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情從橫濱來信，囑我為他新匯成底詩集《草兒》做篇序。我想白情底作品自有他相當的價值，何用我替他鋪張?我又回想到從前我們倆在北京大學底時候，談論新詩底高興：有時白情念著，我聽著;有時我念著，他也聽著。這樣談笑的生涯， 自然地過去，很迅速地過去。后來我在歐洲，他還在北京;等我回國，他又去了。我們倆一年多沒見，我做詩真寂寞極了;念盡念著， 寫盡寫著，總沒有誰來分我詩中底情感。白情呢， 已創造出許多作品， 為詩國開許多新疆土，真是可愛的努力! 成功原分不出你和我的：他底歡喜也就是我底歡喜，一樣。他很遠地來找我做詩序，怕倒以為我會做好文章，還是我底話足以加添他詩底聲價么?自然都不是。他既讓我分他的幾分歡喜，我更不好辜負他這番意思。于是我寫這篇短序，一則把我近來的意見，質之于一年沒見面的白情，二則略盡我介紹《草兒》到讀者底一點責任。

若要判斷詩底好壞， 第一要明白詩底性質，詩人對于一切底態度。從前古典派的詩，早已不消說得：就是新詩底初期， 一般人——甚而至于詩人——往往把“平民的”誤會成“通俗的”這個意義;再好一點， 也僅僅把新詩底作用當作一種描摹的(representative)。這也是因為幾千年因襲的詩思太不著邊際了， 才引起這種反動。但這種傾向究竟不大正當。我在檳榔嶼船上，就說到這點(見《新潮》2卷4號通信)。當時雖因為匆忙沒說痛快， 卻是有這個意思。籠統迷離的空氣自然是不妙;不過包含隱曲卻未嘗和這個有同一的意義。一覽無余的文字， 在散文尚且不可，何況于詩?這種矯枉過正的毛病， 一半由于時勢， 一半也由于對于文學根本觀念底解釋。

說文學是人生底表現批評，依我盲揣， 雖沒甚不合也不全合。說文學是一種表現何嘗錯了?但文學是否僅僅一種表現，我很難有積極的回答。文學底作用， 與其說是描摹的， 不如說是反射的(reflex-ive)。既不純是主觀，也不純是客觀;是把客觀底實相， 從主觀上映射出來。好比照相， 雖是外物底影兒， 中間卻經過了一重鏡子。文學上底鏡子是一重人性：就是我所說底“人化的自然”。這樣說，文學原不僅是表現人生，是在人底個性中間，把物觀世界混合而射出來的產品。

若說文學是一種批評，我更有點懷疑。依我底經驗， 文人的態度是“非批評的”——做詩如此， 一切文學也可以共通。我深信文學只是一種混融， 只是一種綜合， 只是一種不生分別。為什么呢?若不能身入其中，盡有好的天才，卻不會有好天才底文學。真摯和普遍，原非局外旁觀者所能消受的。在硬心人底心里，物是物，我是我，好像鏈子斷了一個環似的; 只有一個冷冰冰的世界， 美和愛底根葉都憔悴盡了， 一味地冷笑，還有什么詩歌文學呢?我重著聲音說：好的文學好的詩，都是把作者的自我和一切物觀界——自然和人生——同化而成的!合攏來，合攏來， 才跳出一個活鮮鮮的文學。他后邊所隱著的是整個兒的人性， 不是僅有些哲學家科學家分析出來的機械知識。他何能再關心世上對于他自己底態度?白情，你可以為然?我想你或者說，“是的!”這是我為白情底集子，對社會上做一種辯解。

白情做詩底精神， 還有一點可以介紹給讀者的，就是創造。他明知創造的未必定好， 卻始終認定這個方法極為正當，很敢冒險放開手做去。若這本集子行世， 能使這種精神造成一種風氣， 那才不失他底意義。做詩只說自己底話， 不是鸚哥兒般學嘴學舌，這話平常而且陳腐，但怕不容易真真做到罷。我看現在底社會，真像一個廢染缸，無論哪樣雪白鮮紅的新機， 都要把他們染成烏黑，似乎不如此不足以顯出社會底力。如果但取形式， 忘了形式后邊底精神， 那么輾轉摹仿，社會上就萬不會有新東西了。我常常對人說， 一切派別主義都是個性自由創造底結果。說句paradoxical的話， 可以給我們摹仿的， 只是一種特立獨行的精神態度。除此以外， 即不可;摹仿成了也是糟粕。我們看白情底詩，無論在哪一面，都有自我作古不落人后的氣息流露在筆墨里。他底作品，我不說是完全好，或者竟不甚好也未可知;我最佩服的是他敢于用勇往的精神， 一洗數千年來詩人的頭巾氣， 脂粉氣。他不怕人家說他too mystic也不怕人家罵他荒謬可憐，他依然興高采烈地直直地去。“少陵自有連城璧， 爭奈徽之識碔砆!”我深怕這本集子出世，在社會上專流行一種新時髦， 而沒有一種新精神灌注在里面，那就冤枉了白情，冤枉了他底詩，冤枉了他印這本集子底意思了。這些話并不是無的放矢。而且在一個流行性的社會里， 更不能不勉放我細弱的聲音，呼醒這沉寂極了的文藝界里底迷夢。

在這一節里，我想和讀者商量，在一方面更容易了解白情底詩;或者還可以應用到讀一切的詩。作者固然深知，讀者也亟應知道，這個標點符號和詩底語法調子底關系。這些不但是指示，有時還能改變詩底意思和調子。不懂得標點符號的，一定不能讀好詩，做詩的呢，更不用說。這些實在是文字構造底本身一個重要部分;在詩里更顯出不可忽視的權威。一則因為詩底語法，較散文多變化而不整齊;或是數底省約重復，或是位底挪移倒置，有時靠著標點符號現出深密而不籠統的意思;且有文字一律， 只是標點符號不同，意思便跟著變化，如抹去傍注的一切，作者原意便無從懸揣。二則音節是詩底一種特性， 不為其余純粹文學所共通;哪里重，哪里輕，哪里連續，哪里頓挫，哪里截斷，哪里延長，都靠著標點符號做引路的燈籠。若只知一味平平地讀去，或顛倒輕重地讀去，明明一首好詩，卻要讀得不成腔調了。雖然無損作者， 豈不可惜了讀詩的一個機會么?至于思想上底隔閡，卻是沒有法子。讀者若不和作者底心靈混融相接， 雖文字再表現得明畫清確，還不免有不了解的地方。我們打開一部文學的著作，多少總覺得有些艱深神秘的地方，就是因為這個。這可以存而不論，因為也不礙《草兒》底普遍的。

我把這本集子鄭重介紹給讀者諸君， 不在作品底本身價值，是在著者可敬愛的精神態度。我希望讀者諸君僅以這個為一種興奮劑， 自己努力去創造!我希望著者僅把這個當作小小的成就，更向前途努力!我希望我和大家都在一條路上， 獨立地互趕著;不要挨著白情，也莫讓他個兒孤另另地在前路!

1919年12月15日

作于杭州城垣巷

(《草兒》，亞東圖書館1923年出版。)

賞析 詩集《草兒》，1923年3月由亞東圖書館出版，作者為康白情。康白情在五四時期的詩壇上相當活躍，他與傅斯年、羅家倫等人在1918年底組成新潮社。《草兒》是康白情五四時期的詩歌集。正如康白情自己在《草兒》自序中所說，這個集子“是時代的產物”，從作品中讀者可以看到如火如荼的學生運動。

作為五四時期著名的新詩詩人，俞平伯為《草兒》作序，促成了《草兒》的出版。但在今天看來，這個序的主要價值在于作者所表述的對新詩的幾個觀點。

俞平伯說：“若要判斷詩底好壞，第一要明白詩底性質，詩人對于一切底態度。”就詩論詩，很難深入。既然詩是寫人，寫社會的，那么判斷詩的好壞，就要考察寫詩的人對人生和社會的看法。俞平伯在這里十分強調詩人對一切的態度。確實，詩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往往決定著詩人創作水平的高下。聯系到下面將要談到的文學中主、客觀的關系，文學與社會、人生的關系等，我們不難看出俞平伯對詩和整個文學的考察還是很注意從大處著眼的。

俞平伯說：“文學底作用，與其說是描摹的，不如說是反射(reflexive)。既不純是主觀，也不純是客觀;是把客觀的實相，從主觀上映射出來。”他還說，“在硬心人底心里，物是物，我是我，好像鏈子斷了一個環似的;只有一個冷冰冰的世界，美和愛底根葉都憔悴盡了，一味地冷笑，還有什么詩歌文學呢?我重著聲音說：好的文學好的詩，都是把作者的自我和一切物觀界——自然和人生——同化而成的!合攏來，合攏來，才跳出一個活鮮鮮的文學。他后邊所隱藏的是整個兒的人性，不是僅有些哲學家科學家分析出來底機械知識。”應該說俞平伯在這里對文學中的客觀與主觀的關系，社會生活與寫入文學作品中的生活的關系，以及自我在文學創作中所起的作用等這樣一些文學的重要問題，把握得還是比較準確而深入的。它并不違背唯物主義的反映論，更不是機械的反映論或自然主義，而是十分重視作家“自我”或“主觀”在創作中的不可缺少的至關重要的作用。純客觀的描摹不僅在藝術上是低級的，而且在實際上是不大可能的。作品中的社會生活，既不是純主觀的，也不是純客觀的，而是主觀反映出來的客觀。好的文學作品都是社會和人生與作者自我“同化而成的”。

更為可貴的是，俞平伯指出了文學“后邊所隱著的是整個兒的人性”。我們經常說文學是人學。文學若離開了人和人性，它還有什么存在的價值呢?他認識到人和人性在文學中的重要地位，固然與五四時期呼喚人的解放和個性的解放有關，但這也表現出他對文學的認識還是相當深刻的。可惜的是，他在實際創作上，過分強調了自我的個性，而反映社會生活的廣度和深度上都不夠，因而他所反映的人性也是有限的。

俞平伯反對那種在文學創作中物是物，我是我，不能身入其中的作法，正是繼承了中國古代文論中重視情感，強調情景交融，情中有景，景中有情的優良傳統。這與他從小受到的良好的古代文學的熏陶有直接關系。

俞平伯還結合康白情的詩集贊賞文學創作中創造精神。“作詩只說自己底話，不是鸚哥兒般學嘴學舌，這話平常而且陳腐，但怕不容易真真做到罷。”“我最佩服的是他敢于用勇往的精神，一洗數千年來詩人的頭巾氣， 脂粉氣。”需要指出，他贊賞創造精神是與他強調創作個性緊密相連的，因為沒有創造，就根本談不上創作的個性。他贊賞創造也與當時的文壇狀況有關。“一個流行性的社會”、“沉寂極了的文藝界里底迷夢”，表明了他對文壇缺乏創造現狀的不滿。

本序寫作上的一個明顯的特征，就是不少地方流露出俞平伯對朋友康白情的真摯感情，而這種感情在序中是用抒情散文的筆調寫出的。“有時白情念著，我聽著;有時我念著，他也聽著。……后來我在歐洲，他還在北京;等我回國，他又去了。我們倆一年多沒見，我做詩真寂寞極了;念盡念著，寫盡寫著，總沒有誰來分我詩中底情感。……成功原分不出你和我的：他的歡喜也就是我的歡喜，一樣。”這種純然記述性、抒情性筆觸，在一般序文中是并不多見的。即使在做了文論的探討之后，俞平伯似乎是在與朋友寫信交流， “白情，你可以為然?我想你或者說， ‘是的’!”自己為對方設問，又為對方作答。只有最了解的朋友之間，才能達成這種默契。也許抒情并不難，但在序文的介紹中，在理論的闡述中， 自然而然地將感情流淌在行文中卻是一種寫作藝術。這就是人們把俞平伯的有些序、跋看作抒情散文的一個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