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東主人將我近幾年來所做的文章印行了。我這幾十篇文章，原沒有什么文學的價值，也沒有古人所謂著書傳世的價值。但是如今出版界的意思， 只要于讀者有點益處，有印行的價值便印行，不一定要是傳世的作品;著書人的意思， 只要有點心得或有點意見貢獻于現(xiàn)社會，便可以印行;至于著書傳世藏之名山以待后人這種昏亂思想，漸漸變成過去的笑話了。我這幾十篇文章， 不但不是文學的作品， 而且沒有什么有系統(tǒng)的論證， 不過直述我的種種直覺罷了;但都是我的直覺，把我自己心里要說的話痛痛快快的說將出來， 不曾剿襲人家的說話，也沒有無病而呻的說話， 在這一點，或者有出版的價值。在這幾十篇文章中，有許多不同的論旨，就此可以看出文學是社會思想變遷底產(chǎn)物， 在這一點，也或者有出版的價值。既有出版的價值，便應該出版，便不必說什么“徒災梨棗”等客套話。

1922年8月，獨秀自序于上海

(《獨秀文存》， 亞東圖書館1922年版。)

賞析 這篇《自序》，不過350來字。既沒有介紹《獨秀文存》的內(nèi)容，也沒有講集中文章的意義，只說了說“有出版的價值”。可以說是一篇極樸素的序文。這就是它的特點。

從這篇序言，我們可以看到陳獨秀的文藝思想。首先，他認為把“自己心里要說的話痛痛快快的說將出來”，不“剿襲人家的說話”，不無病呻吟，就是有出版價值的文章。這就是文章要寫自我，表達自己的心聲。這就從傳統(tǒng)的文藝思想中走了出來。傳統(tǒng)的文藝思想，是“文以載道”，是“代圣立言”。文章的內(nèi)容不是自己的思想，而是“圣人”的意思。這樣的文章是無價值的。另外有些人， “為賦新詩強說愁”， “無病而呻”;有一些人寫文章是為“藏之名山”以傳后世。在陳獨秀看來，這都是沒有意思的。

其次是他認為，“文學是社會思想變遷底產(chǎn)物”，這由《獨秀文存》的“許多不同的論旨”所證明。他從1915年創(chuàng)辦《青年雜志》起，看到什么事情，便有一種“直覺”的思想;將這些“心里要說的話”說出來，便積累成《獨秀文存》這些文章。從這些文章自然可以看到他的思想變化的歷程。沒有這些思想，當然不會有這些文章。他這種說法，從一個角度講是對的。但若論文學的“產(chǎn)生”，顯然是簡單了點。因為文學的產(chǎn)生，與時代和社會經(jīng)濟都有關系。“思想的變遷”是和客觀世界的變化聯(lián)系在一起的。

陳獨秀在序言中所說的《獨秀文存》出版的兩種“價值”，反映的就是這兩種觀點。

《獨秀文存》于1922年由亞東圖書館出版。它里面的文章，的確都是他“自己心里要說的話”，而且都說得“痛痛快快”。如《偶像破壞論》，先說泥塑木雕該破壞，繼說“君主元首”該破壞，再說那時的“國家”該破壞。一瀉如注，毫不隱曲，“痛痛快快”地說了出來。如《本志罪案之答辯書》，直捷了當，承認只因“本社同人” “擁護德賽兩先生”，所以犯了“破壞孔教，破壞禮法，破壞國粹”等“幾條罪案”。又明確說： “錢玄同先生廢漢文的主張”， “本志同人多半是不大贊成的”。話說得是那么率直!魯迅于1921年8月25日給周作人的信中曾說：“獨秀隨感究竟爽快。”

“爽快”是《獨秀文存》的風格。這種風格，很難一言以蔽之說它好或不好。這要看時代環(huán)境和所討論具體問題的需要。在五四那樣一個“狂飆突進”的時代里，就需要“爽快”。人們沒有時間去捉摸那拐彎抹角的含蓄。連那時的許多詩，不也顯得“爽快”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