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史，非獨紀歷代之事，蓋欲昭往昔之盛衰，鑒君臣之善惡，載政事之得失，觀人才之吉兇，知邦家之休戚^①， 以至寒暑災祥，褒貶予奪， 無一而不筆之者， 有義存焉。

吾夫子因獲麟而作《春秋》^②。《春秋》，魯史也。孔子修之，至一字予者褒之，否者貶之。然一字之中， 以見當時君臣父子之道，垂鑒后世，俾識某之善、某之惡，欲其勸懲警懼，不致有前車之覆。此孔子立萬萬世， 至公至正之大法， 合天理、正彝倫^③， 而亂臣賊子懼。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④!”亦不得已也。孟子見梁惠王， 言仁義而不言利^⑤;告時君必稱堯、舜、禹、湯^⑥，答時臣必及尹、傅、周、召^⑦。至朱子《綱目》^⑧，亦由是也， 豈徒紀歷代之事而已乎?然史之文，理微義奧， 不如此， 烏可以昭后世?《語》云： “質勝文則野， 文勝質則史^⑨。”此則史家秉筆之法， 其于眾人觀之，亦嘗病焉。故往往舍而不之顧者， 由其不通乎眾人，而歷代之事愈久愈失其傳。前代嘗以野史作為評話，令瞽者演說， 其間言辭鄙謬， 又失之于野，士君子多厭之。若東原羅貫中以平陽陳壽《傳》^⑩，考諸國史， 自漢靈帝中平元年^⑾，終于晉太康元年^⑿之事， 留心損益， 目之曰《三國志通俗演義》。文不甚深， 言不甚俗，事紀其實，亦庶幾乎史。蓋欲讀誦者，人人得而知之，若《詩》所謂里巷歌謠之義也^⒀。書成， 士君子之好事者， 爭相謄錄， 以便觀覽，則三國之盛衰治亂，人物之出處臧否^⒁，一開卷，千百載之事，豁然于心胸矣。其間亦未免一二過與不及，俯而就之， 欲觀者有所進益焉。

予謂“誦其詩，讀其書， 不識其人可乎⁽¹⁵⁾?”讀書例曰：若讀到古人忠處，便思自己忠與不忠;孝處，便思自己孝與不孝。至于善惡可否， 皆當如此，方是有益。若只讀過，而不身體力行， 又未為讀書也。

予償讀《三國志》求其所以，殆以陳蕃、竇武⁽¹⁶⁾立朝未久， 而不得行其志，卒為奸宄⁽¹⁷⁾謀之，權柄日竊，漸浸熾盛， 君子去之， 小人附之，奸人乘之。當時國家紀綱法度壞亂極矣。噫，可不痛惜乎!矧何進識見不遠⁽¹⁸⁾，致董卓乘釁而入⁽¹⁹⁾，權移人主，流毒中外， 自取滅亡，理所當然。曹瞞⁽²⁰⁾雖有遠圖， 而志不在社稷，假忠欺世，卒為身謀， 雖得之，必失之， 萬古奸賊，僅能逃其不殺而已， 固不足論。孫權父子虎視江東， 固有取天下之志，而所用得人，又非老瞞可議。惟昭烈⁽²¹⁾，漢室之胄，結義桃園，三顧草廬， 君臣契合，輔成大業，亦理所當然。其最尚者，孔明之忠， 昭如日星，古今仰之;而關、張之義，尤宜尚也。其他得失，彰彰可考，遺芳遺臭，在人賢與不賢。君子小人， 義與利之間而已。觀演義之君子， 宜致思焉。

弘治甲寅⁽²²⁾仲春幾望庸愚子拜書。

(《三國志通俗演義》， 人民文學出版社1975年版)

注釋 ①休戚——樂與憂，福與禍。②“吾夫子”句——夫子，指孔丘。《春秋·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杜預注： “麟者仁獸，圣王之嘉瑞也。時無明王出而遇獲。仲尼傷周道之不興，感嘉瑞之無應，故因魯春秋而修中興之教，絕筆于‘獲麟’之一句。所感而作，固所以為終也。” ③彝倫——人與人相處的道德準則。《書·洪范》：“我不知其彝倫攸敘。”蔡沈傳：“彝，常;倫，理也。” ④“知我者”二句——語見《孟子·滕文公下》：“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 ‘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⑤“孟子見梁惠王”二句——見《孟子·梁惠王上》：“孟子見梁惠王，王曰： ‘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⑥堯、舜、禹、湯——即唐堯、虞舜、夏禹、成湯，都是儒家心目中的賢明君王。⑦尹、博、周、召——商初的大臣伊尹，商王武丁的大臣傅說、西周初的政治家周公、助武王滅商并在成王時任太保的召公，都是儒家心目中的賢臣。⑧朱子《綱目》——南宋朱熹撰《通鑒綱目》。朱熹與其門人趙師淵等據司馬光《資治通鑒》、《通鑒舉要歷》和胡安國《通鑒舉要補遺》等加以簡化，編為“綱”和“目”， “綱”為提要，模仿《春秋》; “目”以敘事，模仿《左傳》。這種以綱目為體的史書體裁，在歷史編纂學上具有一定的價值。⑨“《語》云”句——《語》指《論語》，引文見《論語·雍也》：“子曰： ‘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后君子。’” ⑩“若東原”句——東原，即今山東東平縣。但據賈仲名《錄鬼簿續編》載： “羅貫中，太原人。”1993年在太原發現的《羅氏家譜》載有羅貫中的名字。平陽，今山西臨汾縣。陳壽傳指其所撰《三國志》。(11)漢靈帝中平元年——即公元184年。漢靈帝，即劉宏，公元168—189年在位。中平，漢靈帝曾用年號。(12)晉太康元年——即公元280年。太康，晉武帝司馬炎年號。(13)“若《詩》”句——《詩》即《詩經》。朱熹《詩集傳序》： “凡《詩》之所謂風者， 多出于里巷歌謠之作。”里巷，猶民間。⒁臧否(zang pi)——褒貶，好壞。⒂“誦其詩”三句——語見《孟子·萬章下》：“以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 ⒃陳蕃、竇武——東漢大臣。靈帝時，二人同謀誅宦官，事敗身亡。⒄奸宄(gui)——亦作“奸軌”，壞人，犯法作亂的人。⒅“矧何進”句——矧(shen)，況。何進，靈帝時其妹為皇后，封慎侯。何太后臨朝封為太傅，后以謀誅宦官，反為所害。⒆“致董卓”句——董卓，本為涼州豪強，靈帝時任并州牧。曾率兵入洛陽，廢少帝，立憲帝，專斷朝政，后為王允、呂布所殺。乘釁(xin)，乘機會、鉆空子。⒇曹瞞——曹操，小字阿瞞。(21)昭烈——劉備，死后謚昭烈。(22)弘治甲寅——即弘治七年，公元1494年。弘治， 明孝宗朱祐樘年號。

賞析 蔣大器的《〈三國志通俗演義〉序》是最早的一篇評論《三國演義》的文章，也是第一篇通俗長篇小說的專論。與一般的序文不同，它不局限于一部《三國演義》本身而就事論事地加以評價，而是高屋建瓴，從討論歷史小說的特點、意義入手來批評《三國演義》。因此，就使這篇序文具有了較強的理論色彩和普遍意義。

文章是從闡述寫史的重大意義著手的。蔣大器指出，編寫史書，絕不只是純客觀地記錄一些歷史事實，它可以總結歷史經驗教訓，使后人能夠從其中有所借鑒、取舍;它還可以因作者寄予強烈的愛憎而具有深刻的思想教育意義。所以，孔子才修《春秋》，朱子才撰《綱目》。這樣說來，史書的價值是很大的。可是，史書“理微義奧”的特點，勢必使得它遠離一般民眾，這就造成了一般讀者對其“舍而不顧”，以至于“歷代之事愈久愈失其傳”的后果。這樣看來，一種能夠接近一般讀者的歷史通俗讀物就顯得十分必要。

然而，通俗并不意味著鄙俗、俚俗、低俗。蔣大器在批評一般的史書過于艱深的同時，也指出了前代一些歷史評話的缺點： “其言辭鄙謬，又失之于野，士君子多厭之。”在對上述二者都進行了評論之后，蔣大器亮出了自己的觀點：“若東原羅貫中以平陽陳壽《傳》，考諸國史， 自漢靈帝中平元年，終于晉太康元年之事，留心損益， 目之曰《三國志通俗演義》。文不甚深，言不甚俗，事紀其實，亦庶幾乎史。蓋欲讀誦者，人人得而知之，若《詩》所謂里巷歌謠之義也。”這既是對《三國志通俗演義》的評價，也是歷史小說的創作原則。這里實際上包括了三點：第一，作為歷史小說，它在內容上是既不同于歷史著作，也不同于一般的文藝作品。與一般文藝作品相比，它有自己的特殊屬性，即要“考諸國史”，“事紀其實”，主要人物及事件不能夠隨心所欲地增刪、更改，違背歷史的基本面目。要尊重歷史，力求再現歷史人物與歷史事件的“原生態”——“亦庶幾乎史”。與歷史記載相比，它又不必事事都寫，可以對史實有所損益，在有歷史的可能性與合理性的情況下，允許夸飾虛構。第二，歷史小說應當具有雅俗共賞的特點。它既要區別于歷史的“理微義奧”， “不通乎眾人”，也區別于評話的“文辭鄙謬”。只有這樣，它才可以既避免史書的令人“往往舍而不之顧”，也避免了評話的令“士君子多厭之”。《三國志通俗演義》就是成功的范例，它“文不甚深，言不甚俗”，所以才贏得人們的“爭相謄錄”。第三，歷史小說應當具有史書那樣“勸懲警懼”， “垂鑒后世”的作用。《三國演義》就具有這種功能：“三國之盛衰治亂， 人物之出處臧否，一開卷，千百載之事，豁然于心胸矣。”

蔣大器在序文中還特別對讀者提出了閱讀文學作品特別是歷史小說的應有態度。他指出，作為讀者，還必須聯系書中的事例，對照自己， 自覺地進行道德反思，主動地進行自我教育。只有這樣，讀書才會有所收益，否則“又未為讀書也”。為此，他具體揭示了《三國志通俗演義》所蘊含的道德教育意義，提醒人們認真思考，身體力行。

能夠對歷史小說諸特點作出如此精到的批評，這反映了蔣大器有很高的鑒賞能力。考慮到大多數讀者的水平而力倡通俗，這說明他有務實的精神和為民眾著想的立場。將一向為士大夫所鄙棄的小說的作用與子史相比附尤其證明蔣大器的膽識與魄力。正是這些，確立了蔣大器作為中國歷史小說理論奠基人的位置，同時也確立了這篇序文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上的里程碑式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