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適·薊中作》原文與賞析

高適

策馬自沙漠，長驅登塞垣。

邊城何蕭條，白日黃云昏。

一到征戰(zhàn)處，每愁胡虜翻，

豈無安邊書，諸將已承恩，

惆悵孫吳事，歸來獨閉門。

薊中指薊城，在今北京市大興縣西南。高適天寶十一載春南返封丘，寫下了這首詩。詩中描寫了邊境的荒涼，邊患的嚴重，抨擊了統(tǒng)治階級的失策，同時也抒發(fā)了“安邊”的壯志難酬的巨大悲憤。

詩一開篇，就以“沙漠”、“塞垣”這樣特有的塞外景物，展示出一幅浩瀚偉岸的典型環(huán)境。接著以“策馬”、“長驅”和“登”這三個連續(xù)急劇的動作，勾畫出一個揮鞭馳騁、飛越大漠、慷慨激昂、勇赴國難的英雄形象。緊接著三、四句，寫詩人登上塞垣的所見：映入眼簾的，是衰草遍地、寒風呼嘯的“蕭條”荒涼景象;縱目遠眺，只見“白日”昏暗，寒云蒼茫，陰慘慘天地玄黃。開始四句敘事寫景，純用白描之法予以大筆勾勒，境界渾灝闊大，雖未直涉人事，但通過“策馬” “長驅”的壯烈之舉，落日黃云的蒼茫之色，特別是“落日何蕭條”句中的“何”字，和作為形容詞“蕭條”，強烈地暗示出主人公的感慨之深，憂愁之重，已使人如置風雪之中，憂心如焚的愛國之情撲面而來。這樣的潛移暗轉，就使下文的抒寫情懷有水到渠成之妙。

“一到征戰(zhàn)處，每愁胡虜翻”，“翻”字，即“反”也。這兩句既是由前面的敘事寫景到下文議論抒情的轉折，又是對前文“邊城何蕭條”原因的具體揭示： 此處之所以征戰(zhàn)不息，原來是“胡虜”的反叛造成的。不過，它的含義遠非如此簡單，它固然指出“胡虜”的反叛是造成邊患不息的重要原因，但更重要的是對安祿山以“邊功市寵”，引起戰(zhàn)端給予了委婉而深刻的嘲諷。據《通鑒·玄宗天寶四載》記載：安祿山欲以邊功市寵，數侵掠奚、契丹，逼得“奚、契丹各殺公主以叛。”可見天寶時期東北邊境的“邊患”，主要是安祿山進行不義戰(zhàn)爭造成的。對這樣的戰(zhàn)爭，高適無疑是反對的，盡管當時安祿山已是手握三鎮(zhèn)雄兵，被唐玄宗封為東平郡王的顯赫人物，而高適“棲遲一尉”，人微言輕，但對此倒行逆施已難捺憤怒，對最高統(tǒng)治者的所用非人十分痛心，故感情的激流勇掀波瀾，以一強烈的反詰：“豈無安邊書?”對統(tǒng)治者樹榛拔桂的行為進行了強烈的抗議，同時也表現出自己安邊定遠的高度自信心。

史言高適“喜言王霸大略”，“逢時多難，以安危為己任。”(《舊唐書·高適傳》)這里，雖未細言“安邊書”的內容，但從其它詩歌中亦可窺見一斑： 對外來的侵略，他主張堅決反擊： “轉斗豈長策?和親非遠圖! ”應象李廣反擊匈奴那樣：“總戎掃大漠，一戰(zhàn)擒單于。”(《塞上》)從而達到“邊庭絕刁斗，戰(zhàn)地成漁樵。榆關夜不扃，塞口長蕭蕭” (《睢陽酬別暢大判官》)，即發(fā)展生產、人們自由往來的和平生活。而對“漢家能用武，開拓窮異域” (《薊門五首之二》)給國家、人民帶來苦難的不義戰(zhàn)爭，高適感到涕淚“沾臆”，堅決反對。這樣的“安邊”之策，無疑是正確的。但現實卻是賢者沉淪，奸邪得志。“諸將已承恩”一句回答，包含著詩人多么深沉的憤慨!這一起一伏之中，詩人的感情又由激越轉向沉痛。這樣自然引出末尾兩句，“惆悵孫吳事，歸來獨閉門!”這兩句各用一典，孫、吳指戰(zhàn)國時著名的軍事家孫臏和吳起，“閉門”指東漢末年大名士陳寔有感于世道黑暗，拒絕入仕，故“閉門懸車，棲遲養(yǎng)老” (見《后漢書·陳寔傳》)。此二句雖是用典，但“能令事如己出，天然渾厚” (魏慶之《詩人玉屑》)，含蘊的情感十分深厚強烈，有言少意多之妙。不過，第二句的“閉門”之說，實是對現實極為不滿的反語，其實高適對現實是十分關注的，對政治是極為熱中的。正如鐘惺所評： “欲言塞下事，天子不召見，歸咎于君; ‘豈無安邊書，諸將已成恩’，歸咎于臣。”“‘已承恩’三字偷惰欺蔽二意俱在其中，可為邊事之戒。”(《唐詩歸》卷十二)。

此詩為高適第二次出塞到薊北的代表作之一，內容含蘊深廣，實為天寶末年東北邊境現狀之形象寫照，可以“詩史”視之。藝術上敘事寫景，形象逼真，境界渾灝，襯托出壯烈的情懷。議論抒情，出言深睿精警，意緒起伏捭闔，透射出詩人強烈的憤懣和不愿同流合污的凜凜風儀。所以全詩語言看似平淡質樸，但由于“感賞之情，殆出常表” (徐獻忠《唐詩品》)同樣具有攝人心魄的藝術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