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思

其一

弱冠弄柔翰，卓犖觀群書。著論準過秦，作賦擬子虛。

過城苦鳴鏑，羽檄飛京都。雖非甲胄士，疇昔覽穰苴。

長嘯激清風，志若無東吳。鉛刀貴一割，夢想騁良圖。

左眄澄江湘，右盼定羌胡。功成不受爵，長揖歸田廬。

其二

郁郁澗底松，離離山上苗，以彼徑寸莖，蔭此百尺條。

世胄躡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勢使之然，由來非一朝。

金張藉舊業，七葉珥漢貂。馮公豈不偉，白首不見招。

為劉勰和鍾嶸所盡情贊美的“建安風骨”，那種充分反映漢、魏之際的時代風云和人民苦難的現實主義文學的健康風格，在西晉太康(公元265—307年)時代，雖說還略有遺風余緒，然而內容畢竟趨于空洞，片面追求技巧的形式主義傾向已經抬頭。馳騁在當時詩壇上的，有所謂三張(張華、張載、張協)，二陸(陸機、陸云)、兩潘(潘岳、潘尼)、一左(左思)。盡管這里面的大部分詩人都曾在詩、賦上進行過苦心探索，掌握了各自擅長的技巧，表現了他們的獨特風格，并且獲得詩壇“中興”的美譽(見《詩品·序》);然而，他們的生活視野畢竟欠廣闊，思想襟抱畢竟不夠高。不是偏于華辭麗采的堆砌，就是耽于瑣細摹古的刻畫。在這樣一個寂寞詩壇上，縱橫馳騁，獨樹異幟，歌唱出當時反對腐朽門閥制度的鏜巨聲的，只有列名在以上八人之末、出身寒門的左思。

正由于左思社會地位寒微，流傳下來的有關他的生平資料也就少而又少。我們所能知道的就是，他父親左熹累官至侍御史，他妹妹左芬被選入宮。特別是為大家所熟知的“洛陽紙貴”這一個典故，就是指他的名作《三都賦》深受讀者歡迎，從而引起紙價高抬的佳話。

但是，他的真正傳世名篇并不是《三都賦》，而是由八首五古合成的組詩《詠史》。

“詠史”這一詩體，最早見于班固贊美孝女緹縈的《詠史》之作。但那詩并無詩味，是一篇不象散文也不很象詩的東西，說它“質木無文”(《詩品·序》)，也許還帶著些含蓄的意味。直到魏、晉時代，終于有了顯著的發展。前于左思的曹植曾作《三良詩》，為殉秦穆公之葬的三位賢臣的慘酷遭遇表示深沉哀悼。長夜漫漫、一往不復的作者之情，再不是“質木無文”，而是文辭悱惻了。后于左思的陶潛，其名作《詠荊軻》，則更是皮里陽秋，借荊軻尊重高漸離史事，諷刺當時無才無德而居高位的小人。總的說來，“詠史”在這一時代有了發展和提高，抒情、述感因素的濃郁代替了史事的復述。

然而真正開拓了“詠史”藝術領域，把詠史、詠懷二者水乳交融地結合起來，寫成規模宏大的組詩，對后代詩歌發生深廣影響的，卻是左思的“詠史”。盡管左思作品流傳至今的不多，但就憑這一組不凡的組詩，加上他的《嬌女》，他的名字已經不朽了。

《詠史》詩共八首。據詩中“左眄澄江湘，右盼定羌胡”二句推斷，此詩當作于公元二八○年，即晉滅吳以前。其主要思想內容是借歷史人物作為比擬，以抒發懷才不遇和憎惡丑惡現實的郁勃之感。第一首是序詩，突出地揭示詩人的壯志高標。第二首針對當時門閥制度和社會風氣的不合理和腐朽，進行諷刺。第三首表示欽仰歷史前賢，從而說明詩人的崇高襟抱。第四言通過京城豪華生活的描繪，對貴族進行鞭撻，并通過對前輩揚雄的贊美，表明自己不與卿相往還的傲兀，補充前面幾首所已觸及的清濁對比和理想抒發，表示自己盡管一時受到冷落，但卻深信可以長垂不朽。第五、六兩首分別贊揚了許由、荊軻，情緒逐步轉向昂揚，不僅表現了高蹈精神，更洋溢著睥睨四海、糞土權貴的豪情壯志。第七首感情波濤顯得低落，從前面的慷慨悲歌一轉而為對歷古奇才不遇之士的同情和慨嘆。最后一首，這種思想就更有所發展，抒發了詩人對世態得失無常的嗟嘆。并以將安于貧賤、守莊子飲河滿腹之言，作為結束。如果說組詩的開始是向往于積極立功，那么最后卻是懷著無可奈何的心情，落得做一個消極的“達士”。當“兼善天下”的理想破產的時候，“獨善其身”的人生觀的出現是必然的。源于孟子的這一個有關出、處問題的名言，對后代文人發生過長期影響。左思是這樣;白居易談得就更多;在李商隱的《安定城樓》中，這一對矛盾寫得相當集中、精采。

現在，我們挑第一、二兩首進行剖析。

第一首是組詩的序幕。序幕應該負有籠罩全文和引導全文的作用。既然《詠史》是借吟詠歷史人物以抒發懷才不遇之情，那么，首先詩人是一個怎樣的“才”，就必須將其寫透寫足。也只有把出眾的人才之受壓抑寫透寫足，那么壓抑人才的社會之腐朽，人才之所以受壓抑的癥結何在，歷代人才之受壓抑和詩人左思之受壓抑，古今的心靈是如何脈脈相通，以及詩人受壓抑時曾經產生過哪些郁勃之思，這一切描繪就都有個觸發點和基礎了。

“才”的描寫是結合著雄圖大略的“志”的自述而展示的。因此，這首詩不但表現了詩人才學之富，更渲染出一種文武兼資的詩人積極用世、以定國安邦為己任的磅礴氣概。說到才學，他二十歲起就能搦筆為文、博覽群書。“弄柔翰”的“弄”字，生動地表明一枝筆到了他手中，如何得心應手;用“卓犖”來修飾讀書，就更說明其識見的特達不凡。不僅如此，為了進一步渲染人才，作者更用西漢時《過秦論》和《子虛賦》兩篇名著的作者，賈誼和司馬相如的才華橫溢來自況。這是第一層。“邊城苦鳴鏑”，以下四句，轉為抒寫對武略的通曉。但寫法卻又與上不同。這是結合著國家邊廷多故引發出來的。正因為“邊城苦鳴鏑”所以就很自然地過渡到企圖在武功上報效君國的自述。他雖說不是行伍出身，但卻學過戰國時代司馬穰苴的兵法。亦文亦武，可謂通才。這是第二層。從“長嘯激清風”起到篇末，波瀾壯闊而又氣壯山河地盡情描繪了自己的雄心壯志。他的“長嘯”寄托著他的“夢想”。他的“夢想”表明他朝朝暮暮地希望他的出色策略得以施展。但寫到這里，筆鋒卻又陡然一轉，宕開前文，情韻也隨之由雄健變為沖淡。這就是最后兩句：“功成不受爵，長揖歸田廬”。經過這樣的畫龍點睛，詩人的身影就顯得更高了。詩人希望自己懷抱得以舒展的深心，也得到更準確的表現。這種熱切希望立功而并不貪圖受賞的心情，在組詩第三首中，詩人曾做了引伸和深入的描繪：“功成恥受賞，高節卓不群。”浩蕩的胸襟，堅貞的操守，表現為坦率而駿邁的語言。這和“長揖歸田廬”的沖淡、曠達情調雖有不同，但就其顯示詩人的高曠風標而言，卻是互為輝映的。

這首詩最顯著的藝術特色，是融議論于形象之中，為富于才略的詩人的自我塑像。

唯其采用議論方式，而又能坦率詠懷，所以既擺脫了阮籍的深晦，也不同于陸機的矜持，筆觸舒卷自如，布局也能以簡馭繁。盡管從總體說來，不外是描述才干、抒寫懷抱，然而其間各個層次和側面的過渡，卻顯得移步換形。同是說文才，從觀書說到作文。同是說武略，由邊報傳來說到自已嫻于軍事之學。同是說志愿宏偉，從長嘯生風說到積想成夢，從矢志統一江湘，到切望平定羌胡。從頭到尾，象清泉汩汩，順暢中見悠揚，縱橫自如中見坦率，筆力遒健中見頓挫。劉熙載說左太沖《詠史》“似論體”(《藝概》卷二)，確有見解。不過這“論體”絕對不同于一般議論，它是溶為形象的議論。

唯其能把議論溶解在形象之中，所以作品富有感情色彩。不管是回顧過去、面對現實或馳想未來，一切理想和雄圖的表述，都緊緊地扣合著激發人們想象的具體事物。不是抽象地說什么善于為文，而是借《過秦》、《子虛》兩文的作者用以自況。不是干巴巴地說什么邊廷多警，而是善于讓讀者眼看到“羽檄”之飛，親聽到“鳴鏑”之響。不是空寫壯志宏偉，而偏是活生生地描繪出一個巨人的顧盼自豪、氣吞河岳的神態，把詩人自我升到高處，讓他看到遠方，開拓了藝術空間，渲染其視野之廣、志愿之宏。這樣，“左眄澄江湘，右盼定羌胡”，就顯出水到渠成之勢。

這樣，有關“詠史”、“詠懷”的議論就再也不空了。詩人帶著感情和對客觀事物具體特征和意象，揭開了層層畫卷。既縱論古今，又展示了自我的高大塑像;既增加筆勢的流轉，又平添氣象的開闊。

詠史、詠懷，都不能離開立足的高度和視野的遠度。這首序詩之所以能為詩人塑像，塑得真切，塑得宏偉，同作者襟懷的放宕開闊和藝術風格的瑰奇簡勁是分不開的。清人陳祚明評曰：“太沖一代偉人，胸次浩蕩，灑然流詠。似孟德而加以流麗，仿子建而獨能簡貴。”(《采菽堂古詩選集》卷十一)極為中肯。的確，即使僅僅從這一首序詩看來，其神浩蕩，其形高撥，其言簡樸，已可想見。概括說來，它接近古代西方文論家朗加納斯所說的“崇高”風格。這正因為，左思的出自肺腑，擲地有聲的警句，恰如他所自我表述的人格：重若千鈞。特別是“在恰到好處的場合提出，就會以閃電般的光采照徹整個問題，而在剎那之間顯出雄辯家的全部威力。”(朗加納斯：《論崇高》)這種雄辯家的威力，出于一個詩人筆下而又作為自我畫像從容展現時，再也不象他講話時的口吃，而是顯得瀟灑自如、頓挫遒勁了。

在《詠史》這一篇組詩中，最最神采飛揚的當數第五首，但就左思揭示人才受壓抑的根源和強烈鞭撻當時腐朽的門閥制度說來，卻以第二首的反映最為集中，最為飽滿，在整個組詩的形象體系中，居于關鍵地位。如果說第一首側重懷抱的抒寫，以總領方式引出全詩的不平之鳴，那么第二首卻是寫不平現象由來已久。

第二首也還是分三層。開頭的“郁郁澗底松”四句，顯示了比興手法的卓越。蒼松以百尺之材，處于“澗底”;相反地，莖高徑寸的小苗，卻不僅高踞山上，而且茂盛非凡。一高一低，一賤一貴，這樣的對比，已經為下文正面評說儲蓄了充分聲勢。這是第一層。“世胄躡高位”四句，不僅把前一層比興化為明朗的揭露和鞭撻的賦體，還做了更深一層的發掘。詩人是這樣處理過渡。這就是說，自然界中存在著苗踞山上和松居澗底，難道社會上不合理的制度，不也是同樣根深蒂固、古已有之么?這是第二層。處于寒門、貴族之分如此嚴峻的“地勢”之下，無才者因門閥之高而異常顯赫，有才者因門閥之低而終生坎坷。一邊是赫赫洋洋的金日䃅和張湯，一邊是年老官微的馮唐。寫出他們的地位懸殊，“躡高位”和“沉下僚”的具體事例有了，“由來非一朝”的鐵證也昭然若揭了。這是第三層。

總的說來，這首詩主要運用對比手法，對當時不合理的社會進行無情的揭露和抨擊，但揭露、抨擊的描繪，最終仍歸結為憤憤不平的抒發，亦即整篇組詩的基調。當然，對比手法在前后層次中是有變化的。第一層對比采取比擬方式，由于隱而未顯，所以情感抒發以凝煉見長，寓諷刺于含蓄之中。第二層對比因為化隱為顯，故能情感迸發。如果說前二句中的一“躡”一“沉”還屬于冷眼觀察，那么，后二句轉入“地熱”和“由來”的揭示，就表現為詩人的痛心疾首和大聲疾呼了。第三層對比是第二層對比的具體化，而全詩結尾兩句，則更是通篇穴眼。金、張顯貴不過是作為反襯，目的在于突出馮唐之悲。對于用以自況的老馮唐，詩人不僅稱其偉大，更值得注意的是運用強有力的反問語氣，表明“馮公”不受重用，已足痛心，何況他又是一直被冷遇到暮年!

如果把這兩首詩進行比較，我們可以發現，郁勃不平之氣的抒發，高曠其志，挺拔其詞，二者基本相同。但由于具體內容的差異，每首各有其特殊風格。第一首以抒發懷抱為主，所以風格側重雄遒，表現為氣吞河岳之勢;第二首以分寫士庶、貴賤之對立為主，所以風格側重冷雋。第一首以自述為主，偏于縱斷面描寫;第二首通體運用對比手法，表現為橫斷面揭示。第一首觸及的內容，包含著多種層次和側面，因而作為詩歌的藝術處理，需要壓縮，需要及時轉換，因此節奏顯得特別流轉;第二首內容始終圍繞著“地勢”懸殊這一個核心，表現為作者的冷眼諦視和深沉慨嘆，風格以沉著頓挫見長，節奏較前首為緩。