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岑參·與高適薛據同登慈恩寺浮圖》原文與賞析

岑參

塔勢如涌出，孤高聳天宮。

登臨出世界，蹬道盤虛空。

突兀壓神州，崢嶸如鬼工。

四角礙白日，七層摩蒼穹。

下窺指高鳥，俯聽聞驚風。

連山若波濤，奔走似朝東。

青槐夾馳道，宮觀何玲瓏！

秋色從西來，蒼然滿關中。

五陵北原上，萬古青濛濛。

凈理了可悟，勝因夙所宗。

誓將掛冠去，覺道資無窮。

唐人作詩，素有互相競賽之風。吳師道稱： “岑嘉州(參)與子美(杜甫) 游，長于五言，皆唐詩巨擘也。”巨擘之間賽起詩來，氣象當更可觀。謝榛《四溟詩話》就評判過一次岑、杜之間的寄、答之作，以為“岑詩警健，杜作殊不愜意，譬如善弈者，偶爾輕敵，輸此一著”，可見是杜甫“輸”了。湊巧得很，天寶十一載(852)，岑參、高適、杜甫、薛據諸人，同登長安曲江之北的“慈恩寺塔” (即“大雁塔”)，先后以同題作詩，顯然亦有競賽之意。后世鑒賞家評杜詩為眾作之“壓卷” (見《唐詩鑒賞辭典》428頁)，可見這回是杜甫“贏”了。不過，子美贏得也實在不易，因為岑參素以“詞麗格雄”著稱，這首《登慈恩寺浮圖(塔)》詩，也自有難以凌軼之處。

先看起句： “塔勢如涌出，孤高聳天宮。”此敘詩人身在塔底，猛見七層之塔直聳云霄的瞬間印象，不僅發語突兀，而且著一“涌”字，頓有一種強烈的“生成”感：那塔仿佛才從地下沖涌而起，就扶搖直上，剎那間便穿透云空;其“孤高”自得之態，竟把縹緲森嚴的“天宮”，也逼得退避三舍。筆端帶有何等氣勢!至于杜甫，作詩既在其后，又有與岑參一比高下之心，開篇自亦吐語驚人、毫不相讓：“高標跨蒼穹，烈風無時休”——以“跨”字狀貌高塔橫出青穹的雄影，又烘托以烈烈不息的天半之“風”，氣勢雖不若岑參，境界則更見闊遠，可謂旗鼓相當。

與高適薛據同登慈恩寺浮圖岑參

清《馬駘畫寶》

接著四句敘登塔。由于詩人巧妙地把塔外世界作為登高的參照物，那愈升愈高的景象，便帶有了奇幻飄渺的錯覺。隨著逐層的升登，詩人仿佛一步步踏“出”了人間的大千“世界”。仰看頭上的“蹬道”，因為有塔外碧天白云的襯托，便似乎不是架設在塔身之內，而是無所憑借地盤升于“虛空”之上!到了樓近塔頂的高處，感覺就更奇幻了： 那崢嶸高峻的寶塔，仿佛不是從地上聳起，倒是靠了鬼斧神工之力，從懸浮的萬里云空，突然壓向了神州大地——“蹬道盤虛空”、“突兀壓神州”兩句，正是從詩人登高俯、仰的錯覺中，表現慈恩寺塔的峻高，不僅富于動態感，而且造出了一個驚心動魄的奇境。比較起來，杜甫之敘登塔，就略顯遜色了： “自非曠士懷，登茲翻百憂。方知象教力，足可追冥搜。仰穿龍蛇窟，始出枝撐幽”——方始登高，便生“百憂”，自是憂國憂民的“詩圣”襟懷。但就對升登之境的描摹看，杜詩畢竟太跳脫了些，反不如岑作之奇妙真切。

待到登臨慈恩寺塔頂，境界更覺高妙： “四角礙白日，七層摩蒼穹。下窺指高鳥，俯聽聞驚風。”以夸張之語，寫高踞天半之感覺，筆力有多雄勁! 而詩人俯窺高鳥、竦聽驚風的欣喜自得之情，亦隱隱溢于辭表。但因為此詩開篇已有“孤高聳天宮”的夸張描摹，此處仍以夸張敘其峻高，境界未免重出。比起杜甫的“七星在北戶，河漢聲西流。羲和鞭白日，少昊行清秋”，讀者自能辨出，還是杜甫思致繽紛、境界清闊，而且“景虛而有味。”

不過，岑參畢竟是大手筆： 當其描述身居塔頂俯覽四方之景時，眼底的山原、陵苑便全都生氣流動、奔湊筆端了。“連山若波濤，奔走似朝東。” 以“波濤”比擬東望中的連綿群山，又以“奔走”狀其起伏欲動之態，那靜立的山巒，便帶有了呼嘯澎湃之勢，滾滾而東。這化靜為動的寫法，與后世辛棄疾以“萬馬回旋”之喻，描摹“眾山欲東”景象，正有異曲同工之妙。然后回首南望，只見四達的“馳道”，從金壁輝煌的宮觀樓闕中奔出，帶著蒼翠的槐樹影，伸向遠天;那宮觀樓閣，原本都巍峨入云，而今從七層塔頂俯瞰，竟渺然而小，顯得何其“玲瓏”可愛!最令人嘆賞的，還是“秋色從西來，蒼然滿關中”二句。“秋色”本無運動之態，但在詩人筆下，卻如銜枚奔行中的龐大騎隊，前后人、馬，一色青碧，剛從天邊涌出，轉眼間已擁擁攢攢，布滿了千里“關中”——把蒼茫無際的“秋色”，表現得如此富于聲勢，這在后世，恐怕也唯有歐陽修描摹“秋聲”的“初淅瀝以蕭颯，忽奔騰而砰湃”之句，方可與之媲美!最后寫高塔之北望：“五陵北原上，萬古青濛濛”!在遼遠的山原上，隱隱可見漢代的“五陵” (即長陵、安陵、陽陵、茂陵、平陵)。在那里長眠的，便是曾經以雄偉壯大的氣象，崛起于中原大地的漢帝國的五位帝王(高祖、惠帝、景帝、武帝和昭帝)。然而滄海桑田，他們當年燦爛煊赫的文治武功，而今安在?只有青濛濛的云煙，還籠罩著這些孤清的墓陵，“萬古”不散。這兩句描摹眼前之景，而融之以“萬古”青煙，抒寫了詩人俯覽中悠悠而生的多少歷史盛衰之感。

正是順著這一思緒，詩之結尾忽然化出了頓然悟道式的曠達之語：“凈理(即佛理)了可悟，勝因(即“善因”)夙所宗。誓將掛冠去，覺道資無窮。”——站在寶塔頂上，悟覺到世界之長久和人生之有限，則身外的功業、名利、榮華、享樂，又有什么可留戀的?倒不如掛冠棄官、超然世外，以領略佛家的無窮之“道”，不更有興味些?從登高俯臨的清奇之境，引發“了悟”佛理的曠達之思，這就是岑參《登慈恩寺浮圖》所抒寫的情志。杜甫則不同： 他在后半篇雖也描述了“秦山忽破碎，涇渭不可求。俯視但一氣，焉能辨皇州”的俯覽之景，卻又隱隱與時局的混亂、山河的破裂交織在一起，表達了“登茲翻百憂”的志士之慨。所以，結尾又以“回首叫虞舜，蒼梧云正愁”、“黃鵠去不息，哀鳴何所投”的比興，寄寓了那深切的憂國之思。讀來令人百感交集、惋嘆不已。明人王世貞稱“岑(參)才麗而情不足” (《藝苑巵言》)。比較一下岑、杜這兩首同題之作，人們正可感受到：岑參曠達，杜甫執著; 岑詩以境界之清奇雄麗見長，杜詩則以詩韻之蘊藉深沉為優。從詩以言志的傳統眼光看，岑詩之“情不足”，恰為杜詩之韻深長所壓倒。判杜詩為“壓卷”，良有以也。倘若從對登高覽景的審美觀照看，則岑詩寫景的奇恣清健，又非杜詩所能及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