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牧

娉娉裊裊十三余，豆蔻梢頭二月初。

春風十里揚州路，卷上珠簾總不如。

多情卻似總無情，惟覺尊前笑不成。

蠟燭有心還惜別，替人垂淚到天明。

唐文宗大和九年(835)二月，杜牧由淮南節度府掌書記轉監察御史，離開揚州，奔赴長安。這兩首詩是留贈揚州某歌女的，詩人時年三十三歲。至于歌女為誰，已不得而知。

第一首重在贊美，寫得極為流暢坦蕩。

歌女之美，可寫者多。詩人避開服飾、容貌等常見的描寫，而突出這位歌女的風姿：娉娉裊裊，顯得那么輕盈、婀娜，仿佛她正在詩人面前扭轉身段，甚或款款而來。之所以如此動人，原來這位歌女正處在“十三余”之妙齡。因此，其風姿流露著天真、活潑，非徐娘可比。面對如此歌女，詩人不由自主地聯想起早春二月初露枝頭的豆蔻花，此花春末開放，色淡紅，極鮮艷，二月初正是含苞欲放之時，兩相比照，歌女之神采更為飛揚。

描寫了風姿神采，這位歌女的可愛已令人神往。詩人情猶未已，隨即發出由衷的贊嘆：在駘蕩的春風中，在繁華的十里長街上，即使將所有的珠簾卷起，讓所有美人露面，也沒有一個比得上她的。《唐闕史》曾寫到揚州“九里三十步街中，珠翠填咽，邈若仙境”。詩人描寫“珠簾”，為的是突出女子之美;極寫“十里”，為的是突出女子之多;點明“春風”，上扣“二月初”，為的是突出美女展露風情之美好時令。如此層層鋪展，最后以“總不如”三字收結，詩人對這位歌女的贊嘆，已無以復加;詩人對這位歌女的鐘愛，也表白無遺。

第二首重在惜別。寫得比較含蓄蘊藉。

詩人對這位歌女如此鐘愛，但是重任在身，不得不馬上離別，其難分難舍之情，可以想見。詩人在表現上又煞費苦心。他不再從自己的角度著眼，而是從自己和歌女雙方落筆了。

詩以感喟起筆，寓敘于議：多情卻似總無情。先肯定彼此之“多情”，唯其多情，表現出來的卻象是“無情”似的。一個“總”字，下得那么絕對，仿佛無一例外。這一感喟，蘊含了多少人生的體驗和生活的哲理。以“無情”寫“多情”，正說明多情到了難以復加的程度。為什么這么說呢?詩人接著以具體的情景作回答：彼此捧著酒杯，默然無語，想強裝笑顏來寬慰對方，但總覺得強裝不出來。表面看來，這不是顯得太“無情”了嗎?其實，這正是深心太“多情”的緣故。惟其“多情”，才出現“笑不成”的尷尬局面：彼此黯然銷魂，慘然傷情。一個“惟”字，表示舍此無他，情味更濃。這種相反相成的手法，將難分難舍的情感表現得更加委宛曲折，也更加深切動人。

如果說詩人不以“哭不成”而以“笑不成”來表現別情，已令人折服，那么，借蠟燭以象征別情，襯托別情，更顯得新穎別致。蠟燭“有芯”，點燃后會有蠟淚下流，在詩人意念上，宛如蠟燭“有心”，在為即將分別的一對情人垂淚。“惜別”，乃人之常情，現在移于蠟燭，并借“芯”諧“心”，使蠟燭也富于人情。一方是情人“笑不成”，一方是“蠟燭垂淚”，并比之中，相映之下，雖然不寫情人垂淚，而垂淚之狀如見;蠟燭尚能“替人”垂淚，則情人垂淚當更多，詩的感情更深一層。蠟燭垂淚，直到天明。則情人垂淚時間之長，不言自明;其天明時揪心的痛苦，亦可想見。

于鄴《揚州記夢》載： “牧少雋，性疏野放蕩，雖為檢刻，而不能自禁。”從這兩首詩作來看，當屬不虛。這兩首詩寓真情于形象之中，既獨立成篇，又渾然一體。在表達真情上是一致的：不流于輕薄，顯得倩麗而高雅。在表現手法上又是有別的：第一首暗中作比，極力夸張，既有實寫，又有虛擬，其烘托比照，使形象異常鮮明;第二首議論陡起，移情于境，既訴諸言內，又訴諸言外，充分調動了語言的抒情性、啟發性和暗示性，給人以無窮的聯想。詩人有自己的藝術追求，這就是詩情美和意境美的創造。詩人注意到總體風格，這就是情韻纏綿、豪宕艷麗的特點。在林林總總的惜別遺贈之作中，此詩可謂別具一格。

鐘嶸稱張茂先惜其“兒女情多，風云氣少”。喻鳧嘗謁杜紫微，不遇，乃曰：“我詩無綺羅鉛粉，宜不售也。”……子美“并蒂芙蓉木自雙”，“水荇牽風翠帶長”，退之“金釵半醉坐添香”，牧之“春風十里揚州路”，誰謂不可入黃鐘官耶?

(黃徹《鞏溪詩話》卷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