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云彬《從學鮮卑語講起》原文|注釋|賞析

當四世紀初到六世紀末的二百八十年間，中國長受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擾，士大夫的民族意識、國家觀念漸漸減退了。司馬遷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辯護，只說他“會欲得當以報漢”，而六朝人偽造的李陵《答蘇武書》，竟說什么“陵固負德，漢亦寡恩”，可見那時候一般文人只懂得個人恩怨，沒有民族意識、國家觀念。至《顏氏家訓》所記，當時士大夫竟有教子弟學鮮卑語，彈琵琶，以備服事“胡貴”的那種丑態，更不堪設想了。

然而當時那些游牧民族的文化究竟比我們落后，所以實際上漢人學鮮卑語的還是少數，倒是鮮卑人都在那兒學漢語，改胡服。因此十多年前，梁啟超曾告誡日本說，你們不要妄想征服中國，即使現在中國被你們征服了，過了五十年一百年，你們日本人統統被中國人同化，日本的國家就完了，不相信，請一查我們的歷史!到現在，還有人拿這來作“中國不亡”的歷史論據云。

如果歷史的發展是循環的，這種論據倒也未可厚非;只可惜現代的日本是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帝國主義的國家，不是南北朝或五胡十六國時代的“胡人”，也不是三百年前的“倭寇”，而我們卻已由文物之邦的“上國”，淪為半殖民地的國家了。所以現在日本帝國主義者不但不怕被我們同化，它還準備做“更生中國文化”的偉業哩。

早幾時，在《文摘》上見過一篇什么《更生中國文化建設座談會記錄》的譯文，出席人中頗有幾位是一向赫赫有名的“京派”教授，而知堂老人之出席，尤為一般人所注意。知堂老人在座談會里表示，為了研究日本應該學日文，但學日文而不到日本去是毫無用處，所以他說： “于這里，只好大概地教授關于日本的政治等等之如何這問題，漸漸便會覺得到日本去是好的。”

當然，知堂老人勸人學日本文，是“為了研究日本”(現在應該說為了研究敵情)，和北齊時候的士大夫教子弟學鮮卑語者大有徑庭。所可惜的，知堂老人這一番話不在討論怎樣研究敵情之類的座談會里發表，而卻被記錄在“更生中國文化建設座談會” 的記錄里，這使我們感到知堂老人的勸人學日本文頗有勸人學鮮卑語的傳統意味，只是沒有教人家學習日本樂器，較《顏氏家訓》所記者略勝一籌而已。而且知堂老人口口聲聲勸人家到日本去，希望人家 “漸漸便會覺得到日本去是好的” ，雖然他沒有說明應該馬上就去，還是中日戰爭停止了以后，但在“皇軍” 大肆淫殺之后，而希望人家 “漸漸便會覺得到日本去是好的” ，這種心理，比教子弟學彈琵琶，更難了解——也許我不懂得弗洛依特派的兒童心理之故(知堂老人曾說過，如不懂弗洛依特派的兒童心理，批評他的思想態度，都是徒勞)。

“九一八” 以來，平津長在日本軍勢力的威脅之下，難道知堂老人之流因受了這種長期的威脅，竟也把民族意識、國家觀念都減退了嗎?我想不會的。只要看對日抗戰以來，一般士大夫對于國家、民族的關懷就可知道： 他們有的拋掉了商龜周鼎，從日本跑回來(注意，從日本跑回來，不是到日本去)，干救亡工作; 有的撇開了《堯典》《禹貢》，從北平跑到陜甘邊地去做宣傳工作; 更有投了筆桿上前線去的。因為現代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畢竟和過去異族的侵擾不同，這不必什么歷史專家，只稍具常識的人都會知道。所以當這國家民族臨到最后關頭，士大夫的民族意識、國家觀念只有加強，決不會減退; 象知堂老人那樣含垢忍辱，甘心和敵人委蛇周旋的，究竟是少數中的少數。即就所謂 “恩”“德”而論，知堂老人身任國立大學教授，國家對他不算“寡恩”，他也何至于 “負德”。大概知堂老人舍不得離開他的第二故鄉北平，同時又不能——也許不甘——做什么地下工作，就只好跟敵人敷衍一下。假使司馬遷復生，也許下這樣的評語——“會欲得當以報漢耳” 。

1938年9月

(1985年三聯書店版《宋云彬雜文集》)

賞析 日寇大舉侵華，民族危亡，迫在眉睫。作者以一介書生，滿懷愛國熱忱，慷慨陳詞，而機鋒所向，尤在士林。對于某些“讀書人”自以為博古通今，卻逃避現實的傾向，他甚為不滿。而對于那些喪失民族氣節的所謂學者名流，他更是痛加針貶。本文便是批判周作人之類附逆文人的。

周作人曾是“五四”時期的風云人物，但從20年代后期起便漸趨落伍。1937年北平淪陷后，他仍留居北平，并不顧文化界人士一再督促、規勸，執意不肯南下。繼而附逆，替日本侵略者作起奴化宣傳，在日本人召集的所謂“更生中國文化建設座談會上”鼓吹學日本文，勸人到日本去。這不能不激起一切有民族正義感的知識分子的義憤，本文作者更是痛心切齒。

如果在國家關系正常狀態下，學日本文和什么文都未嘗不可，但在戰時，在日本人統治下的北平，那意味可就不同了。文章為了說明這一點，沒有從對周作人的直接指斥領起，而是先敘漢和六朝史事。漢之士大夫已為個人私情而不顧民族大義，至六朝則有北齊文人顏之推教子弟學鮮卑語，以備服侍外族新主子，媚態十足。對比之下，周作人的勸人學日本文與顏氏如出一轍，同樣是要勸人為奴，為侵略者網羅奴才。所以作者尖銳指出： “這使我們感到知堂老人的勸人學日本文頗有勸人學鮮卑語的傳統意味”。這一層是古今對比，史事的援引使得文章的批判顯得更為深沉有力，有一種歷史縱深感。

同樣，作者還以對比方法批判了周作人勸人到日本去的錯誤說法。當廣大愛國知識分子自覺拋掉了商龜周鼎，從日本跑回來，或則救亡，或則去內地宣傳，或則投筆從戎之際，周作人卻要勸人到日本去，不是大錯而特錯了嗎?一個“跑回來”，一個是要人“跑出去”，對比何其鮮明，用心何其不同。

此外，作者還以較多篇幅談到這種奴化的嚴重危害及給予駁斥之必要。漢、六朝之際，雖有少數士大夫民族意識、國家觀念淡薄，但那時漢文化究較北方游牧民族文化為高，因此這少數人之作為尚不致從根本上動搖民族自信心。而今日形勢已迥然不同，現代日本不是昔日的“胡人”，也非300年前的“倭寇”，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已經從根本上威脅到我們民族的生存。梁啟超及其后繼者的“同化”說，顯然是錯誤有害的。為弘揚民族精神，強固人民的心理防線，對日本帝國主義為亡我中華所進行的“更生中華文化”的文化陰謀，必須予以揭露。鑒于當時周作人的漢奸文人面目尚未完全暴露，作者用筆、措辭有時還有所保留，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文章有古今對比，有中日對比。古今對比使今日附逆文人的丑惡面目暴露得更為充分清晰; 中日對比則突出了形勢的嚴峻和加強反奴化的迫切。文章有對史事的援引，有對現實的剖析，反復論證，層層深入，既非劍拔弩張，又毫不掩飾個人的愛憎，可謂情理兼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