動手編這一冊雜文集， 幾乎經過了兩個月的時間， 不是為的仔細校正，而是一拿起它，就感到心重：翻開第一篇，就是《孩子的病》，而現在孩子已經死去了! 死去有兩個月了。

一切印象都奔集到我的腦子里來。我想起他日漸消瘦的身體里，卻滋長著日漸貪戀人生的靈魂;我想起他帶著病體直到送入廣慈醫院以前，一味直著身子要在母親臂抱里玩樂的那種頑強的性格;我想起他由母親抱著到我獨居的蝸室里來的時候， 在他那尖尖的下巴上， 露出凄苦的微笑， 對我表示一種親熱的情形;我想起他病的一切經過——幾次在醫院里幾乎死了過去， 又幾次的掙扎過來的一切情形;小小的生命， 對病魔與死神的反抗， 是無比的倔強與堅韌; 自肺炎而痧子， 自痧子而又肺炎，終于潛伏著的病菌在他身上肆虐了。104度的熱，像潮汐似的一天要漲潮兩次， 于是喘息，呼喊——一種裂帛似的尖利的聲音，激蕩著全個屋子，足足延長了二小時，然后漸漸安定下去， 而我們的心也仿佛被這絞也似的聲音絞下， 給帶到半空中：慌亂，頓腳，嘆息，下淚， 不知所措， 直到他安定下來，我們又覺得恍如隔世， 自己仿佛從云端拋落地上——在這可愛的人類的地上，我們和他之間， 又連結著溫暖的親子的關系了。……

最后3個月的關系是這樣過去的， 多勞的是他的母親：一面憂慮著孩子的病，一面卻又擔心我的安全，終于讓我割斷給這凄厲的叫聲絞住我的心的那條索子，獨居去了! 而把全天地間的憂郁，苦惱， 痛楚壓碎了她自己的心，但還時時乘孩子的病稍有起色的時候，帶來給我看他那尖尖的下巴上，露出一回凄苦的微笑。——這將使我終身不能忘卻的凄苦的微笑呵!孩子，這是你給我最后的影子了!就讓這影子活在我心頭吧! 孩子!

現在是一切的物事，凡是和他有過些關涉的物事， 都成為我傷心的回憶的資料了。報紙上兒科醫院的廣告，法國公園，孩子坐的推車，破碎的大箏琴——(那是你用腳和用手彈過的， 孩子!)——醫藥上的奎寧， 葡萄糖， 曾經求診過的醫生的名字，母親口頭上為你而說的幾句口頭語， ……一切一切， 都使我絞心似的記起你的影子來：尖尖的小下巴上， 凄苦的一笑。

為了使母親不至過分傷心，我還須裝得若無其事的強頑;隱蔽著自己的痛楚，卻去解慰別人的“同病”;我不許自己掉一點眼淚， 卻益發逼著我的心直伸展到你那小小的黑棺材里——然而，我還得活潑潑地，我有我的工作。為了我既曾付予你以過大的期望，名你曰“克東”，我還須把我的生命接續在你的短小的生命的后面， 完成我付予你的期望的任務!——我從此將不為你傷心了!

我咬著牙，把這一集子編了起來了。

收在這里的文字，大半是最近一年半之間發表的。事實上也因為這一年半之間，環境要求我發表意思的機會較多，我是盡我可能的力量來應付的。文字大半在夜間匆促草成，奪去我睡眠時間的三分之一。為此我白了半頭的發，耳鳴不斷的起伏。但在終極的意義上說，這些文字都不過是“應景”之作， 留作我的生命的紀念，是可以的;說不上什么著作。

然而竟也引起若干的“痛心疾首”者， 那是我所萬萬料不到的。而“痛心疾首”者們所給予我的罪名：一方面是“壟斷文壇”， 另一方面是“死出風頭”。更有甚的， 則是我“罵人”的作風，據說是有了 “兩年以來的歷史”;“破壞統一戰線”，仿佛將來中國不幸而亡掉，這責任需要我個人獨負的。自然， 關于這些我也無話可說， 因為我已經沒有了 “理由”， 剝奪了一切人的“自由”， 于是我的說話的“自由”， 自然也被剝奪了。

我所討厭的人是有的：一種是文壇上的市儈，對于文藝的愛好如何，我可不必去管它，但他卻裝著風雅的面貌， 時時對抗戰放些冷箭。待人把這冷箭拔了出來，他卻轉過背裝作若無其事似的去了，仿佛這冷箭并不是從他手中放出來的。然而暗地里卻又預備作放冷箭的姿勢：流言，拉攏，挑撥， 中傷，什么伎倆都有一手。其次是文壇上的惡少。狂跳， 高叫，首先用帽子給別人戴上：八股大家，老頭子，共產分子，咖啡店里的革命文學家， 《魯迅風》的什么什么， 待別人稍為給他開一點小玩笑， 則又狂叫如雷：“我將提起法律訴訟!”仿佛中華民國的法律，專為這文壇的惡少而制定的。再次是文壇上的“王婆”。能念往生經，像個佛婆似的。和人論爭時， 無不引經據典。看來天下的真理會全屬她的一家，然而，善于搭七搭八的胡纏。有人論到別人的相貌的端正，他也可承認，但他還必須加上一句， “嘴角的痣，卻是敗相”。自己也并不精于計算， 卻向人問起你并不到鄉下去，怎么知道鄉下老百姓的實情。仿佛只有這樣的“論法”，可以顯出他的實在。然而，這還是表面的表現， 暗地里卻勾結“幫口”， 來擁護自己。用最前進的術語，打擊在戰場上出生入死的兵卒。把這些“死出風頭”的兵卒， 而惡謚之曰“死出風頭”。聽到這種“幾分光”的哲學， 有時是使人只有咬牙的。而最后還有超然派的自由主義者， 并沒理解到事件的真實內容， 卻來噭噭然出言于眾： 甲固是非， 而乙也不對。剩下的， 那就他自己：“姑蘇陸稿薦， 只此一家。”……

自然， 為我所嫌憎的，也為我所被人嫌憎的。這是“禮尚往來，來而不往非禮也， 往而不來非禮也”， 無可如何的。所憾者， 我在這里， 卻并未盡量的發展我的所謂“個性”，確實有許多的槍頭， 是給好意的朋友擋回，終于截進到自己心里完事了。我明白，這些可嫌憎的四類人物，是或多或少有個共同的立場， 那就是對于“行動”與“集體”的厭惡;也可說是中國士大夫的最好“德性”。有人如果愿意描寫20世紀40年代的中國知識分子，我愿意把這四類的典型人物讓與。自然，便是加了一個“壟斷文壇”的魔鬼， “死出風頭”的八股大家， “破壞統一戰線”的民族罪人如我者盡也可以;為了“藝術底地”創造“偉大的作品”， 我決不提出抗議。

人總是苦于無自知之明。我的弱點與短處， 未必為我全都知道;但不一定非把自己的弱點與短處， 盡量向人表白，便不足以顯示自己的公正。公正是寄托在事理本身之上;不從事理的本身之上來求出公正的結論， 卻歪纏到人身上去， 本來并不是很應該的。我沒有把上面的四類人物的臉譜， 畫在一個特定人物的臉上去的打算。作為一個社會的存在來看，我的嫌憎自然也可凝集到某一特定點上——實有的某人身上。然而我沒有“投稿不遂”或“搶去了我的飯碗”、“攬斷了我的出路”的私仇;一年多來的論爭，我還是為了抗戰。在我有時也抱著無賴的心境：請將不如激將。待給我激得他發跳起來的時候，總該能“用工作來表現了吧”。所以我的用語， 有時也經過不斷的涂改與酌量。在我有時還抱著沒出息的想頭：如其能以我的沒落，來換得別人的前進，那我將立刻打疊起行裝，老死到窮鄉僻壤去，不再在“于亡無利”的工作中來“死出風頭”。然而，我這些愿望都落了空，冷箭依然襲來， 他們卻仍舊站在原地不動。這確實可見我是“可以休矣”了。

然而莊子有言：“心固有可如死灰乎。”我總覺得一個人真要“心如死灰”， 是不大可能的;至少不能立刻“如死灰”，總得一段一段的死下去， 死到相當的程度， 自然是“如死灰” 了。因之， 我常常會記起別人對我的一些“批評”和“辱罵”。例如有人說我“倚老賣老”，“寫序世家”，我就偏裝作老態， 為別人多寫幾篇序。在這集子的第一輯里，我就特地搜集幾篇序放上。仿佛我真的一天之間，老了半百。又有人說我的文章，有如“天書”，《魯迅風》將因我的文章，會沒有人要買，我也就特地搜求了4年前一篇《出賣傷風》，增加了第三輯的“天書”的篇幅。索性把這一集子， 也可叫別人少買一份。這脾氣，也許又有人說是“魯迅風”的， 那么我就索性承認： “中了魯迅的毒。”然而談何容易：王守仁愛吃砒霜，至今他那馀姚故居的祀廟里， 還塑著個藍臉的像，王守仁是格竹不成， 于是吃砒霜來增長他的思索，于是建立起他的唯心哲學了， 至今島國之民受其賜。我于魯迅， 可謂一無理解，我正愁中毒之不深耳。但《說胡髭》， 《論照相》，魯迅給予我的感動是深刻的，我的愛好就不免有點偏，偏到牛角尖去了，于是成為“天書”， 自是“罪有應得”。把《魯迅風》上所發表的文章， 收為一輯，名之曰“邊風錄”者，也就是在《魯迅風》的一群中，我只吃到一點“邊風”而已。而這邊風還不一定是魯迅先生直接吹過來的，是《魯迅風》的一群中激蕩出來的一種“風”的“邊風”。

其次， 第四輯里的文字， 大部分是發表在我編的《公論叢書》里。沒有后臺老板，錢少， 文章往往不易拉攏， 無已， 只有自己“湊數”，也就湊出這些東西來了。但因為篇幅太少，仿佛不成樣子。中國人是愛講中庸，也愛講勻整的。我也難免例外，就搜集其他方面發表的文章湊上， 夠個數兒。我生平最不愿在文章上也受束縛的， 然而， 據說理論文章，應當有條有理， 于是我也有條有理起來了。“捉住馬頭飲水”，捉住者看馬的一臉的愁苦，也許是快樂的， 但自己的頭被捉在別人的手里的馬的心境，大概沒有人會想像得出來;雖然那馬也知道：要跑路， 總得喝水， 且于身體有益， 捉住者用意何嘗不好，然而馬總無法擺脫它的不羈之心：它愛好馳騁， 它愛好自由，它又愛野，這真難乎其為馬了。一年多的我的文字生涯，大都在如此情形下產生;尤其是這一“公論之側”的“湊數”文字， 更使我宛然記起落筆的當初的這一情景：淺薄的理智卻要羈住我倔強的感情。悲哉!

第二輯“支抄”寫出以后，確實是想繼續寫下去的。但因為5月帶來了上海暴風雨的幻影， 工部局當局，派出大批巡警，挨家挨戶的搜索“抗日分子”。據說我是應該躲起來了。其實我還不曾營生壙，躲到人世之外是不可能的。而且還有些告密的寶貝，把我一連串的筆名，全都展覽了出來。仿佛代敵人漢奸布下了防我脫逸的網，我真的非躲一躲不可了。于是就“躲”， 索性把文章也躲到肚里去了。“支抄”就此絕筆。但支店既然開出，貨色還須配備。這就把散在各雜志上的舊文章， 來充當這支店的新貨色。有人要說這是賣野人頭， 那也無不可以。不幸最后一篇《形式邏輯與“紳士辯證法”》又得罪了人。這是非常抱歉的。“一言既出，駟馬難追”，我也不把這業已得罪了人的話刪去， 改換我自己的“臉譜”。

我既然是“寫序世家”， 那么對于寫自己集子的后記， 自然是“世家之世家”——“斫斬老手” 了。我也不必遮羞。不過胡縐先生有一句話， 是使我沒世不忘的。在我為程造之先生寫《地下》的序里， 曾把我因為孩子的病，沒有很快讀完這小說的事和仄歉的心境寫上，而且說， “……我卻帶著這一冊作品出走。人固有愛自己的孩子的權利，但人更有敬愛別人的心血的義務”。而胡縐先生竟罵我連在為別人寫的序上，都把老婆兒子寫上了云云。這真是一瓢極凜冽的冷水——對于我。不知愛自己的“心血”的， 怕也未必真會愛別人的“業跡”。對這些無賴的筆墨， 我將可憐他們呢， 還是仍舊報之以憎恨?憎恨吧， 反正是已經憎恨過了!我也不管!

自從孩子死后，我益覺得別人的孩子的可愛了。我常常留意街道上里弄間相遇的每一個孩子的面影，有沒有那尖尖的下巴， 露著凄苦的微笑。我接近他們，有時去擁抱他們，但總遭拒絕和白眼， 不忍那孩子的父母發生無謂的猜疑和憂慮，我又遠遠的離開了。人世是這么隔膜的!但我明白這癥結的所在。我想：在作為“人類的孩子”而被撫育的社會里，我將會看到些活潑， 親和，接受一切人的善意的愛撫的孩子吧。到這時候，我也許會抹掉我的孩子給我的陰影：悲涼的凄苦的微笑;而我這一集子的文字，也大可以燒去了。生命有了大的寄托， 我又何求于“自己的紀念”!

1939年11月2日上午，巴人記

(《生活·思索與學習》， 上海高山書店1940年出版)

賞析 《生活·思索與學習》是巴人寫的一本雜文集。本書共分四輯，收入的文字，大多是距成書近一年半之間發表的。從這篇后記里，我們可以看到此書的編寫過程，以及領略巴人的雜文風格。

這本書可以說是作者在內憂外困的境況下編輯出版的。愛子的夭亡，外界的攻訐，都給巴人以沉重的打擊。本篇序中， 巴人以很大篇幅寫愛子病中痛狀和自己為此受到的精神熬煎。讀這段文字，我們品味到的是浸透紙背的苦澀與痛楚，字字含情，滿篇皆血!可憐的孩子，滿懷對生的貪戀，卻在病魔的慘酷折磨下漸漸走到生命的終點。而作為父親的巴人，卻在兒子尖利的哭喊與痛苦的掙扎中無能為力，束手而待，這種噬心的苦痛決非語言文字所能表達的。即便如此，巴人并沒有放下手中的筆，滿懷著對愛子的掛念與祈盼，繼續編輯這本雜文集。但他的文章，卻召來所謂的“正人君子”的攻訐，種種罵名如潮水般向他涌來，或栽臟陷害，或尋釁報復，或出于意氣，一時間把他推到崖邊。于是他不得不戰斗，同種種對手及敵手作斗爭。因而，在他沉郁悲痛的文風中閃爍著銳利的光芒，于愛的寬懷中不乏對敵的無情嘲諷與戲謔。

縱觀巴人雜文，其筆鋒辛辣、犀利、極富戰斗力，頗有魯迅遺風。這種文風，不但是時代使然，更是作者學識豐厚、洞察秋毫的敏銳的表現。他的文章，行文邏輯嚴密，攻守自如，語言簡潔，富有感情，且善于刻畫形象，這一點與魯迅極為相似。如在本篇后記中，他批判文壇上的不良傾向，歸納為四種類型，即“文壇上的市儈”、“文壇上的惡少”、“文壇上的‘王婆’”和“超然派的自由主義者”，一針見血地點出他們的性格特征。這樣，批判的對象活生生地凸現在我們眼前，有血有肉，具體可感，因而筆墨就越發具有殺傷力。而且，他沒有忘記幽默與反諷，也從不把自己看作局外人遠遠地推開，而是融自我于風趣的笑罵中，取得一種可親可信且淋漓盡致的效果。

雜文是時代的產物，從這篇后記中我們就能看到時代印跡。當時雖是國共兩黨合作的抗戰期間，但統一戰線內的明槍暗箭、造謠生事卻引起很大的矛盾。巴人立場堅定，從全局出發，對各種不良現象做出有力回擊，表現出一個有良知的知識分子的責任感，從側面維護了抗戰的統一局面。雜文是時代的鏡子，更是作家人格的寫照，它折射著一位強忍失去愛子之痛卻為正義呼喊奔走的戰士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