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沫沙《鄭板橋的兩封家書》原文|注釋|賞析

《鄭板橋集》中除開詩、詞、題畫之外，還有十六通《家書》。其中有兩通是托他的弟弟教育兒子的，很有意思。

鄭板橋是 “康熙秀才” 、“雍正舉人” 、“乾隆進士” ，作過“七品官耳” 的縣太爺，又是畫、詩、書法“三絕” 的藝術家; 家有田三百畝，是個不大也不小的地主; 五十二歲才得一子。就這幾項來說，他的兒子總該算“富貴人家”的“愛子” 了。但是鄭板橋教兒子的，卻同上述的身份和家世不相干，另有他的“愛子之道”。他在山東濰縣作知縣時寫的《濰縣署中與舍弟墨第二書》，專門談他教育兒子的目的：

“余五十二歲始得一子，豈有不愛之理!然愛之必以其道：雖嬉戲玩耍，務令忠厚悱惻，毋為刻急也?！也辉诩遥瑑鹤颖闶悄愎苁?，要須長其忠厚之情，驅其殘忍之性，不得以為猶子(侄兒)而姑縱惜也。家人(家里的用人)兒女，總是天地間一般人，當一般愛惜，不可使吾兒凌虐他。凡魚飧果餅，宜均分散給，大家歡嬉跳躍。若吾兒坐食好物，令家人子遠立而望，不得一沾唇齒;其父母見而憐之，無可如何，呼之使去，豈非割心剜肉乎!夫讀書中舉中進士作官，此是小事，第一要明理作個好人?！?/p>

鄭板橋是“楊州八怪”之一，他的這些想法，就很有些怪。他自己是個“七品官”，卻認為中進士、作官，“此是小事”，教育兒子的目的是“第一要明理作個好人”。什么是“好人”呢?是對待家里用人的兒女“當一般愛惜”，因為他們“總是天地間一般人”。假如用今天的話來解釋，大約就是教他的兒子不要有“優越感”，不要搞“特殊化”，不要以為“高人一等?！彼麨槭裁从羞@個想法，且不管他。再看他寫的《濰縣寄舍弟墨第三書》：

“富貴人家延師傅教子弟，至勤至切，而立學有成者，多出于附從貧賤之家，而己之子弟不與焉?！虬僦兄灰嘤邪l達者，其為文章，必不能沉著痛快，刻骨鏤心，為世所傳誦。豈非富貴足以愚人，而貧賤足以立志而?；酆?，我雖微官，吾兒便是富貴子弟，其成其敗，吾已置之不論;但得附從佳子弟(陪著自己兒子念書的好孩子)有成，亦吾所大愿也?！?/p>

“富貴足以愚人，而貧賤足以立志而浚慧”，這想法雖是他的“怪”處，但卻道出一個真理。一個“吾家業地雖有三百畝”而且身為“七品官耳”的人，能看出這個真理來，是頗不容易的?！案毁F人家”延師傅、教子弟，而立學有成的往往是附從念書的貧賤之子，不是自己的子弟，這不能不算“富貴人家”的悲劇。這個悲劇，鄭板橋大概看得太多了，所以他只好對自己的兒子的立學成敗，“置之不論” ，把希望寄托在 “附從佳子弟” 的身上。這是他的 “怪” ，也是他看得遠、看得大的地方。

當然，鄭板橋所堅持的對兒子的教育目的： “第一要明理作個好人” ，這是兩百多年前的一個縣太爺的 “好人觀”和教子法，畢竟是有限度的。但是除了可以讓我們更進一步地認識鄭板橋其人以外，只就他這兩通《家書》的文字來看，我覺得也是委婉動人，找來讀讀是沒有什么害處的。

1962年5月26日(《長短錄》)

賞析 雜文是談世道人心的，作者有感于某種生活現象，訴諸筆端，把自己對生活的認識和評價抒寫出來，使讀者受到明目慧心的啟示。這篇雜文，就是作者有感于鄭板橋兩封托他弟弟教育兒子的《家書》，談鄭板橋的教子之道的。

魯迅說：“無情未必真豪杰，憐子如何不丈夫。”愛子之心，人皆有之，但人們對孩子的愛法卻不盡相同。古代的封建統治者，大都希望自己的兒子走仕宦之路，飛黃騰達，使之錦衣玉食，非常寵愛。但是也有些人例外，鄭板橋的愛子之道就與眾不同。他是個頗有名氣的藝術家，又是個“七品官耳”，但對兒子將來讀書作官看得很輕，只希望兒子“明理作個好人”，就是要與家里用人的兒女平等相待，不要有優越感，搞特殊化。這在等級森嚴的封建社會里，是難能可貴的。鄭板橋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他看到了許多貧賤之家子弟“生于憂患”的事實和富貴人家子弟“死于安樂”的悲劇，從而認識到“富貴足以愚人，而貧賤足以立志而?；邸钡恼胬?。所以，鄭板橋對自己兒子的成敗“置之不論”，希望附學佳子弟“立學有成”。由此見出鄭板橋視野的廣闊和胸懷的博大，這是他的開明之處。也正是作者所談的“世道人心”。它具有強烈的現實針對性和深刻的教育意義，聯系當前那些以權為子女謀私者，無疑是一種鞭撻，也是一劑良藥。

這篇雜文在表現方法上的特點是夾敘夾議。開頭點題之后，便介紹鄭板橋其人，指出與他的身份和家世不相干的“愛子之道”，通過他寫的《濰縣署中與舍弟墨第二書》，說明他教育兒子的目的。之后，作者進行議論，“什么是‘好人’呢?是對待家里用人的兒女‘當一般愛惜’因為他們‘總是天地間一般人’”，揭示出事情的內在聯系。接著又引出鄭板橋寫的《濰縣寄舍弟墨第三書》，敘述他的愿望：我的兒子“其成其敗，吾已置之不論;但得附從佳子弟有成”。其后作者進一步評論，論述鄭板橋之所以產生這種想法，是因為他從無數富貴人家子弟的悲劇中，悟出了“富貴足以愚人，而貧賤足以立志而浚慧”的真理，點明了事物的本質。這樣邊敘述事實，邊進行評論，寓理于事，通過不斷地點撥，把事和理有機地結合起來，既增強了文章的形象性，給讀者以強烈的感染，又揭示出理論的深刻性，促人猛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