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差不多先生傳》原文|注釋|賞析

你知道中國最有名的人是誰?

提起此人，人人皆曉，處處聞名。他姓差，名不多，是各省各縣各村人氏。你一定見過他，一定聽過別人談起他。差不多先生的名字天天掛在大家的口頭，因為他是中國全國人的代表。

差不多先生的相貌和你和我都差不多。他有一雙眼睛，但看的不很清楚;有兩只耳朵，但聽的不很分明;有鼻子和嘴，但他對于氣味和口味都不很講究。他的腦子也不小，但他的記性卻不很精明，他的思想也不很細密。

他常常說： “凡事只要差不多，就好了。何必太精明呢?”

他小的時候，他媽叫他去買紅糖，他買了白糖回來。他媽罵他，他搖搖頭道： “紅糖白糖不是差不多嗎?”

他在學堂的時候，先生問他： “直隸省的西邊是那一省?”他說是陜西。先生說： “錯了。是山西，不是陜西。”他說： “陜西同山西不是差不多嗎?”

后來他在一個錢鋪里做伙計;他也會寫，也會算，只是總不會精細。十字常常寫成千字，千字常常寫成十字。掌柜的生氣了，常常罵他。他只笑嘻嘻地賠小心道： “千字比十字只多一小撇，不是差不多嗎?”

有一天，他為了一件要緊的事，要搭火車到上海去。他從從容容地走到火車站，遲了兩分鐘，火車已開走了。他白瞪著眼，望著遠遠地火車上的煤煙，搖搖頭道： “只好明天再走了。今天走同明天走，也還差不多。可是火車公司未免太認真了。八點三十分開，同八點三十二分開，不是差不多嗎?”他一面說，一面慢慢地走回家，心里總不很明白為什么火車不肯等他兩分鐘。

有一天，他忽然得了急病，趕快叫家人去請東街的汪先生。那家人急急忙忙地跑去，一時尋不著東街汪大夫，卻把西街的牛醫王大夫請來了。差不多先生病在床上，知道尋錯了人;但病急了，身上痛苦，心里焦急，等不得了，心里想道： “好在王大夫同汪大夫也差不多，讓他試試看罷。”于是這位牛醫王大夫走近床前，用醫牛的法子給差不多先生治病。不上一點鐘，差不多先生就一命嗚呼了。

差不多先生差不多要死的時候，一口氣斷斷續續地說道：“活人同死人也差……差…差不多……凡事只要……差…差…不多……就……好了……何…何……必……太……太認真呢?”他說完了這句格言，方才絕氣了。

他死后，大家都很稱贊差不多先生樣樣事情看得破，想得通; 大家都說他一生不肯認真，不肯算帳，不肯計較，真是一位有德行的人; 于是大家給他取個死后的法號，叫他做圓通大師。

他的名譽越傳越遠，越久越大。無數無數的人都學他的榜樣。于是人人都成了一個差不多先生。——然而中國從此就成了一個懶人國了。

(1924年6月28日《申報》)

賞析 《差不多先生傳》在《申報》上發表時標為“小說”，在我們看來它應屬于寓言體的雜文。文章的立意并不在于展示典型環境中的典型性格，也缺少嚴格意義上的情節結構。它更側重的是對于一種普遍存在的落后的“國民性”的描畫，文中的一些細節不過是作者觀念的形象化、具體化，或者說，是作者本人對消極“國民性”看法的藝術化。

作者所要強調指出的“國民性”中的消極面是： 辦事不認真、自欺欺人、敷衍塞責。這是一種消極的混世哲學。文中選擇了“差不多先生”買紅糖、讀書、當伙計、搭火車、看病等日常活動中的細節，從不同側面反復渲染“凡事只要差不多，就好了。何必太精明呢?”這樣一種病態的人生態度。文中“差不多先生”反復為自己的“差不多”哲學強自辯解，客觀顯示的意義是： 這種敷衍一切的人生哲學已經深入骨髓。最后以近似戲謔的文字用“差不多先生”篤信的哲學埋藏了“差不多先生” 自己。喜劇形式中隱含著批判意識。

用虛擬手法強調這種混世哲學的危害性; 同樣以虛擬手法強調這種混世哲學的普遍性。開頭故意不說“差不多先生”為何方人氏，而說“是各省各縣各村人氏”;結尾處點出他死后，人們盛贊他“看得破，想得通”，并加給他“圓通大師”的法號，“他的名譽越傳越遠，越久越大”。這些都表示作者的判斷： “差不多”的混世哲學已成為一種社會痼疾;這是一面高懸的明鏡，讀者諸君，也可以從中照見自己。

對于落后“國民性”的剖視，曾經是新文化運動初期及以后一個階段許多先進知識分子注意的問題。這種思考，出發點未必一致，所達到的深度也不盡相同，改造的途徑和目的分歧更大。胡適在20年代初期，已經意氣消沉，他已脫離了《新青年》編委會，對于如何改造中國提出明確的改良主義主張。這是文化史上的事實。但是他從中西文化對照中看出當時“國民性”中的弱點，并給以藝術的表現，從客觀上講，仍有引起人們警醒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