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西瀅《共產》原文|注釋|賞析

現在有許多人提倡共產，也有許多人反對共產。反共產的人的最大的理由是中國與共產制度不相宜，共產主義不能實行于中國。我也偏向反共產，可是我的理由是與他們相反的，我卻正是為了共產制度已經在中國實行了。

別的也許說不上，在實行共產制度方面中國是很有成績的。蘇俄以外，中國可以算第一共產的大國了。自然，中國有中國的民族性，中國的共產制度也與蘇俄或世界其余各國的不一樣。世界各國所說的共產，現在無非是勞動者去共資本家的產，平民去共貴族的產，窮人去共富人的產。中國的共產就大不相同了。中國是富人去共窮人的產，官僚去共平民的產。

我們拿一件最容易看見的事來做例。中央公園進門是要門票的。這門票的收入就是維持中央公園的經費，至少是一部分的經費。我們平民，除了窮到出不起十六個銅子而不敢去的人，都負這維持的義務。可是，要是你是一個什么部的官，什么會的委員，胸口掛上一塊牌，你就可以搖搖擺擺的進門，不用買門票。一個人要裝一個電話，寫了信去也許個把月不得復。裝了之后，平日叫號數常常叫不來，兩三個月不出錢就得出亂子。可是要是你是總長、議員，尤其是什么軍辦公處的人，一句話去即刻就來同你裝電話，以后非但一點都沒毛病，并且不用你出半個錢。

同樣，只要你是個闊人，你點的電燈不用你花錢，你打的電報不用你花錢，你坐的輪船火車不用你花錢。你愈闊，你花錢的地方也愈少。你做了頂闊的人，你就不用花一個錢。

還有那國家征收的稅。你愈窮，你出稅的機會也愈多，除非你是不名一文的叫花子。要是你是個闊人，那么什么稅也不用你出了。

在這一點，共產制度的中國實在與資本制度的英美恰恰的相反。他們收稅的原則，非但收入多的人同收入少的人一樣的抽幾分之幾的稅，還要收入愈多的人出稅也愈多。例如一月只有十元的人可以不出稅，一月百元的人抽百分之二，一月十萬元的人，得出百分之三十。好象歐戰的時候，美國的幾個富豪還抽了收入的百分之五十。

所以中國是共產的國家，官僚共平民的產的國家。既然中國的官僚沒有一個不有錢——他怎樣能不富?——富人沒有一個不做官，所以也是富人共窮人的產的國家。

至于共產制度的積極方面，怎樣的刮地皮，怎樣的取回扣，怎樣的收賄賂，怎樣的侵吞公款，總而言之，怎樣的剝削平民去飽自己的私囊，那雖然是大家看慣說慣的事實，也許不見得所有的官全那樣，所以不拿來做例。

在這種共產制度底下少不得發生那當然的結果。做事的拿不到錢，拿錢的不做事。拿錢愈少的做事愈多，拿錢愈多的也做事愈少。你看各衙門里的幾十塊錢一月的錄事，一天都不得空，大一些的官就一月不用到幾次。可是把衙門的錄事先生來同鋪子里的掌柜打一個比，還是誰做的事多，誰拿的錢少?

很少人覺得不做事過不得。就是歡喜做事的人也只喜歡做那自己情愿干的事，至于為了吃飯養家才做的事，做久了也就生厭了。有了那樣不做事可以拿錢的榜樣在眼前，一個人孜孜矻矻的一天工作了十二點鐘還衣不蔽體，食不飽腹，妻子蓬頭垢面，兒女呼號啜泣，自然不免 “有動于中” 了。這樣的制度不掃除，怎樣能叫中國人不想做官?

(1928年6月新月書店版《西瀅閑話》)

賞析 20年代，不管從哪一層意義上講，“共產”一詞都是頗為時髦的，有人提倡，有人反對。但不管提倡或反對都是著眼于將來。然而作者的偏于“反共產”，卻在于它已經在中國實行了，而且很有成績，只不過它與蘇俄及世界各國的意義不同，不是“勞動者去共資本家的產，平民去共貴族的產，窮人去共富人的產”，而是反其道而行之，“富人去共窮人的產，官僚去共平民的產”。這一層作者立意不凡，從一般意義上的提倡與反對之外，另辟蹊徑，提出第三種理解，給讀者造成一種強烈的心理反差，收到了出奇制勝的效果。同時語多譏刺，表現了作者對黑暗的中國社會和腐敗的特權階級的強烈憤懣和不滿。

接著，承題而來，作者以普遍的事實證實自己的立論。從中央公園的門票，說到電話的安裝與維修，從居家使用的電燈，到出外乘坐的輪船火車，乃至國家賦稅的征收，總之，無往而不實行 “共產制度”。其外在特征是愈闊便愈不花錢，愈窮愈要往外掏錢，也就是“官僚共平民的產”、“富人共窮人的產”。這一層雖多是事實的敘述，然而隨處流露出作者對這種不合理現實的憤激之情。

最后一層，作者交代了這種“共產制度”所帶來的消極后果，那就是敗壞了社會風氣，人人都想只拿錢不做事。于是作者慨然有云：“這樣的制度不掃除，怎樣能叫中國人不想做官?”

這一篇對于時弊的抨擊，在《西瀅閑話》中，也許要算是較為激切的。它不僅暴露了舊官僚體制的罪惡，社會的不公正不合理，而且表現出改造這社會、鏟除這制度的愿望。文章立論鮮明，而且多采用對比說明。既有中國和蘇俄的對比，又有中國和歐美的對比，于對比中揭示中國社會生活的獨特和奇異。而這獨特和奇異恰恰證明中國的黑暗和腐敗。文章感情充沛，運筆嫻熟，平淡中有深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