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偉大的祖國歷史悠久，幅員遼闊，歷史資料浩如煙海。遠在兩千多年前，就出現了杰出的地理著作《禹貢》、《山海經》;以此為基礎，很早就產生了一種重視歷史地理的學術傳統。班固所撰《漢書·地理志》不僅記敘了西漢時代的地理， 同時又是一部用西漢地理注釋前代地名的歷史地理著作。酈道元的《水經注》，也用了大量的篇幅存古跡，述往事。唐宋以來傳世的著名的輿地書，祖述班、酈，幾乎無一不是由當世追溯到往古。可以說， 中國古代所謂輿地之學，審其內容， 幾乎都與歷史地理密切相關。

重視歷史地理， 當然會導致歷史地圖制作的興起和昌盛。中國古代制圖史上的權威、公元3世紀西晉裴秀用“制圖六體”制成的《禹貢地域圖》，公元8世紀唐中葉賈耽用古墨今朱法繪成的《海內華夷圖》， 都是在世界地圖學史上有重要地位的歷史地圖。此二圖久已亡佚(見存西安碑林偽齊時上石的《華夷圖》和《禹跡圖》是賈氏圖的縮本)， 而將近900年前北宋元符中稅安禮所繪《歷代地理指掌圖》，“始自帝嚳”，迄于北宋， “著其因革， 刊其異同”，共有圖44幅， 至今猶有翻刻本傳世。稅氏以后直到清末，傳世的木刻本歷史地圖集不下10余種。

清代集輿地之學大成的楊守敬， 在其門人協助下， 于本世紀初，編繪刊行《歷代輿地圖》線裝本34冊， 始于春秋， 止于明代， 古今對照，朱墨套印， 見于《左傳》、《戰國策》和各史《地理志》的地名，基本上都上了圖，這是歷史地圖繪制史上的里程碑，較前此諸圖更為詳細。楊氏之后民國年代所出版的幾種用新法繪制新式裝幀的歷史地圖， 內容較楊圖遠為簡略。

任何一個時代的歷史地圖都反映了當時人們的歷史地理知識和繪制技術所能達到的水平。隨著近代科學技術在我國的傳播和發展， 人們迫切希望出現一部用現代制圖技術繪制的詳細而精確的中國歷史地圖集。然而為什么直到解放以前， 始終沒有出過一部這樣的圖集呢?這主要是由于：一、詳細而精確的今地圖是制作詳細而精確的歷史地圖的先決條件， 而解放前的中國不論在技術上還是在財力上都無法提供這種保證;二、歷代疆界、政區、城邑、水系等各項地理要素的變遷極為復雜頻繁， 而文獻記載或不夠明確，或互有出入，要一一考訂清楚， 并在圖上正確定位、定點、定線、工作量繁巨， 需要大批學者、專家的通力合作，這在解放前的中國自然是很難做到的。本世紀30年代顧頡剛先生倡導成立的禹貢學會， 曾經把繪制這種圖集作為學會的重點工作之一。可是限于經費和人力， 經過3年多的時間，連用作底圖的今地圖還沒有畫全，就因日本侵略者的入侵而中斷， 編繪歷史地圖的計劃，終成泡影。實踐證明，這一良好的愿望只有在解放后的新中國才能實現。

1954年冬， 以范文瀾、吳晗為首， 組成了 “重編改繪楊守敬《歷代輿地圖》委員會”， 簡稱“楊圖委員會”。1955年初，開始在北京展開編繪工作。當時設想只是把楊守敬的圖予以現代化， 即把楊圖顯著訛脫之處改正增補;把以《大清一統輿圖》為底圖的楊圖的歷史內容移繪到今地圖上;把木板印刷的線裝本34冊改制成幾冊現代式的地圖。“楊圖委員會”設在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編繪工作由復旦大學譚其驤負責，制圖工作則由地圖出版社負責。

工作開始后，就發現原設想是行不通的， “重編改繪”楊圖不能適應時代的要求。在歷次楊圖委員會會議上， 對原計劃多次進行修改， 主要是這么幾項：

一、楊圖只畫中原王朝的直轄地區， 甚至連中原王朝都沒有畫全， 而我們偉大的祖國是幾十個民族共同締造的，各少數民族在各個歷史時期不論是隸屬于中原王朝還是自立政權， 都是中國的一部分。我們所畫的地域范圍應該包括各邊區民族的分布地及其所建立的政權版圖。

二、楊守敬是清朝人， 他所謂的“歷代”不包括清代，現在清朝已成歷史， 對這樣一個重要的朝代的疆域當然不能不補繪。

三、楊圖以刊行于1863年的《大清一統輿圖》為底圖，這個底圖與根據現代測繪技術所制成的今圖差別很大， 想直接把楊圖“移繪”到今圖上是根本不可能的，必須根據歷史資料重新考慮定點。

四、楊圖內容的脫漏訛誤處比我們開始時估計的要多得多，必須一一查檢原始資料，仔細考核， 并吸收近人研究成果和考古發現，在以最新測繪資料制成的今地圖上定點定線。

五、各史《地理志》對斷限一般都不夠重視， 往往混一朝前后不同年代的建制于一篇。楊圖自漢以后各冊全部徑按《地理志》 (或《補志》)編繪成圖，一冊之內，所收的往往不是同一年代的建制，相去或數十年， 或百余年。為了提高圖幅的科學性， 不應受正史《地理志》的束縛，各時期盡可能按同一年代的政權疆界和政區建制畫出，至少在同一政權的直轄區域內不容許出現不同年代的建制。

六、楊圖把一代疆域用同一比例尺畫成一大幅圖， 然后分割成數十方塊， 以一塊為一幅，按自北而南、自東而西次序編排裝訂成冊，一個政區往往分見于前后幾幅圖上， 查閱極為不便。應改為按各歷史時期的大行政區(或監察區或地理區域)分幅，各幅按其內容的不同密度采用不同的比例尺。

隨著原計劃的逐步修改，工作量當然也就相應地成倍增加。特別是邊疆民族地區，為各史《地理志》記載所不及，全憑從諸史有關紀傳和有關群籍中搜集地名，考訂方位， 編繪的難度更有過于中原地區。同時由于我們缺乏經驗， 工作中的崎嶇曲折遠遠超出事前的預想，光是底圖，就改換了4次之多。每一圖組開編時定的編例，在編繪過程中一般都得作出若干改變。這樣在探索前進中不得不用去相當多的時間和精力。

隨著工作量的增加， 編繪、制圖隊伍也相應地逐漸擴大。1957年編繪工作移到上海， 在復旦大學內組成了一個5人小組，兩三年內陸續增加到20多人，從而在1959年成立了歷史地理研究室。此后又陸續邀請了中央民族學院傅樂煥等、南京大學韓儒林等、科學院民族研究所馮家昇等、近代史研究所王忠等、云南大學方國瑜等參加各邊區圖的編繪工作，歷史研究所、考古研究所等單位參加原始社會遺址圖和其他圖的編繪。編繪人員最多時達七八十人， 長期參加者也不下二三十人。制圖工作在50年代末曾改由武漢測繪學院承擔，60年代初又移交國家測繪總局測繪科學研究所負責。主辦單位仍沿用楊圖委員會名稱不改， 范文瀾改任顧問，具體領導工作主要由吳晗、尹達擔任。

最后一次楊圖委員會會議召開于1965年夏， 根據當時估計， 全部編稿大致可在1967年完成。會后不久， 文化大革命開始，各單位的編繪工作全部被迫停頓， 測繪科學研究所撤銷。3年之后才得復工，但在文化大革命極左思潮破壞之下， 編者能夠勉強堅持這一集體事業，所受到的嚴重的阻礙和干擾， 是可以想像到的，這里就不一一縷述。終于在1973年完成編稿， 交付地圖出版社制印。自1974年起， 用中華地圖學社名義，分8冊陸續出版內部試行本。

內部本發行后，在受到國內有關學術界熱烈歡迎的同時，讀者和編者也發現了它還存在著不少缺點和錯誤，有些是必須予以改正或增補的。1980年，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慮到這一情況， 及時做出決定，由編者對內部本進行必要的修訂補正， 爭取早日公開出版。

現在這套公開發行本，就是在中國社會科學院主持之下， 由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所和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南京大學歷史系、中央民族學院的有關同志， 以內部本為基礎， 自1981年起用了一年多時間修改增補定稿， 由地圖出版社就原版修補制成的。

為了盡快公開出版，我們不可能多做增改，公開本不同于內部本之處主要是：

一、內部本每一個歷史時期不管歷史長短，都只有顯示某一年代疆域政區的一幅全圖，看不到這個時期的前后變化。公開本對前后變化較大的若干時期都酌量加畫幾幅全圖， 南北朝增至4幅，唐增至3幅， 宋金、元、明都增至2幅。

二、在唐圖組內增補了一幅8世紀中葉的突厥圖;將原來的741年吐蕃圖改按吐蕃極盛時期的820年畫出。

三、在內部本有些全圖上，各邊疆地區所畫疆域或政區往往不是同一年代的情況，公開本一律改為按同一年代畫出。

四、增改了經近年來的考古發現和研究成果證明內部本中的脫誤之處。

五、內部本在著色、注記和邊界線畫法等方面處理得不夠妥善之處， 公開本酌情改正了一部分。

此外各圖幅或多或少增改了一些點、線;增補了幾幅插圖。但文革中被無理刪除的唐大中時期圖組、首都城市圖和一些首都近郊插圖，被簡化為只畫州郡不畫縣治的東晉十六國、南朝宋梁陳、北朝東西魏北齊周、五代十國等圖， 以及各圖幅中被刪除的民族注記和一些縣級以下地名，若要一一恢復，制圖工作量太大， 只得暫不改動。內部本有些圖例定得不很妥當，有些點線定位稍有偏差，也就不再改動。

雖然如此， 公開本仍然存在著不足之處， 主要有下列兩點：

一、歷史上每一個政權的疆域都時有伸縮，政區分劃時有變革，治所時有遷移，地名時有改易;各圖組的每一幅圖都按照這個時期中的某一年代畫，這樣做科學性固然比較強，但凡是這個時期出現過的與這一年代不同的疆界和州縣名稱、治所，除一小部分用不同符號注記或括注表示外，大部分在這套圖上是查不到的，讀者如要在圖上查找這些地名， 那就不免失望。

二、古代城址有遺址保存到近現代， 曾經考古、歷史、地理學者調查考察過而寫有報告公開發表或見于有關著作，我們得據以在今地圖上正確定位的， 只是極少數。極大多數城邑只能根據文獻上“在某州縣某方向若干里”一類記載定位， 因為既沒有現成的調查考察報告， 又不可能付出大量時間去做這種工作， 因此， 圖中的點線和歷史上的實際位置有誤差的，肯定不在少數。特別是古代的水道徑流、湖泊形狀等， 更難做到正確復原。

要消除這兩項缺點，不是在短時期內所辦得到的。這將伴隨著我國歷史學、考古學、地理學、民族學等學科的發展而逐步得到改正補充。

當然， 除了上述這兩項缺點外， 其他錯誤和不妥之處還很不少。在內部本發行后， 已有不少讀者提出了各種寶貴意見，有的在這次修改中已采用，有的礙于體例或其他原因，未能照辦。對這些同志我們表示衷心的感謝!現在圖集公開出版，希望有更多的讀者進一步予以批評指正。

盡管還存在著缺點和錯誤，這套圖集畢竟是中國歷史地圖史上的空前巨著。全圖集8冊，20個圖組， 共有圖304幅(不另占篇幅的插圖不計在內)，549頁;每一幅圖上所畫出的城邑山川， 或數百，或上千，全圖集所收地名約計7萬左右。從開始編繪到今天公開出版，歷時將近30年之久。先后參與編繪制圖工作的單位有十幾個，人員逾百。有不少人都停止了自己原來的研究計劃， 夜以繼日地投入這項工作達10余年之久。共同的目標只有一個：就是要把我國自從石器時代以來祖先們生息活動的地區的變化，在目前力所能及的條件下，努力反映出來，使讀者能夠通過平面地圖的形式看到一個統一的多民族的偉大國家的締造和發展的進程， 看到在這片河山壯麗的廣闊土地上，我國各民族的祖先如何在不同的人類共同體內結鄰錯居，盡管在政治隸屬上曾經有分有合，走過艱難曲折的路途，但是卻互相吸引， 日益接近，逐步融合，最后終于凝聚在一個疆界確定、領土完整的國家實體之內，從而激發熱愛祖國、熱愛祖國各族人民的感情， 為崇高的人類進步事業而工作。整個編制的成功確實體現了科學研究工作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組織協作的優越性，體現了全體工作人員的高度覺悟和熱忱。所有曾經參加圖集繪制工作人員的名單見第8冊。

已故毛澤東主席和周恩來總理都很關懷圖集的繪制工作， 非常遺憾的是， 他們沒有能看到圖集的出版。

吳晗同志是編制圖集熱忱的倡導者和杰出的領導者， 不幸在十年動亂中被迫害致死， 這是我們深感悲痛的。

曾為圖集的編制貢獻過力量的白敏、馮家昇，傅樂煥、胡德煌、施一揆等同志都已先后去世，在此圖集出版之際， 謹表悼念!

1982年1月

(《中國古代歷史地圖集》，地圖出版社， 1982年北京版。)

賞析 譚其驤先生的這篇前言主要介紹了《中國古代歷史地圖集》編纂的緣起與過程，同時簡要說明了這部圖集的體例、特點以及尚且存在的問題，最后對這部圖集在中國歷史地圖史上的卓越地位及其在愛國主義教育方面的重大意義給予了充分的肯定。

這篇前言不以辭采取勝，通篇都是客觀的描述性文字。即便中間有一些述及學術景觀與歷史曲折的地方，也未能表現出汪洋恣肆的氣魄和盤曲錯折的意趣。在句式上，它以散句為主，沒有借助于音樂的美感來調劑枯燥的學術氣。在總的篇章布局上似乎也是按部就班、平鋪直敘， 沒有奇峰突起的匠心。它無非按照一般的時間順序由古及今、由遠及近、自始至終而已;也無非就是按照程式化的邏輯由原因到過程、由過程到結果、由結果到意義而已。如果從形式美的角度來衡量，這篇前言大概會被視成是質木無文、平板機械的。

也許人們會以為大學者的文章只能這樣;學問做得久了，人就專注了，文章自然也木訥了。實際上，如果仔細推敲一下譚先生這篇前言的里里外外，就會透過他那貌似木石的文章看到一顆充滿真情至性的心靈。他愛學問，愛領袖，愛戰友，愛祖國，愛社會主義，惟獨不愛的是炫耀自己。

卷軼浩繁的歷史地圖文獻、古今圖樣的天差地別、歷史上行政區劃的錯雜更迭、天南地北的艱苦勘測過程以及點線必究的校改工作，這一切都使得《中國古代歷史地圖集》的編修工作直可同修筑萬里長城的困難相提并論，因為它并不是可以從物質、自然和體力的角度來想像和衡量的。沒有一種獻身學術的精神，誰也不會做出這種自討苦吃的選擇的。譚先生對歷史地理研究的鐘愛簡直到了癡狂的地步了。

作為《中國古代歷史地圖集》的主要編修人員，譚先生竟未在前言中提及自己的半點工作成績。他只是深切懷念著毛主席、周總理對他們的工作的支持與關心，只是痛悼著他們那為奸佞所構害的老領導吳晗同志，只是懷戀著那些一起并肩戰斗的好同事、好伙伴。在譚先生的心中，個人是微不足道的，只有集體的懷抱、黨的懷抱才是最溫暖的。愛領袖，愛黨，愛同志，這才是譚先生的為人。

譚先生不是書蟲，也不簡單是個工作狂。他之所以能投身于《中國古代歷史圖集》的編修工作中去，不僅是因為他愛學問，而且還因為他愛祖國、愛社會主義。在文章的開端，譚先生提到祖國的悠久的歷史、源遠流長的歷史地理學術傳統，在那平實沖淡的文字背后，綿綿不絕的民族豪氣如長江大河涌瀉而出。在談到解放前歷史地理研究的匱乏和研究條件的艱難與惡劣時，他那強烈的民族憂患意識也同時在刺痛著我們的心靈。而當他講到解放后研究條件的改善、編輯工作的逐步展開時，我們又分明可以看出他對新中國充滿著憧憬與希望，對社會主義充滿無限的感激之情。當他憶及“文革”期間圖集編修工作遭到的挫折時，他的心在為編修工作的不幸而流血，更為社會主義發展中的倒退而流血。最后，當他對圖集進行評價時，他徑直把圖集引向了愛國主義這個目標。他對于祖國、對于社會主義的愛是強烈而鮮明的。

豪華落盡見真淳。譚先生不是做不了漂亮文章，而是無心去做。一個真正生活著的人，一個真正懂得為什么而活著的人，一個不再僅僅為個人而活的人，只會用自己的生命書寫動人的詩篇，辭采章句是不足為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