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古人詩，而命曰《詩歸》。非謂古人之詩，以吾所選者為歸^①，庶幾^②見吾所選者，以古人為歸也。引古人之精神^③，以接后人之心目，使其心目有所止焉，如是而已矣。昭明選古詩^④，人遂以其所選者為古詩， 因而名古詩曰選體。唐人之古詩為唐選。嗚呼!非惟古詩亡， 幾并古詩之名而亡之矣。何者?人歸之也。選者之權力，能使人歸，又能使古詩之名與實俱徇^⑤之，吾其敢易^⑥言選哉。

嘗試論之，詩文氣運，不能不代趨而下，而作詩者之意興，慮^⑦無不代求其高。高者，取異于途徑耳^⑧。夫途徑者，不能不異者也;然其變有窮也。精神者，不能不同者也，然其無窮也。操其有窮者以求變，而欲以其異與氣運爭，吾以為能為異而終不能為高。其究途徑窮，而異者與之俱窮，不亦愈勞而愈遠乎?此不求古人真詩^⑨之過也。

今非無學古者^⑩，大要取古人之極膚極狹極熟便于口手者， 以為古人在是。使捷者⁽¹¹⁾矯之，必于古人外， 自為一人之詩以為異，要其異，又皆同于古人之險且僻者， 不則其俚者也;則何以服學古者之心。無以服其心，而又堅其說以告人曰，千變萬化不出古人。問其所為古人， 則又向之極膚極狹極熟者也。世真不知有古人矣。

惺與同邑譚子元春⁽¹²⁾憂之。內省諸心，不敢先有所謂學古不學古者，而第⁽¹³⁾求古人真詩所在。真詩者，精神所為也。察其幽情單緒，孤行靜寄于喧雜之中;而乃以其虛懷定力， 獨往冥游于寥廓之外。如訪者之幾^⒁于一逢，求者之幸于一獲，入者之欣于一至。不敢謂吾之說，非即向者千變萬化不出古人之說，而特不敢以膚者狹者熟者塞^⒂之也。

書成， 自古逸至隋，凡十五卷， 曰《古詩歸》;初唐五卷， 盛唐十九卷，中唐十一卷，晚唐四卷，凡三十九卷，曰《唐詩歸》。取而覆^⒃之，見古人詩久傳者，反若今人新作詩。見己所評古人語，如看他人語。倉卒中，古今人我，心且為之一易，而茫無所止者，其何故也?正吾與古人之精神，遠近前后于此中，而若使人不得不有所止者也。

(“中國文學珍本叢書”本《隱秀軒集》， 上海雜志公司1936年版)

注釋 ①歸——歸依。②庶幾——也許可以。③精神——此指古人在作品中表現出來的意旨。④昭明選古詩——蕭統編選先秦至梁的詩文辭賦輯成《昭明文選》，簡稱《文選》，共六十卷。其中第十九卷至第三十一卷所選都是古詩。昭明，南朝梁武帝太子蕭統的謚號。⑤徇——通“殉”，消亡。⑥易——輕易。⑦慮——大概。⑧途徑——此指詩文的形式。⑨真詩——指詩的真正精神，亦即下文“幽情單緒”。⑩學古者——指明代以李夢陽、何景明為代表的“前七子”和以李攀龍、王世貞為代表的“后七子”。⑾捷者——指以袁宏道為代表的主張“獨抒性靈”的“公安派”。⑿譚子元春——即譚元春，字友夏，竟陵人。與鐘惺同為“竟陵派”領袖。著有《譚友夏合集》。子，古代對男子的尊稱。⒀第——只。⒁幾——期盼。⒂塞——敷衍搪塞。⒃覆——審察。

賞析 這篇序文是“竟陵派”詩歌理論的代表作。

明代中后期詩壇流派眾多，異彩紛呈。以李夢陽、何景明為首的“前七子”和以李攀龍、王世貞為首的“后七子” “倡言文必秦漢，詩必盛唐，非是者弗道”(《明史·文苑傳》)。他們不重視學習秦漢盛唐文學的內容和真正精神，滿足于對詩文形式技巧的簡單模仿， “句擬字摹，食古不化”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為矯正前后七子復古派的流弊，明末以袁宏道為代表的“公安派”高標“獨抒性靈，不拘格套”之大纛，反對形式主義和擬古主義，重個性，貴獨創。然而矯枉過正，一些詩作流于鄙俚輕率。以鐘惺為首的“竟陵派”力圖補救時弊，力倡一種“幽深孤峭”的文風。《詩歸》一書貫徹了鐘惺的詩論，此序正是《詩歸》論旨的概括。

序文主要從兩個方面闡發了作者的見解和主張。

其一，作者指出在“詩文氣運，不能不代趨而下”的文學發展趨勢下，后世詩家若想取得超過古人的成就，就不能只“取異于途徑”，因為詩文“途徑”，也就是詩文形式的變化是有窮盡的，而應當取法古詩的“精神”，因為詩歌精神的變化是無窮的。如果一味地追求形式上的新變，是“操其有窮以求變”，結果只能是“能為異而不能為高”，能寫出格式不同的詩文，卻永遠無法逾越古人，這無異于南轅北轍，愈勞愈遠。繼而作者指出前后七子之弊就在于沒有追求古詩的真正精神，只是“取古人之極膚極狹極熟便于口手者”，滿足于對形式技巧的模擬，泥古不化。“公安派”之弊又在于刻意求異，而這“異”又“皆同于古人之險且僻者，不則其俚者也”，流于險僻俚俗。這些都是“不求古人真詩之過也”。

其二，作者指出補救時弊的方法是“第求古人真詩所在”，也就是尋求古詩真正精神所在。作者認為這個真正精神是“其幽情單緒，孤行靜寄于喧雜之中;而乃以其虛懷定力，獨往冥游于寥廓之外”，這是從形式上尋求不到的。惟有求得此“真詩”，才能避免重蹈膚狹舊套與淺率俚俗之覆轍，也惟有這樣的詩，才能“接后人之心目，使其心目有所止焉”。

鐘氏詩論只承認表現了“幽情單緒”、“孤行靜寄”的作品才具有“真詩”的品質，一味地從古人作品中獲取性靈， “覃思苦心，尋味古人之微言奧旨”(《列朝詩集小傳·鐘提學惺》)這種脫離現實的文學主張，其實也并未獲得他所倡導的“真詩”，反而使“竟陵派”詩人的詩文情懷更為孤僻清高，形成一種“幽深孤峭”的文風，用怪字，押險韻，其末流更是“以凄聲寒魄為致”、“以噍音促節為能”(《列朝詩集》丁十二)，造成一種冷僻艱澀的詩風。其流弊日重，使竟陵一派僅在詩壇維續二三十年便銷聲匿跡了。

縱觀全文，作者自始至終緊扣“古人之精神”作文章，文氣貫通，首尾相映，援引實例，有破有立，在逐層剖析中，深入淺出地闡發了求“真詩”的論題，重點突出，言約而意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