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漢桓帝初城上烏童謠》原文|翻譯|注釋|賞析

[漢]民歌

城上烏，尾畢逋。公為吏，子為徒。一徒死，百乘車。車班班，入河間。河間姹女工數錢。以錢為室金為堂，石上慊慊舂黃粱。粱下有懸鼓，我欲擊之丞卿怒。

此詩收在《樂府詩集》第八十八卷，屬《雜歌謠辭》，為樂府古辭。最早見于《后漢書·五行志一》，錄者認為它是“為政貪”而作，這是對的;但其解釋斑駁錯雜，為“公為吏”至“百車東”四句叉入往擊蠻夷之事，大違詩意，且又系在桓帝初年，斷為征兆詩，更背本旨，實不足憑信。我們認為它是一首“感于哀樂，緣事而發”的民歌。但它的感觸點不止一個，而有兩個：一個是梁冀亡誅，一個是靈帝買官。因此全詩實為兩首詩組成：前六句為一首，后六句為一首。大概錄者為了自圓其“五行”之說而把它們稍事修改連綴在一起，系在桓帝初年。我們應該還其本來面目。當然仍可以當作一首詩來讀，只是系年應“桓靈之世”，可以看作一首人民群眾長期醞釀而成的政治抒情詩，表現了人民群眾對一代又一代大大小小的統治者貪焚本性的深刻悲憤和尖銳嘲諷。前六句是緣梁冀伏誅，新貴受封之事而發的。

開首兩句用比喻的手法諷刺和抨擊了身居高位的統治者。烏鴉和統治者在本性上都貪婪，這是神似。烏鴉群踞城頭，統治者云集京師，這是形肖。但是還有更妙的呢。這些烏鴉都欠缺了尾巴，而這些高不可攀的統治者(皇帝、貴族、宦官等)也無后。不是嗎?東漢自和，安之后，皇帝多暗弱早亡。順帝劉保也是三十而亡，留下一個剛滿二歲的孩子劉炳，在皇太后的懷抱中即皇帝位(沖帝)，但幾個月就夭亡，此后再無繼嗣。不得已只好往遠親中先后迎立劉纘(質帝)劉志(桓帝)，這是皇帝無后的證明;順帝后期開始掌握朝政的外戚，大將軍梁冀，雖盛極一時，權傾朝野，虐害天下近二十年，而今一旦伏誅，也是“中外宗親無少長皆棄市(公開處斬)”，落得個斷子絕孫的下場。這是貴戚無后的證明。至于宦官，本無生育能力，其無后更是不言而喻。六字之中，三重妙喻，窮形盡相，可謂有化工之妙。而其句式之精短，涵容之廣闊，亦可謂有咫尺千里之致。

中間二句寫梁商父子之事。“父為吏，子為徒”是說梁商以外戚居大位，雖虛已進賢，恭儉自守，常載租賑貧，有良吏之風;但懦弱無威重，竟不能防止兒子梁冀成為罪犯。據《后漢書·梁統列傳·梁冀傳》載，梁冀從小就品行不端，又不學無術，但卻混到了河南尹的要職。梁商的友人洛陽令呂放向梁商報告梁冀的非法行為，希望梁商加以管束，梁冀就暗殺了呂放并嫁禍于呂放的仇人，把這個仇人家滿門抄斬，以塞人耳目，對此梁商也毫無察覺。梁商死后，梁冀竟承襲了他的地位，登上了大將軍的寶座，從此更是無時無刻不在犯罪，：打擊異已，陷害忠良，濫殺無辜、橫征暴斂、窮侈極欲、貪得無厭。及其伏誅，收其財產，竟至“縣官白賣合三十萬萬;以充王府用，減天下租稅之半”。人們不禁要問：“梁商這樣的良臣，為什么會生養出梁冀這樣的不肖之子?”其實原因就在于這“一人得道，雞犬升天”的封建體制，在于這封建的世襲制和裙帶關系。

后二句寫梁冀伏誅，新貴受封之事。 “一徒”意近“一夫” 。梁冀殘賊天下，朝野莫不恨之入骨。一旦伏誅，普天同慶。 “一徒死”就隱隱流露了這種氣象。但是作者馬上又提醒人們：不要高興得太早了;因為一股新的殘賊勢力正在按照梁冀勢力產生的途徑滋生出來，這就是以謀誅梁冀之功受封的五個萬戶侯新代表的宦官勢力。 “百乘車”象征了這股勢力的強大和人數的眾多。正是“長夜沉沉遙末央”啊!

后七句是緣靈帝于西邸賣官之事而發的。

頭兩句回顧了永康元年( 167年)，桓帝死，竇太后與其父竇武遣劉倏，曹節率“中黃門、虎賁、羽林千余人”到河間國迎立劉宏(即位為靈帝)之事。 “車班班”形容當時車隊的整齊華盛。劉宏是被劉修當作“國中宗寶之賢者”推薦給竇武的，那么，他究竟如何呢?當時他年僅十二歲，還是個未成人的孩子，評語暫不好下，還是先來看看他的母親，他的“導師”，一位“河間姹女(少婦)”吧，未來的靈帝就是她的影子。

中間三句向我們講述了這位少婦的“專長”、“成績”、內外特征。她的專長是“工數錢”，即精于查錢。他用錢裝滿了自己的后室，用金子堆滿了自己的前廳，卻還要裝出一副常常不足的樣子，讓人認為自己舂黃粱吃，以示生活的清苦。這與《后漢書·皇后紀·孝仁董皇后紀》的有關記載完全吻合。據該文載，董皇后這位“河間姹女”是一個貪得無厭的人。就是她指示靈帝“賣官求貨”，致使“自納金錢，盈滿堂室”的。詩篇通過對她的刻畫，揭示了靈帝賣官的深層內幕，也暗示了靈帝的成長過程。

最后兩句勾勒了司法機關的污濁殘暴。 “丞卿”是指漢代朝廷司法機關的正副首長——廷尉卿和廷尉丞。“懸鼓”是指其府門內供喊冤告狀用的鼓。東漢初以法制嚴明著稱，光武、明帝之世，雖元勛、貴戚，三公犯法照樣依法治罪。但章、和之后，法令漸弛。順桓以降，法律更倫為權貴的奴婢。靈帝親任宦官，受毒乃母，荒淫無道、貪得無厭、怪誕穢丑、殘酷暴虐，連祖宗之制都不放在眼里，法律就更不在話下。所用的執法者當然不免是些俯眉承睫、趨炎附勢的家伙。那么對于這位親手教養出來的兒子作了皇帝的婦人，他們當然就是順承還猶恐不及，哪還能容許誰來告她呢?你敢來擊鼓告狀，他不把你問斬才怪呢!即使你僅有這種想法，他窺出來也會給你安一個什么罪名吧!作者在此僅用寥廖幾筆，就將丞卿們的猙獰面目暴露無余了。生活在這種殘酷昏暗的政治下面，人民將忍受無窮無盡的苦難，郁積無邊無際的怨憤。這可以說是黃巾起義暴發前夕人民群眾普遍心理的真實寫照。

總的說來，這首詩的特點是“形散神聚”。全詩以刺貪為主線，以“城上烏”為聚焦點，把從桓帝延熹二年(公元159年)至靈帝光和元年(公元178年)近二十年發生的形形色色的事件緊緊貫穿在一起，累累如貫珠;又把它們首尾相連，歷歷如結環。展開來讀，婉如一幅世風民情的長卷。其反映現實之廣，涉及年代之長，主題思想之集中，都屬罕見。可謂古代民歌中的上乘珍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