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隱

猿鳥猶疑畏簡書，風云長為護儲胥。

徒令上將揮神筆，終見降王走傳車。

管樂有才真不忝，關張無命欲何如。

他年錦里經祠廟。梁父吟成恨有余。

籌筆驛，古驛站名，在今四川省廣元縣北，是川、陜間的交通要道。相傳諸葛亮伐魏，曾在此籌劃軍務，起草命令。李商隱于唐宣宗大中十年(856)途經籌筆驛(據張采田《玉溪生年譜會箋》)，寫下這篇懷古詩，緬懷諸葛亮的才智功業;慨嘆西蜀的衰亡。

作者來到籌筆驛，見到了自然界的猿(一作魚)鳥、風云，但他一落筆卻即景懷人，想象著當年諸葛亮軍命禁嚴、指揮若定的情景。猿鳥好似還敬畏地聽著軍令，風云也永遠呵護著藩籬寨柵。“簡書”，文書，這里指軍令。“儲胥””，藩籬，這里指寨柵。這起首兩句，展示了當年的歷史現實，為下面抒發感慨作了鋪墊。

三、四句概括西蜀后期盛衰的歷史。“上將”指諸葛亮。“揮神筆”，謂揮動如神之筆，起草軍令。諸葛亮多次興師伐魏，希圖恢復漢室的統一，與魏軍在陜南一帶，打過不少有聲有色的戰役，最后，鞠躬盡瘁，死于軍中。自此，西蜀即一蹶不振。“降王”，指西蜀后主劉禪。“走傳車”是說劉禪作了俘虜，只落得乘坐傳舍(古代的驛站)的車子，到魏都洛陽而去。以“徒令”、“終見”兩句組成流水對，一方面惋惜諸葛亮的功業未成，一方面慨嘆劉禪昏庸無能，感慨殊深，語意甚暢。五、六句緊接三、四句，推求西蜀覆亡的原因。《三國志·蜀志·諸葛亮傳》謂諸葛亮每自比于管仲、樂毅。“管樂有才”，意即有管、樂之才。這種為屬對而顛倒語序的情況，在詩詞中是常見的。作者認為諸葛亮真正不愧有管樂之才，然而為什么又沒有能恢復漢室呢?因為蜀中名將如號稱有萬人之敵的關羽、張飛早已死去，諸葛亮已沒有足夠調遣的武將，不得不使用馬謖之流有明顯缺點的偏才，因而時常捉襟見肘，致有貽誤。這一斷語，正指出西蜀軍事上一個致命的弱點。第三句用肯定語氣，“真不忝”，對諸葛亮的才智作了充分的贊揚。第四句用疑問語氣，“欲何如”猶言“有什么辦法呢”，對西蜀的覆亡，表示深沉的慨嘆。這種寓議論于抒情的手法，讀之令人一唱三嘆。

最后兩句，作者回憶過去在成都南郊錦里曾經拜謁過諸葛武侯廟，景仰諸葛亮的才智功業，吟誦他的遺作《梁父吟》。當時，詩人即已感到很深的遺憾。“他年”，可指過去，也可指將來，這里指五年前。作者謁廟后，曾作有《武侯廟古柏》一詩。“恨”(遺憾)，是貫串全篇的思想，恨的是諸葛亮出師未捷;恨的是劉禪亡國被俘。到篇末點明“恨”字，有畫龍點睛之妙。《梁父吟》亦作《梁甫吟》，古樂曲名。《三國志·諸葛亮傳》： “亮躬耕隴畝，好為《梁父吟》。”這“為”字可作彈奏解，也可作寫作解。但從“好”(喜歡)字看來，應該理解為彈奏。后有人把它理解為寫作，并認為樂府古辭《梁父吟》“步出齊城門”一首為諸葛亮所作，實屬牽強附會。《梁父吟》講的是“二桃殺三士”的故事，與諸葛亮的主要思想不符。李商隱這里說“梁父吟成”，顯然也沿襲了這一錯誤的理解。

李商隱是晚唐詩人中最善于學杜甫的。清代楊守知評論這首詩說：“沉郁頓挫，絕似少陵。”可謂的評。杜甫也寫過好些關于諸葛亮的詩篇，最有代表性的是《蜀相》、《詠懷古跡五首》之五(“諸葛大名垂宇宙”)兩首七律。這兩首詩對諸葛亮的品德、功業也推崇備至，對他的終于未能克捷也表示深深的慨嘆，但對西蜀最后遭致滅亡的原因，卻未深入推究，只說“運移漢祚終難復”(《詠懷古跡》)，把西蜀覆亡的原因歸之于國運已盡。此不僅浮泛，還似乎有點宿命論的味道。李商隱指出“關張無命”，謂蜀中后繼無人，較之杜甫，見識更高一層。如果說《籌筆驛》是李商隱懷古詩的壓卷之作，當不算過分。

文章貴眾中杰出。如同賦一事，工拙尤易見。余行蜀道，過籌筆驛，如石曼卿詩云： “意中流水遠，愁外舊山青。”膾炙天下久矣，然有山水處便可用，不必籌筆驛也。……惟義山詩云： “魚(猿)鳥猶疑畏簡書，風云長為護儲胥。”簡書蓋軍中法令約束，言號令嚴明，雖千百年之后，魚鳥猶畏之也。儲胥蓋軍中藩籬，言忠誼貫神明，風云猶為護其壁壘也。誦此兩句，使人凜然復見孔明風烈。至于“管樂有才真不忝，關張無命欲何如”，屬對工切，又自有議論，他人亦不及也。

( 〔宋〕范溫《潛溪詩眼》)

猿鳥、風云，千古下猶覺神責儼在。(姚培謙《李義山詩集箋注》卷九)

議論固高，尤在抑揚頓挫處，使人一唱三嘆，轉有余味。(何焯《義門讀書記》)

起二句極力推尊。三、四句忽然一貶，四句殆自相矛盾，蓋由意中先有五、六二句，故敢如此離奇用筆。見若橫絕，乃穩絕也。(紀昀《點論李義山詩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