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7月， 龔普生同志來訪，告訴我漢夫同志的文集已經編定，即將出版，并要我寫一篇短文，作為這本文集的代序，這是義不容辭的事。但拿起筆來就感到心酸，這位為了民族解放和社會主義事業而奮斗了幾十年的戰士，遭到林彪、“四人幫”的迫害而離開人世，迄今已經14年了。他是在“九·一三事件”之后不久的1972年去世的，要是他能看到“天安門事件”，能看到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的“第二次革命”， 該多好啊!

漢夫同志是1933年白色恐怖最嚴重的時刻，從廣東調到上海擔任江蘇省委書記的，從1934年6月到1935年2月，上海地下黨連續遭到三次大破壞。他在1934年10月第二次大破壞時被捕入獄。這一段時期我們同在上海，但沒有見面的機會。漢夫同志的父親謝仁冰先生是一位開明的工商業家， 經過許多周折， 花了幾十兩黃金， 才把他“保釋”出來。可是他一到上海， 很快就找到了當時負責“社聯”工作的錢亦石同志。1935年10月，對于我們這一代人說來，是一個永遠難忘的時刻， 一方面上海地下黨慘遭破壞， 和中央失去了聯系，工農紅軍正在長征;而另一方面， 國民黨反動派和日本帝國主義締結了《何梅協定》，抗日救亡運動在全國風起云涌，30年代初在上海組織起來的左翼文化運動， 已經沖破了原來的“左翼”圈子， 反對內戰，抗日救國的口號， 已經把成千上萬的中小資產階級和上層愛國人士吸引到我們的陣營中來，我們也已經看到了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做出的組織世界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號召， 所以這一年10月下旬， 我在周揚同志家里第一次見到漢夫同志的時候，談到的第一個問題就是如何動員群眾， 擴大抗日統一戰線， 以及重新組建“文委”的問題。漢夫同志是第一次大革命失敗之后的1927年在美國入黨的，他了解國際形勢，有黨務工作的經驗，所以臨時“文委”組成之后，他就和喬木、周揚同志一起，領導文委所屬各文化社團，清除左傾教條主義， 團結群眾， 擴大文化學術界的統一戰線，做出了重大的貢獻。

從漢夫參加“文委”的1935年秋到1937年9月全面抗戰，這是一個四海翻騰、五洲震蕩的大轉折時期，從反蔣抗日到逼蔣抗日，到爭取第二次國共合作，要讓廣大的群眾了解到抗日統一戰線的必要性和緊迫性，就得做大量的政治思想工作。也正是在這個危急關頭，漢夫同志夜以繼日，筆不停揮，在《讀書生活》、《世界知識》、《自修大學》、《生活星期刊》等刊物上寫了大量的國際述評和政論。他的文章發表時用過許多筆名， “漢夫”只是他的筆名之一，所以現在編輯他的文集時就遇到了不少困難。據我所知，搜集在這本文集里的，可能還不足他實際寫的文章的三分之一。這里還可以講一件鮮為人知的逸事：我最初認識他的時候， 大家都叫他“老謝”， 在白色恐怖下的地下黨之間，很少有人叫真名真姓的， 所以直到1936年初， 我也只知道他的筆名叫漢夫。有一次， 他對我說， 廣州有一份托派辦的小刊物，有一個人寫文章也用漢夫署名，所以這個筆名不能用了。我想了一下回答他說，你在《讀書生活》上用這個筆名寫了不少文章， 已經有了許多讀者， 不如加一個姓吧， 于是我就在漢夫這個筆名前面加了一個“章”字。這樣他就姓了章， 黨內外通行，知道他姓謝的反而很少了，直到這位“章漢夫”成為新中國聞名海外的、杰出的外交家為止。

我和漢夫一起工作的時間不長，抗戰前在上海兩年，抗戰勝利后在香港兩年， 但是由于他和我曾同在“文委”工作過， 所以十年浩動中我的事株連到他，他的事也株連到我。在那時，逼供我最兇的有兩個專案組， 一是“周揚專案組”， 另一個就是“章漢夫專案組”。“追查”的重點，就是你們為什么要解散左聯， 為什么要提國防文學這個口號。回答這個問題本來是很容易的，解散左聯是根據蕭三從莫斯科的來信，提國防文學的根據是我們看到“八一宣言”， 到今天， 是非曲直應該是清楚了。可是， 值得一提的是直到1979年9月， 黨中央為漢夫同志平反昭雪的前后，居然還有人竊竊私議，說什么“八一宣言”是王明起草的， 所以“周揚一伙”執行的是一條“右傾投降主義路線”。這些都是半個世紀以前的往事了， 為了讓現在的青年人知道一點歷史的真相， 寫到這里，我想推薦大家讀一讀吳玉章同志的一篇文章： 《關于〈救國時報〉的回憶》 (見1978年出版的《社會科學雜志》第四期)。當時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有8位代表(王明、康生、吳玉章、孔原、高自立、滕代遠、饒漱石、沈之生)， 主持《救國時報》的先是李立三，后是吳玉章。“八一宣言”是由代表團共同商議，經過7天的反復討論， 寫成初稿后， 由王明譯成俄文，經季米特洛夫最后定稿的，假如這個宣言也能說是“右傾”， 那么，我們對1939年12月的瓦窯堡會議的決議， 又能做出怎樣的評價呢?

盧溝橋的炮聲打響，恩來同志就決定漢夫和潘梓年、許滌新等同志籌備出版《新華日報》，我則留在上海，協助郭沫若同志主編《救亡日報》。上海淪陷后，他轉移到武漢，我則隨《救亡日報》同仁到了廣州。這之后， 直到1942年， 我們才在重慶見面。這5年中，我在廣州、桂林、香港辦報， 只在1938年4月， 我到武漢向長江局匯報工作時和他見過一面。抗戰初期大家都很忙， 大家也都很興奮， 可是那一次他卻向我訴了苦。對這件事，我在《懶尋舊夢錄》中提到過。他當時感到最困難的是來自 “王明的刁難和挑剔”，“每天早上都提心吊膽，一個標題， 一句話他認為不妥，就會挨罵”。從這一點也可以說明，他從來就沒有順從過王明的“投降主義”路線。

太平洋戰爭爆發，香港淪陷，我回到重慶，他就要我給《新華日報》副刊寫稿，這就是后來成了專欄的“司馬牛雜感”。我在國統區和香港辦了幾年報，一方面自以為懂得了一點讀者心理，想寫一點不落套的文章，但另一方面像我這樣的沒有受過正規訓練的知識分子，也難免會犯自由主義的錯誤，所以1943年《新華日報》小整風，漢夫作為黨報總編輯，就得為我和喬冠華、陳家康等人在副刊上發表的那些有錯誤的雜文負責，好在當時主持整風的董老堅持了治病救人的原則， 所以我們幾個人作了檢討，就沒有受到處分。

1944年秋， 國際形勢發生了變化， 為了籌備組建聯合國， 漢夫作為董必武同志的助手， 到美國去參加在舊金山召開的制定聯合國憲章的大會，這樣，我就接替了他的工作，直到抗戰勝利。

1945年秋我回到上海，先是辦《建國日報》， 后來又和姚溱、方行等同志辦《消息》半周刊，但這兩份報刊很快就被國民黨反動派封禁了， 于是我只能在別的報刊上寫雜文， 打游擊。記得漢夫是1946年春回到上海的， 大家都忙， 只在馬思南路的“周公館”會晤過一次，眼看《新華日報》在上海出版沒有可能了，恩來同志就派他到香港去復刊《華商報》。同年10月， 國共談判即將破裂，恩來同志要我到新加坡去， 向海外僑胞傳達解放戰爭時期的黨的方針政策，我途經香港時， 《華商報》、《群眾》和英文《今日中國》都已出版，經濟上遇到很大困難， 所以南方分局又交給我一個任務， 要我通過陳嘉庚先生和胡愈之同志在南洋“為香港進步文化界籌款”，漢夫當時是南方分局委員，香港工委書記。我在新加坡耽了7個月，籌集了3萬多元叻幣， 于1947年回到香港，再一次和他一起工作了兩年。他給我在《群眾》上辟了一個專欄， 先是“茶亭雜話”， 后來又改為“蝸樓隨筆”，一直寫到1948年底。這些類似雜文的政論和時事述評，都是漢夫逼著我寫的，或者是他出了題目要我寫的。同年冬， 中央調漢夫回解放區，擔任外事工作， 我再一次接替了他的工作， 任香港工委書記。翌年4月底，我和潘漢年、許滌新回到北平，喬冠華接替了我的工作。

上海解放后，我們這幾個人又同在上海軍管會和華東軍政委員會工作，漢夫分管外事，但時間不長， 不久就調到北京， 當了外交部副部長，部黨組副書記，一直到“文革”為止。解放初期，有外事工作經驗的干部不多，漢夫就成了恩來同志的得力助手，他再沒有時間寫文章了，所以這本文集里搜集到的最后一篇《在歷史的轉折點》，是1949年8月發表在香港《群眾》上的。

我在上海市委和華東局工作了5年， 1955年調到北京， 在文化部也分管外事工作， 因此和漢夫又有了經常見面的機會。這一年他50歲，正值盛年，但我卻覺得他有點勞累，性格似乎也有點變了，過去在上海、重慶、香港，他不僅文章寫得生動流利，待人接物也既有風度， 又富幽默感。但當他做了外交官之后，也許是由于“外事工作授權不多”吧，他連對過去的老熟人也不再談笑風生， 隨便開玩笑了。他兢兢業業地工作， 陳家康講怪話，說漢夫是一個“典型的職業外交官”， 陳毅同志則夸他是外交部的好“當家”。1957年冬， 有人給喬冠華貼了幾張大字報，我問漢夫，“老喬出了什么問題?”他搖了搖頭， 一言不發， 我有點納悶， 有什么大不了的事要對我“保密”?這個疑團直到十年浩劫中看了“章漢夫專案組”向我提出的一大串提問之后才開始了解。原來，林江反革命集團要我“交代”的是：30年代漢夫保釋出獄時有什么條件， 國民黨給了他什么“任務”，在重慶工作時他和“美軍聯絡員”有何“勾搭”，甚至異想天開， 問他在香港為什么沒有被捕?這些造反派有一個現成的公式：凡是被捕過的人一定是叛徒， 沒有被捕的人則一定是內奸!我還記得， 有一次一個專案組提問我時說漏了嘴，居然說：1957年反右派斗爭中是誰保護了他?在外事口， 有什么人能保護他，這是誰都能想到的。項莊舞劍， 目標是什么， 一切都清楚了。

漢夫比我小5歲，他卻在14年前就被迫害去世了。他只留下了這么一本文集。今天，還有多少事要他這樣的人來做，有多少文章要他這樣的人來寫啊。我寫不下去了， 仰天長嘆， 嗚呼!

1986年10月

(《章漢夫文集》，江蘇人民出版社，1987. 12

本文錄自1987年12月3日 《人民日報》)

賞析 夏衍的這篇代序是一篇回憶性的隨筆，文章沒有向讀者直接介紹《章漢夫文集》，而是通過回憶章漢夫的生平、工作經歷，通過記敘朋友間真摯的友誼、患難與共的遭際命運，展示出章漢夫對中國文化與外交事業的杰出貢獻，以及他孜孜矻矻、忍辱負重、不計得失地為黨、為人民工作的磊落胸襟與無私情懷。序文的目的在為老朋友立傳，為文學史拾遺補缺，行文處處隱含著對章漢夫先生的感情認同與人格認同。這些刻骨銘心、深情款款的往日述說，一方面牽引讀者重新穿越那些許多人都已淡忘的戰爭歲月與文革漩渦，體會《章漢夫文集》完成與寫作之外的萬千話語，一方面又如同一條無形的閱讀線索，深化著讀者對章漢夫文集的內在精神、意蘊的深刻領悟，從而真正做到知人論文，知世憶文。

代序開頭說自己拿起筆來為章漢夫作序就感到心酸，這絕非矯情，而是出于深刻的生命體驗。比章漢夫大5歲的夏衍，在亡友離世已14年后，才有機會為其遺稿作序，這難免引發出白發人悼黑發人之痛，重獲光明的人對含冤而死者之憾。因此，面對摯友那一頁頁熟悉的文字，夏衍情從語出，以一聲悠長悠長的嘆息“該多好啊”為全文定下了悲涼慷慨的基調，引出自己的無限思緒。從章漢夫的被捕入獄，到他的父親花了幾十兩黃金將之“保釋”出來;從他對擴大抗日統一戰線所做的貢獻，再到“章漢夫”筆名的由來，序文用深沉、崇敬的情感，真切、質樸、生動的筆觸描繪出章漢夫棄富貴如敝履的斗士風采，傾全部才華于民族解放事業的文人氣度。讀者在高山仰止中， 自然地了解到章漢夫的星河之志，明月之向，進而也就能較為準確地破讀其創作主旨與創作風格。

接下來，夏衍主要記敘的是他與章漢夫近半個世紀的誠篤交往與無間友誼，以自己的親身所見、所感澄清了眾多強加于章漢夫的不實之詞。作者談及了他們彼此受株連的兩次政治事件，一是文革時的“周揚專案”與“章漢夫專案”，一是1943年“司馬牛雜感”所惹出的“自由主義錯誤”。就他們的交往與友誼而言，這些磨難是最好的試金石。他人品的正直、至誠、至善在夏衍筆下得以一覽無余。

最后，夏衍又集中筆墨寫了章漢夫的性情之變。在夏衍眼中，章漢夫本來“文章寫得生動流利，待人接物也既有風度，又富幽默感”，但在他當了外交官后，就“連過去的老熟人也不再談笑風生，隨便開玩笑了”。作者寫此不是閑筆，而是筆蘊深意。從中我們可以看到：章漢夫是一個連一己之性情都貢獻給黨的事業的赤子，為了所從事的特殊工作，他對于自己幾近清教徒般苛刻與嚴厲。但是，就是這樣一個堅執于共產主義理想的勇士，卻被某些別有用心的人污為叛徒、內奸，“項莊舞劍，意在周公”，他們想借此搞垮周總理。當一些人喪心病狂，一個時代的荒誕已至于此，章漢夫的悲劇性命運絕難避免。于是，夏衍以一聲“仰天長嘆，嗚呼!”結束全文，將自己對章漢夫思之愈切、悲之愈深的情感推至極點，其強大的情感穿透力久久地震撼著讀者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