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光《諫院題名記》原文|注釋|賞析|譯文

古者諫無官，自公卿大夫至于工商，無不得諫者。漢興以來，始置官¹。夫以天下之政，四海之眾，得失利病，萃于一官使言之，其為任亦重矣²。居是官者，當志其大，舍其細，先其急，后其緩;專利國家，而不為身謀。彼汲汲于名者，猶汲汲于利也。其間相去何遠哉³!

天禧初，真宗詔置誄官六員，責其職事⁴。慶歷中，錢君始書其名于版⁵。光恐久而漫滅，嘉佑八年，刻著于石⁶。后之人將歷指其名而議之曰：“某也忠，某也詐，某也直，某也回⁷。嗚呼，可不懼哉!

【注釋】 1諫：以言正人謂之諫，后遂專指臣諷勸君。漢始置諫議大夫，專掌指陳朝政闕失之職。宋于門下省和中書省設左右諫議大夫、左右司諫和左右正言，同掌規勸諷諭：凡朝政闕失，大臣至百官任非其人，三省至百司事有違失，皆得諫正。仁宗明道初，置諫院，直屬中書、門下省。2萃：聚集。 3汲汲：不止息地急于求得的樣子。 4天禧(宋真宗趙恒年號)元年(公元(1017)二月，“置諫官、御史各六員，每月一員奏事，有急務，聽非時入對。”(《宋史·真宗紀三》) 5錢君：疑為錢明逸。慶歷四年(公元1044)為右正言，諫院供職，六年，擢知諫院(先從宋史卷三一七《錢惟演傳》附從《錢明逸傳》和《續通鑒長編》卷二五三)。版：名籍。《周禮·天官·宮伯》：“掌王宮之士庶子，凡在版者。”注：“版，名籍也，以版為之。” 6嘉佑：宋仁宗的最末一個年號。司馬光于嘉佑六年(公元1061)以修起居注同知諫院。 7回：奸邪。《尚書·秦誓》：“崇信好回。”

【今譯】 古時候沒有專門進諫的官吏，從三公九卿、一般官吏到工人、商人，沒有不能夠進諫的。漢代建立以后，開始設置諫官。把天下的政治、全國的百姓、國家的得失利弊，都聚集于一個官吏那里，讓他去向皇帝陳說這些事。諫官承擔的責任也算是重大的了。擔任這個職務的官員，應當記住那些大事，丟開那些小事，先考慮那些急事，后考慮那些不要緊的事;要專門為國家謀利，而不要只考慮自身。那些急切地追求名聲的人，就象急切地追求私利的人一樣。這兩者之間相距多么遙遠啊!

天禧初年，真宗下詔設置諫官六人，并責成他們應執掌的事宜。慶歷年間，錢君開始把諫官的名字寫在木板上。我擔心時間長了文字磨滅，因此，于嘉佑八年把它刻寫在石頭上。后世的人，將會一一指點他們的名字，說：“某人忠誠，某人奸詐，某人正直，某人虛偽。”唉!這樣一來能不使人警戒嗎?

【總案】 司馬光這篇記寫于嘉佑八年(1063)，當時作者正任起居舍人同知諫院。文章雖短，所論卻大。它不僅交代了諫官的由來，說明了諫官責任的重大，強調了諫官應有的品德，并且說明了為諫院題名刻石的經過與目的。文字簡潔，筆鋒帶著感情，尤其是在闡明諫官應有品德與諫院題名刻石的目的方面，情見乎辭，作者用兩個感情強烈的感嘆句，宣泄了作者的感情。在作者看來，身為諫官應具備這樣的才德：一是所諫內容要分別“大”、“細”、“急”、“緩”，這是諫官的“才”;二是要“專利國家，而不為身謀”，這是諫官的“德”。德才兼具方可以為諫官，因為“天下之政，四海之眾，得失利病，萃于一官”，責任重大’，舍此，豈不有害國家，成為“汲汲于名”、“汲汲于利”的人了嗎?封建社會每一位“居是官者”知此而必然決定自己的行事原則，或“專利國家，而不為身謀”，或“汲汲”于名利而忘了國家。一句“其間相去何遠哉”，表明了作明鮮明的態度。在作者看來，在諫院題名刻石，意義非常重大，可以利于“后之人歷指其名的議之”，樹立“忠”、“直”的榜樣，從而鞭笞那“詐”、“回”的諫官，使之成為反面教員，讓后之諫官以此為戒。一句“嗚呼，可不懼哉”，似警鐘長鳴，那些“詐”、“回”之徒在這聲音面前，豈不要汗顏萬狀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