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

萬里橋西一草堂，百花潭水即滄浪。

風含翠筱娟娟凈，雨浥紅蕖冉冉香。

厚祿故人書斷絕，恒饑稚子色凄涼。

欲填溝壑惟疏放，自笑狂夫老更狂。

少陵自許狂夫，自謂疏放，真令人驚異!十年習杜，杜公抱負宏大，才識過人，性情淳厚，氣格超絕，莫不音容若見，刻刻在心。故每讀《狂夫》也就不自主地產生迷惑之覺。后來，日月漸積，悉心體味，方悟得求出而不得出、既出而不得其志，于是退而求處之人的浩蕩襟懷。如果把《為農》詩比作杜甫絕意仕進，系心農事的一篇聲明的話，那么這首《狂夫》則可視為詩人的自畫像。

公元七六○年夏，杜甫在自己的草堂度過了幾個月閑適之日。歷盡跋涉艱難，幸得幽居。俯仰之間，胸次悠然，有如一狂人，任情恣意，毫無拘束。興之所至，揮就此章。起二句點明草堂所在。萬里橋位于成都南門外，草堂即建在其西面，百花潭在草堂之南，與浣花溪相接。注家凡解此二句，多把精力放在草堂地址的考察上。這僅僅目其皮相。其實，于反復吟誦間，我們會覺得這兩句詩仿佛分明就是在寫人，寫詩人自我。是詩人疏放灑脫形象的活現。你看：萬里橋西，浣花溪畔，草迷深徑，林幽蔽日，彼一草堂掩映其中，淳樸粗放，宛如一個隱者，擺脫了世上一派俗物，自為舒徐，自為恬適。請注意，詩人作此詩時，不論是身居草堂之中，抑或是在草堂之外的什么位置，那“萬里橋西一草堂”的語態，無疑是由此言彼，用現代人的話說即是：“你看那邊，萬里橋西，矗立著一座草堂”。這給我們傳達出一個信息：詩人對于草堂的營就，不獨獲得了舉家安身之感，而且在心理上形成了靜謐適情，忘機樂天的氛圍。“百花潭水即滄浪”的描述里，正流露出這樣的情緒。“滄浪”一語用《孟子·離婁篇》所引古歌：“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之意。在詩人看來，百花潭水即如滄浪之水，清可濯纓，濁可濯足。因時而異，與世推移的寓意十分明顯。詩人欣然自樂的神態在這兩句詩中表現得至為酣暢。

“風含翠筱娟娟凈，雨浥紅蕖冉冉香”，描寫草堂景物。羅大徑《鶴林玉露》云：“風含雨浥一聯，上句風中有雨，下句雨中有風，謂之互體”。翠筱，即綠竹;娟娟，美好貌;紅蕖，荷花;冉冉，柔婉貌。上句言翠竹迎風，呈其疏秀，下句言紅荷沾雨，吐其芬芳。曰“凈”曰“浥”見得雨細，曰“含”曰“香”見得風輕。這兩句是景語，清新自然，頗具神韻，然而何嘗不是情語?它表現了詩人率性任意，傾心自然的情感因素。惟其任情，方逗引出對于自然景物的無限愛撫。我想，詩人大約每日觀竹賞荷，愛慕不已。不然何以對一竹一荷觀察得如此細致入微：翠、紅、(視覺描寫)、凈(知覺描寫)、香(嗅覺描寫)、娟娟、冉冉(形態描寫)。非但寫竹、荷如此，由于閑散自適，無所拘束，詩人眼中的所有景物也無不呈現出一種超逸、疏快的風格：“無數蜻蜓齊上下，一雙鸂鶒對沉浮”，(《卜居》)“榿林礙日吟風葉，籠竹和煙滴露梢”，(《堂成》)“圓荷浮小葉，細麥落輕花”，(《為農》)“秋水才深四五尺，野航恰受兩三人”，(《南鄰》)“一徑野花落，孤村春水生”，(《遣意二首》)“澄江平少岸，幽樹晚多花”(《水檻遣心二首》)。幽居自得之趣隨處可察。對這一時期的詩作，注家多以“散淡真率”，“蕭散”，“灑麗清真”，“風韻閑淡”“超脫真趣”“自見天趣”，“細潤有味”評析，說明是看到了詩人作品風格的變化。唐司空圖《詩品》“疏野”條云：“惟性所宅，其取弗羈，控物自富，與率為期”。這疏野的品格主要表現為任性自然，真率無拘，用來形容杜甫入蜀后的心態舉止，形容草堂諸詩的風格最是貼切。

“厚祿”二句寫客中少助，生活局促情形，用語十分沉痛。杜公漂泊入蜀，卜居草堂，暫得一席之地。但昔日厚祿故人竟日絕書信，故覺環堵蕭然，饔飧不繼，過日恒饑。以為這兩句詩是自傷窮困是不夠的，如果與“欲填溝壑惟疏放，自笑狂夫老更狂”放在一起，即可見欲揚先抑的效果是很明顯強烈的。此言雖故人書信斷絕，稚子形色凄涼，而狂夫于此絕無自悔，即如填充溝壑，仍一味疏放，而無纖毫不愜于心。至此，我們該能感到詩人精神酣足，意到筆隨，一股忘懷得失，豪放曠達之氣概。如果考察杜甫平生所歷，則不難看出，“惟為拾遺侍從半載，安居草堂僅及年余，此外皆饑餓窮山，流離道路，乃短詠長吟，激昂頓挫，蒿目者民生，系懷著君國，所遇之困阨，曾不少芥蒂于其胸中”。(《杜詩鏡銓自序》)而《狂夫》一詩卻赫然醒目，將其另一心理層凸現出來。這所謂“另一心理層”即指杜甫在政治理想遭遇挫折之后，身居鄉野，純任自然，超脫豁達的內心世界。《狂夫》等諸多篇什，都表現了詩人對于疏放無拘的追求。清人盧元昌《杜闡》認為此詩系“詩成之后，用末句狂夫為題”。作為一種推測雖未嘗不可，然而詩人完全可用“遣興”，“遣懷”之類命題，卻畢竟以“狂夫”為題。因此，不論先有“狂夫”之題而后有詩，或者詩成之后拈“狂夫”作題，皆是以見得杜公心目中已然形成了一個疏放不拘的狂夫形象，這個“狂夫”便是詩人自己。

作為自畫像，《狂夫》一詩彌足珍貴，在杜甫思想性格的發展軌跡中堪稱一座里程碑。“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這一封建士大夫通常要走的路，杜甫沒有也不可能繞過去。“世與我而相違，復駕言兮焉求?”陶淵明歸田守拙，中以超脫現實之外的方式與黑暗社會相對立，杜甫何嘗沒有久在樊籠，思返自然的企望呢。而當他一但安居草堂，在悠然自得的生活中獲得自由而恬靜的心境之后，便如同尋到了歸宿：微軀此外便何求?詩人荷著沉重的心理負擔，拖著疲憊的身軀，終于在成都草堂找到了得以喘息休憩的境地。他退隱了，而且確乎想在此終老。不過，這與陶潛的歸田不同，與孟浩然的“隱鹿門山，以詩自適”不同，與王維的不官不隱，半官半隱的“高人”形象亦不同。至于那些“托薛蘿以射利，假巖壑以釣名”(《舊唐書·隱逸傳》)的士大夫們則不可與杜甫同日而語。先生歷盡亂離，窮愁漂泊，殫心盡氣，志不得伸，他太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