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儒家道統—理想“中國論”·“中國”正統·道統之基

以儒學為主體的中國傳統文化，離不開其立足生根的中國之土;要了解儒學正統，首先要分析它所生長發育的文化生態。華夏文化與周邊夷狄文化的差別，根源于其文化生態的不同。

儒學產生于黃河流域，是一種典型的農業社會文化，是農業經濟、宗法—專制社會的產物。

溫暖濕潤的氣候，疏松肥沃的土壤，水量充沛的河流，為華夏族的祖先提供了農耕經濟的良好場所。大約7000年前的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遺址是一個很好的典型。這里處于涇渭平原的浐水之濱，物產豐富，氣候宜人，成了原始部落的定居佳地，中華民族的搖籃之一。從這里發掘出來的小米、生產工具、帶有各種刻畫的陶器，反映了中國古代文明發展開端的成就。“自五帝以來，都邑之自東方而移于西方，蓋自周始?！?王國維《殷周制度記》)因此，西安一帶便逐漸發展為經濟、政治和文化的中心。漳、滏流域的安陽，洛水流域的洛陽，及黃河之濱的開封等地，也都是當時最富饒的地區。

遼闊的中原大地，沒有什么天然障礙，易于進行相互間的交流和統一國家的形成。然而它“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商書·禹貢》)，南方炎炎千里，北有寒山飛雪。三面有山，一面臨海，這種半封閉的大陸型地理環境，又對華夏地區與域外的交往造成了極大的困難，對于具有典型的東方特色而與西方文化迥然相異的儒學的形成，無疑是一個重要的因素。

眾多的人口、有限的耕地，迫使華夏居民安土重遷，精耕細作。在《詩經》中有“十千維耦”、“千耦其耘”的十分壯觀的農業勞動的場面描寫?！坝怼⒐刑煜?。”(《論語·憲問》)統治者必須“先知稼穡之艱難”(《尚書·無逸》)，“王其萑耦”，“王往萑耦”，重視農業勞動，才能取得百姓的擁護而擁有天下。夏禹“致費于溝淢”(《史記·夏本紀》)，周族的十世祖先古公亶父率眾遷至岐山，“乃疆乃理，乃宣乃畝”(《詩經·大雅·綿》)，精心組織農耕。

公元前十世紀，作為農業部族的殷人進入有文字可考的青銅器時代，他們銅、木、石器并用，廣泛種植黍、稷、麥、稻。周人亦以農立國。他們奉農神后稷為先祖，高度贊揚后稷不分疆界，教民學習農耕技術。公劉繼之，倡導農耕，“周道之興自此始”(《史記·周本紀》)。土地實行國有制，“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詩經·小雅·北山》)。耕地常常按“井”字劃分成九塊，農奴在事實上而不是在法律上占有份地(私田)。他們必須首先在領主的公田上耕作，“公事畢然后敢治私事”(《孟子·滕文公下》)。春秋后期，土地私有化的進程加快了，鐵器、牛耕的廣泛采用，選育嘉種、防治螟螣蟲害等技術的推廣，使中原地區的農業得到較早的發展并達到較高的水平。齊魯地區的農業種植已實行一年兩熟的耕作制，農業的發達，更加強化了人們的定居意識，以及對土地的眷戀。人們“早出暮入，強乎耕稼樹藝”(《墨子·非命下》)，“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王世紀·擊壤之歌》)。廣大農民用他們有力的脊梁，肩托起中國社會的大廈;發達的自給自足的農業經濟，孕育了重鄉戀土、和平自守的農耕文化，而與“朝山陽，暮山陰”、“隨畜逐水草往來”的游牧文化以及商民經濟發達、內外交往頻繁的商業文化相區別。導致了儒學求實重民、樂天知命、平和中庸的特點的形成。

中國古代社會是一種典型的以血統關系為紐帶的宗法—專制社會。中國最早的國家，是氏族部落之間的兼并戰爭的結果。黃帝在與炎帝、蚩尤等部落集團的征服戰爭中獲得了勝利，統一了黃河流域的各部落。后經顓頊、堯、舜、禹直到夏王朝的建立，氏族部落酋長的權力不斷向王權轉化，對部落方國的征服與反征服的斗爭亦未停止過。從夏到商、周，無論是在統治階級內部還是在被征服的部落方國內，每一氏族就是一個軍事系統，原始氏族血緣關系基本上未遭破壞地保存下來。統治者利用血緣關系的生理和心理基礎，將氏族制逐漸發展成為宗法制?！坝商朴菀云谥?，中間二千余年，皆封建之時代，而所謂宗法亦于此時最備。其圣人，宗法社會之圣人也，其制度典籍，宗法社會之制度典籍也?！?嚴復《社會通詮》譯序)宗與族緊密關連，但有所區別。“族”指有血統關系的群體，其中沒有主從之別。“宗”則指親族中的尊者，有根本，主旨之意。宗法制度與專制制度緊密相聯。古文中的“父”作，《說文》稱：“父，巨也，家長率教者也，從又舉杖。”它與金文“尹”字(寫作)十分相近。 尹是掌權握事者，尹字加口，則是“口發為號”的君。這種從氏族轉化來的專制國家，以農村公社為基層組織，借助于宗族的力量以加強社會統治，這是主張以孝悌為本、以忠孝仁義統治天下的儒家思想的社會政治基礎。

孔宅古井

從夏、商、西周，直到清朝末年，中國社會經歷了數千年滄桑，但相對封閉的大陸—海岸型地理環境、以農為本、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由血緣紐帶維系著的宗法組織—家族是國家政權的基礎這些文化生態的基本內容，卻一直變化不大。它們是儒家道統的自然、社會基礎，與儒家道統相互作用，互相強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