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宮曉衛

坐使神州竟陸沉， 秋江百丈莫言深。

南遷不少黃潛善， 留守空為宗汝霖。

下瀨將軍窺故國， 太行忠義感雄心。

望仙閣里千回醉， 只是難忘玉樹音。

張篤慶

詩原有序：“《明紀編年》：時吳三桂逐賊西遁，大清定鼎燕，移諭江南削發投順。六月，史可法奏報清兵南下，上方排優宴飲不問。”從序和詩本身，不難體會到詩人對明朝亡國的感慨之情。在對南明國君于大敵當前之際卻只顧偷安宴游、醉生夢死的悲憤中，透出了詩人一腔摯熱的愛國之心。

詩首句十分沉痛，“坐使”二字尤為刺目，它把南明王朝置國家大計于不顧，只顧享樂，導致亡國的可悲結局的原因淋漓道出，是對南明統治者的辛辣鞭撻。在北京已落清軍之手時，大江南北之地尚多為明王朝所有，且又有長江天險可憑恃，倘使福王朱由崧稍有志氣，未嘗不可使明王朝偏安江南，再圖恢復。但是由于他本人的荒淫腐化，朝廷中馬士英、阮大鋮等權奸當道，竟讓清軍毫不費力地踏過了長江，“秋江百丈莫言深”，極為沉痛!“南遷不少黃潛善，留守空為宗汝霖。”沈德潛在《國朝詩別裁集》中曾為之注釋：“黃潛善，指馬士英、阮大鋮言；宗汝霖，指史可法言。見史之必不能勝馬、阮，猶宗之必不能勝黃、汪也。”明確指出了詩人比喻的用意。黃潛善，在宋高宗時任右仆射，他逐李綱、殺陳東、歐陽澈，主謀南遷揚州，后與汪伯彥同居相位，因循茍安，不作戰備，為當時軍民所痛恨。而擁立南明福王的馬士英也是這類奸佞人物，他任弘光朝東閣大學士，起用閹黨阮大鋮，專與東林黨人相傾軋，排斥愛國將領史可法等，而不為防御清兵之計。福王原本昏庸，史載其登位后，郁悶不樂，朝臣以為他是為清兵南下、國事危殆擔憂，問之，卻說：“朕未暇慮此，所憂梨園子弟，無一佳者，意欲廣選良家，以充掖庭，惟諸卿早行之耳。”于是馬士英等即廣搜優伶，以充填庸君之欲。朱由崧則終日深居宮中，雜宦伶串戲為樂。如此君主朝臣，能不敗乎?正由于馬士英這樣的奸佞之徒在南明王朝中占了統治地位，所以詩人才感嘆道“不少”，也就是言其多。可是象宋代宗澤(字汝霖)那樣的以國事為重，一心報國的優秀人物卻太少了。史可法雖有報國之忠誠，但人單勢孤，他被馬士英以督師為名使駐揚州，只能以自己的愛國熱血堅守孤城，最后為國捐軀。他也和當年的宗澤一樣，因朝中奸佞當道而壯志難酬。而作為南明王朝也正因為福王沉溺宴樂，權落奸臣之手，盡管朝中尚有史可法這樣的俊才，也是英雄無用，“空有”而已。六七兩句承上而出，寫與統治者相反的是南北方將士的抗清熱情。“下瀨將軍”在這里蓋指浙江、福建、廣東一帶為故國而戰的忠義之士，“大行忠義”指北方中原地區的抗清隊伍。他們的愛國熱情是可歌可泣的，相形之下，南明之統治者不是尤見可悲么。結束兩句再以歷史作比。當年陳后主就在南明福王登位的南京，歷史是這般巧合：陳后主因政治腐敗、荒淫享樂，且自恃長江天險，終至城破為隋兵所執；福王信用奸佞，縱情聲色，也終于亡國。詩人諷刺了南明統治者重蹈歷史覆轍的可嘆與可悲。望仙閣原是陳后主的宮庭建筑之一。陳后主在位時，大建宮室，據《陳書》載：“于光昭殿前起臨春、結綺、望仙之閣。”(《張貴妃傳》)他日與嬪妃、文臣游宴，又制作艷曲，《玉樹后庭花》即是著名的一篇。隨著陳亡，《玉樹后庭花》就每每作為亡國之音的代名詞出現了。歷史無獨有偶，千年之后，南明小朝廷又唱了一出《玉樹后庭花》的悲劇，在后宮演唱阮大鋮的劇本《燕子箋》。當清兵渡江時，福王朱由崧正荒宴至夜半，聞報警，率宦官宮妾倉皇出逃。“難忘玉樹音”，既是對歷史的總結，也是深深的遺憾。

張篤慶的《明季詠史》一組百余首，統稱為《明季百一詩》，寫南渡后有42首。清人張維屏曾評之曰：“沉郁悲涼，詩中有史，而明之所由以亡，亦即此可見矣。”(《國朝詩人徵略聽松廬詩話》)實為的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