國民黨政府南下。沈從文認識到國民黨政府已是窮途末路，毅然決定留在北平，迎接解放。但他心中也有一層擔憂。在多年的創作生涯中，他一直沒有依附任何作家團體和流派。他的文學主張——以人性和美為最高理想，以文學改造社會——與左翼作家的意見不合，四十年代一直受到指責。在新政權即將建立之際，沈從文不能不憂慮自己將受到怎樣的待遇。就在這時，北大以大字報的形式，將郭沫若發表于1948年的《斥反動文藝》張貼出來，文中點名批評沈從文的《摘星錄》，指斥他是“桃紅色”的作家，“一直有意識地作為反動派而活著”，他的創作是“存心不良、意在蠱惑”。借此舊事重提，點名批判沈從文。這給沈從文造成了極大的心理壓力，幾乎使他精神崩潰。同時也使他意識到繼續創作的困難，一方面害怕再受批判，一方面也感到自己的文學觀已不適應時代需要。在一封給朋友的信中，沈從文說：“人近中年，情緒凝固，又或情緒內在，缺乏適應能力，用筆方式，20年30年統統由一個思字出發。此時卻需用信字起步，或不易扭轉。過不多久，即未被迫擱筆，亦終得把筆擱下。這是我們一代若干人必然結果。”

1953年，上海開明書店信告沈從文，由于他的作品已陳舊過時，故將其一切著作的紙型全部銷毀。這幾乎等于一紙禁令，將沈從文拒絕于文學的大門之外。60年代，沈從文曾一度想重操文筆，寫一部革命題材的小說，但終因害怕被人尋章摘句的扣一頂“修正主義”的帽子而半途作罷。

由于這些主觀、客觀的原因，一顆曾在中國新文學的天空中光芒四射的明星消逝了。再見他的名字，是在歷史文物研究的領域。今天的讀者，只有從翻閱這位老作家在半個世界前留下的文字，來想見一代文學大師的昔日風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