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并不要自抬身價的故意謙遜說，這本短篇小說集， 都是前若干年未成熟的作品， 自己現在好像很進步了，本不愿再拿這些幼稚東西來污讀者之目， 來糟踏讀者寶貴時間，而是托不過朋友的勸導(這里自然要借朋友的口氣說出一篇大道理來的)， 因才“禍棗災梨”，藉以請教于高明云爾。不，我并不要這樣說!我要說的是當我每回提筆寫作這些東西時， 并不曾茍且， 而確乎用過力來。用了力而寫作得不好，而只能寫成這些樣的東西，那是我的天分，我藝術的修養，止于此境，再謙遜也無濟于事，也未見得便能增加讀者的好感。

我還要說， 自從1912年以來，我所寫作的短篇小說以及短篇而不大像小說的，本不止此集中所收的10篇。此10篇也絕不是“拔其尤”，而其余的更為不堪。在我想來， 其余的若干篇中， 或許還有較可者。不過到現在， 因為出門幾次，搬家幾次，歷來所積存的報紙雜志， 以及若干有用的書籍， 大部化為烏有;而自己所寫作的， 只有若干題目還存在自家的腦里， 和幾位老友的口中。例如1912年在成都《晨鐘報》登過的《游園會》，周太玄君尚記得;1915年在成都《娛閑錄》登過的3篇《兒時影》， 宋師度君還說得出個梗概;1916年至1917年在成都《群報》登過的40幾篇《盜志》， 則已故的曾孝谷君和近來尚常過往的李培甫君都曾時時道及，兼代為惋惜過不曾將其集成一個冊子。又例如自1924年至1927年所寫作的一些， 已故的葉菲洛君便提過一篇，說他之認識我，是因了那篇《棒的故事》。總之一句話，上來所舉的幾例， 絕非有意自炫。30幾年內只寫作了不上60篇短篇東西， 不算是多產作家， 而提名的幾位老朋友， 并非當代紗帽名公， 自然也無“互相標榜， 眾口喧天”之嫌。我的意思， 只在說明此集內所收的10篇， 不過在1944年暑期中，兒女輩偶然從殘存的書報雜志中翻檢出來，我也就不嫌“家有敝帚享以千金”的偶然將它們集攏; 自家看了一遍， 感到了興趣， 又偶然發了幾天奮， 把《好人家》、《大防》、《“只有這一條路”》3篇修改了一番， 并立了意要將它們印成一個集子，如斯而已， 實實說不出什么道理來。

再說，我在1935年暑期，將頭一部長篇小說《死水微瀾》寫成時， 自己累極了，分判不出好歹，便請周太玄君代看一遍，斟酌下，可不可以賣錢吃飯。承他的好意鼓勵，我才敢于賣與中華書局。但他許我作一篇序，卻未曾交卷。這次， 第一部短篇小說集，是我立意要將其印行之后， 才又請周君先看的。勞煩他在百忙之中，公然為我作了篇小序， 還無中生有， 公然說出了那們一篇大道理;這也像1937年郭沫若君之批評《死水微瀾》、《暴風雨前》、《大波》等篇一樣， 因為都是中學同學， 又不曾傷過感情， 又都到了中年， 都有了一點世故，提起筆來，誰肯紅口白牙的得罪人?自然樂得多說幾句恭維話。不過跡近標榜， 受之有愧， 無法摒拒， 只好一總在此稱謝了，稱謝了!

茲再一說此集子名字之擬定。按照一般辦法， 我打算提出《對門》來作集名的。周太玄認為《市民的自衛》似乎較好。后來因為編輯這10篇，是依著原稿寫作時間的先后而排列，《好人家》一篇寫于1924年10月，居了第一，謝揚青君遂建議， 不如就取名為《好人家》，倒還平正通達。是的，這名字確乎止于平正通達。因此， 想及劉大杰君一番話。那是1936年暑假后， 劉君由上海回到四川大學來時，承他代我向新月書店李小峰老板手中索取到一部中篇翻譯小說《霸都亞納》的版稅100元。他轉述李老板之言：《霸都亞納》實是賣不得， 故6年半間的版稅， 只有這一點! (此書系1927年由舒新城君介紹到新月出版， 1929年暑期中本人到上海時，舒新城君代為索到版稅50元。計9年之中， 前后共僅收版稅150元， 而到底印行了多少， 則不知也。)劉君因慨乎而言曰：“《霸都亞納》之銷不得， 大約不是書的內容不好， 而是書名太不響亮!”照劉君之意，如其將書名改一改， 或為非洲什么錄什么傳， 則版稅之收入定不止此。嗟乎! 版稅之多寡， 系乎書之銷得銷不得， 而書之銷得銷不得， 則專系乎書名之響亮不響亮，此豈天下之至理乎哉!若夫書名之響亮，光以林譯者為例， 其《非洲煙水愁城錄》、《鬼山狼俠傳》、《三千年艷尸記》、《橡湖仙影》、《紅礁畫槳錄》、乃至《香鉤情眼》， 以言響亮，似乎不能再響亮了， 以言雅致，亦不能再雅致矣!然而流布之廣，行世之久，能如《塊肉余生述》乎?能如《旅行述異》乎?能如《茶花女遺事》乎?故我覺得光在書名上用工夫，或力求新奇，或求雅致，或力求響亮，好像都不是頂好的辦法。我于此集子， 寧采平正通達之《好人家》為名，而絕不打算題為般尼西林集，彼一時集，或斷紅殘綠集者此也。若其此集子印了出來，真個銷不得，一如以往所譯作的各書，我還是不愿將此責任歸諸書名， 只好自家正告自家曰： “戒之哉， 宜勉力!”

1945年6月15日李劼人于菱窠

(《好人家》， 上海中華書局1946年版)

賞析 《好人家》于1946年6月由上海中華書局出版。李劼人在這個自選短篇小說集中收錄了1924年到1936年寫的《編輯室的風波》等10個短篇。

李劼人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是一位“寫實主義”小說大家。他的創作態度是“如實描寫，并無諱飾”。這篇自序如同他的創作一樣，處處鐫刻著作者求實的思想情感。他總是坦蕩蕩、真切切，用明明白白的話語向讀者介紹自己的作品和創作過程。

求實是立序之本，實能生輝。尤其寫自序， 夸口喧天地熱鬧一陣，并不能換來讀者的好感。作者把求實作為立序之本，顯露出了高超的思想境界。序的開頭作者就這樣說：“我并不要自抬身價的故意謙遜說，這本短篇小說集，都是前若干年來未成熟的作品， 自己現在好像很進步了，……我要說的是當我每回提筆寫作這些東西時，并不曾茍且，而確乎用過力來。用了力而寫作得不好，而只能寫成這些樣的東西，那是我的天分，我藝術的修養”。這話既是作者對藝術修養的概括，又是思想修養的結晶，表達了作家嚴肅、求實的創作態度。坦誠地說，《好人家》這個短篇小說集，在李劼人的創作大河中，確算不上有多高的地位，只是他創作過渡時期的作品，這一點作者是很清楚的。但作者對自己過去這些作品表現出一種真誠的肯定，而并未借序來炫耀自己現實的藝術成就高峰，這是作者的可貴之處。可歷史有時也有這樣的誤會，不能為求實求真的人坦露真誠。曾經一時，“在中國文壇上，喊著寫實主義，喊著大眾文學，喊著大眾語運動，喊著偉大的作品已經有好幾年，像李劼人這樣寫實的大眾文學家，用著大眾語寫著相當偉大的作品的作家，卻好像很受著一般的冷落”。(郭沫若《中國左拉之待望》)老實人吃虧的事是有的，但總不能持久。歷史通過糾偏，不是使李劼人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仍負盛名嗎?

求實而無諱飾，是李劼人寫序的另一特點。寫開來，話閘高懸，滔滔如流，并無自抬身價或故意謙遜之嫌，這一點在序中表現得也很充分。序中歷數了他從1912年開始文學創作以來的60個短篇小說，并附以朋友們對一些作品的記憶，連《死水微瀾》、《暴風雨前》、《大波》等名篇宏著也記在序中。乍一看，好像作家在有意自炫。細細想來，是在為讀者提供作家創作的真實背景，來幫助讀者認識那個創作的艱辛年代。當時的作家，在顛沛流離中堅持創作， “因為出門幾次，搬家幾次，歷來所積存的報紙雜志，以及若干有用的書籍，大部化為烏有;而自己所寫作的，只有若干題目還存在自家的腦里，和幾位老友的口中。”正是由于有了這種特殊的創作背景， 《好人家》中的諸篇，才從殘存的書報雜志中翻檢出來，即成一個集子，而得以問世。也正因為有了這種特殊的創作背景，作家才對序中提及的作品和幾位并非當代紗帽名公的老朋友，也就沒有自抬身價或故意謙遜之嫌， 自然也無“互相標榜，眾口喧天”之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